“创意城市网络”与设计城市格局——关于中国“申都”城市的文化断想

“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基本可以理解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0）推出的一项城市动员计划，也是在世界城市之间搭起的一座交流平台。“全球创意城市网络”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0次执行委员会于2004年10月提议并发起，直接对应联合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从该计划的一系列文件及执行的状态来看，它着眼于新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发展与文化多样化视角，推动具有创意特色的地域文化建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发达国家与商业都会城市为中心的世界城市关系版图，将更为丰富的城市文化呈现于世界。因此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积极关注与踊跃参与。命名“设计之都”城市是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目前加入“设计之都”的，既有工业发达国家的老牌城市，也有新兴经济国家的后起之秀，而中国的加入，无疑为整个网络计划增加了东方的、发展过程中的城市色彩。

另一方面，“创意城市网络”又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有着独特的、游离于传统国际事务之外的特殊内涵。可以说这项计划既不直接与经济贸易连接，又不处于政治博弈的焦点；与当前世界为之焦虑的安全、环境、贫困等主题无关，也不附加过多的意识形态条件；有各种评价指标又不具备责任互约性，有专业活动的某种属性又与真正的专业平台差距甚大，有很强的国家色彩又有点NGO“草根国际”的“自娱自乐”性质。总之，笔者以为，它更像一个世界级的城市俱乐部，唯一的真正功能是一种文化动员，是为推升文化多样性与推动社会创造活力而行动起来的一种跨越利益疆界的城市互动。如果说，在这个“俱乐部”里也有共同的价值观的话，那就是崇尚普遍的、平等的合作与发展原则，推行一种适合于未来城市与地球生存的共同文明。“创意”这个主题概念在某种含义上不无挑战当下价值观与发展观的意味，应该说拓展城市创意资源、重视历史文化遣产、强调人类行为的自我约束与反省、积极探索不拘一格的地域文化和更具品质感的审美介入，是这个网络计划最值得重视与推进的组成部分。

2005年以来，中国各地城市不同程度地介入、参与这项推动计划，目前成果比较明显的是深圳、上海，另外还包括正在积极开展活动的北京、成都、昆明等城市。作为联合国组织发起国、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在很多项目上都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合作，但是象“创意城市网络”计划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多个城市都积极重视、主动参与的，似乎并不多见。并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该项计划本身也还在方兴未艾的探索和实验期，中国的介入几乎与该项计划的推出与成熟同步；应当说这与中国社会正在日益推进深度国际融合、谋求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改革进程有关，同时也与21世纪以来各地兴起的重视城市创意革新、推进现代化进程的热潮有关。中国城市对这项计划的介入将会产生怎样的长远影响，目前尚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对于城市自身的文化定位思考以及中国创意城市格局的形成是有积极意义的。

目前在“创意城市”方面走得最近的，是深圳、上海、北京三座城市，也许有某种巧合，也许是某种还未曾为我们所察觉的历史机缘，这三座城市恰好对应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城市文化定位的三种不同坐标，某种程度上为解读当代中国城市的创意文化属性提供一种逻辑结构，这对于研究者而言是饶有兴味的。

笔者以为，不同城市的文化定位，是不同于它的政治定位、经济定位或者单纯的历史地位的一个解读视角。城市的文化定位及其品质，产生于城市的地缘环境与自身的内在文化结构，这种定位或多或少成为影响城市生存及发展选择的某种依据或参照。举例而言，目前在文坛坊间、茶余饭后隐约可见的“城市角色焦虑”，不仅会出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前沿城市，也会出现在杭州、南京、合肥这样的地域中心城市；而民间与媒体最常引用而又极易混淆视听的所谓“幸福指数”，其实其许多内涵也与城市生活的文化品质与民间自然形成的文化定位有关。而议论颇多的各种城市角色焦虑恰恰反映出城市决策者对无形的城市文化定位长期忽视或片面解释而造成的综合反映。而“创意城市”在中国的兴起并能迅速推行，则或许潜在地与这样的一种文化缺失“综合症”有关，同样也和某种针对性的文化修复方案有关。

