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赋权——北京防空地下室的转变
- Update:2015-04-17
- 来源: 2015年第1期
内容摘要
编者按：周子书是一名跨学科领域的设计师。2006 年，获得中央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硕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美术馆工作。2008-2010 年，曾先后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出访海外中国文化中心进行一系列的设计工作，并参与到文化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形象设计工作中去。2012 年，周子书来到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开始攻读他的第二个硕士学位：叙事性空间策划及设计。北京望京防空地下室的改造是其近期产生社会影响的设计案例，本文为本刊编辑部根据周子书演讲录音及PPT 整理而成。
一
地下室项目一开始是我的毕业设计。初衷是源于收看BBC 的新闻，看到了曼彻斯特挖掘出维多利亚时代的有人居住过的地下室遗址，这触动了我的神经。当时，我收集了世界各地很多关于地下室的资料，从而了解到，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纽约，也都有很多人仍然住在地下室。
后来我想到，北京也正好有一类特殊形态的居住空间——防空地下室。2014 年，据说北京有100 万人住在地下，其中1.7 万人住地下室。北京地下室的历史大概从80 年代开始，1986 年，民房局规定10 层以上的建筑都需要有民用防空地下室。但是由于当时国家没有资金支持，所以很多地下室都是脏乱差，后来政府才开始鼓励大家更加充分地使用地下室，包括餐饮、住宿等。2004 年，北京地下室达到了一个高峰，那时候地下人满为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包括破坏门禁锁、偷电、偷晾衣绳上的衣服等等。这也造成自2006 年开始，清退地下室的居民成为当时媒体主要的声音。2010 年，民房局作出三年计划，准备在三年内清退地下室的民工。但是，由于其中有巨大的利益冲突，导致了2010 年朝阳公园南门地下室房东集体抗议的千人游行。截至2012年2 月1 日，地下室清退计划连三分之一都没有达成。
从1986 年到2012 年这二十几年的地下室发展历史中，不同的时间节点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我这个项目选择在2013 年做，就是因为看到了政府政策在治理地下室方面的无能为力。由此，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主题：“如何通过对人防地下室进行重新定义，从而重新赋权于新生代农民工和地下室的利益相关者以新的角色，并通过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获得‘空间正义’，重建北京的社会资本？”因此，整个项目的核心并不是空间改造，而是关于社会资本在地下如何重建的过程，是试图让每个利益相关者都能通过地下室获益。
二
一开始，我们把望京地下室都跑遍了，98% 的房东都不想见我们，因为我们不太像住地下室的人，看一眼就把我们轰走了。房东刘青是唯一想跟我们聊的人，尽管第一次两个小时的长谈似乎没有什么收获，但他还是从最初的疑惑与犹豫变得态度坚定起来。地下室入口处的一块地毯成为房东意图改变的一个象征。就这样，我们租到了这个只有14 平方米的地下室房间。地下室的居民相互之间都不认识，房东就充当了桥梁的作用，帮助我介绍认识了各个地下室的年轻人。而我就通过扫地到每个门口来与他们攀谈、交朋友。
沟通不可能是高姿态的，用居高临下的方式讲话会让人觉得心里不舒服，于是我就通过吃烤肉、喝啤酒、做足疗、唱卡拉OK 来和他们沟通，结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也了解了他们虽然各不相同，但仍充满色彩的人生轨迹。也正是在与他们沟通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首先，今天的农民工并不缺钱，因为他们很多人的工资都有5000到8000 元。第二，他们并不想把地下室变成多么好的空间，因为没有人愿意住地下室，都是短暂的使用。于是，他们的核心问题就在于缺乏社会资本，缺乏知识扩展和职业发展的可能性。于是我就想到，是不是可以通过技能交换的方式来探索地上地下年轻人之间交流的可能性，并且帮助地下室的年轻人拓展自己职业发展可能性的相关知识，重新扩大自己的社会资本圈子。
技能交换，不是简单的单向传授，而是通过双方的对话，让人对某项职业发展有一定的了解，以此判断这个方向是不是适合自己。通过对地下和地上居民采访的对比，我们发现地下室的居民反而会比坐办公室的人更明确自己有什么技能可以跟别人交换。
后来我们进行了一个测试，让地下室的居民了解整个过程。在得到的反馈中，我们意识到必须改善地下室的基本环境以增强地下室年轻人的自信，并增强对地上居民的吸引。正当我们准备要开始刷墙的时候，有一位小伙子就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你最好不要把墙全刷白，我们很多人挣了钱想回家盖房子，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刷一个房子形，但是墙上脏的地方还留在那里。“上面是现实，下面是梦想”，这就是出自一个地下室居民的想法。这样，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材料和适当的空间尺度，塑造了一个“异托邦”的空间。
因为我们做技能交换，不是每次都邀请别人来，都是我们不认识的，我们需要有一个程序让更多的人自发性地参与地下室的活动。那么如何用视觉的方式来呈现人和人之间的互信？我最早的想法，是用软件做成很炫的设计。但这样的设计并不属于地下室这个空间。我觉得这是我学到的地方。后来我发现房间的墙上有六七个不同种类的挂衣钩，都是以前住在这个房间里的居民留下的。每