“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包括着设计之都、文学之都、美食之都、电影之都等多项主题，不同程度地显示着一种非政府组织行动的特有色彩。从最简单的文化逻辑来看，“创意”的城市文化总有一种草根性，因为它与变更、挑战、甚至叛逆的文化表现有关，所以在这种城市文化兴起的初期往往是自然的、民间的、偶发的、甚至是离经叛道的。美国学者理查德•弗罗伦达的创意城市指数之所以强调“同性恋者”人数的指标意义，其含义也在于此，其不可理喻仅仅在于以偏概全而已。创意城市的文化意义就在于，一座有着不同程度的自身文脉的城市，能否在面对敢于挑战既存生活形态、历史面貌、文化个性以及价值方式的革新力量面前形成得体的、体现城市文明精神的判断与包容度。城市本身不能代替创新的力量，但是城市可以包容创新、接纳创新并将其吸纳到新的城市生活中，这就是创意城市的城市文化内涵，同时也意味着“创意城市”题中应有的文化定位。所以它必然有一个从草根走向官方、从个别走向风气、从“叛逆”走向名正言顺的“创新”过程，每个城市选择这种创新方式的过程与取向，形成不同创意城市的角色史、成就史。

深圳是第一个敢吃这口“螃蟹”的城市，也是第一个从这只螃蟹中品尝出滋味的城市。深圳是中国城市中新兴城市的典型，同时也是世界上少有的、从城市崛起的初期就有活跃的设计活动参与其中的城市。如果我们可以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深圳城市活动定义为深圳“城市化”崛起的历史，那么这些活跃于深圳城市文化早期的设计活动与城市成长的关系就是城市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难得的案例。尽管这些设计活动当初多限于平面设计范畴，最开始也与城市建设、发展无关，可以说是一种从身份到影响力都非常“草根化”的微生存状态。但是在这座没有雄厚的产业资本、没有绵长的历史文脉、更没有显赫的政治资源的城市，恰恰是这种“微生存”的设计状态，集聚了一批有能力、有想法而又不满过于压抑的传统城市文化类型的设计新人，集聚起一个以服务这些设计活动的印刷产业、服务市场以及文博事业，集聚起一个自然的设计产业链与文化集群链；这些逐渐显现的民间文化集聚，不仅改变着整个当代中国设计发展的方式与取向，也改变着深圳这座城市对于设计的认知与价值认同。这就是深圳的机遇，如果是在一个文化资源过于深厚的城市，这种微形的设计生存与创造能量或许还不足以引起从市民到市长的感性反映。严格而言，深圳的设计成长，并没有从城市的物理空间上产生有真正价值的影响，对于这座城市以高科技能量集聚与新经济产业区定位的经济格局也没有带来指标性的改变，但它确实改变了城市的文化氛围与心理空间，在这一点上，对于普通市民的生活感受与文化认同将产生长远的影响。深圳这座城市的文化包容性与艺术活动的活跃有直接而深刻的联系。考察深圳城市的文化包容性不用佛罗伦达的“同性恋”指数，一个深圳人都熟悉的小故事是：九十年代末期，在多数市民还不知“何为当代艺术”的年代，一个在何香凝美术馆举办的当代艺术展中，一口水池中放满了腐烂的苹果，不用过多探讨这一展品的文化含义，仅是令人掩鼻的烂苹果味就使很多观众担心这件展品、甚至整个展览能否继续展出；就在市民与媒体议论纷纷之际，果然市长去了，结果是展览一切如故，议论自然消失。对于市长与市民而言，接受的可能未必是这件展品本身，而是一种文化包容的态度。对于深圳的设计师与艺术家而言，他们的作为非常普通，就是不断地推出富于个性与文化多样性的设计作品、筹办好评如潮的展览与带出了一批趣味盎然的观展市民，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将设计自然地溶入这座城市的个性之中，将“创意”图式化成一种张扬城市精神的精巧名片，而这种对于设计“没有隔膜”的认同对于中国第一个申报“设计之都”的城市决策而言是何等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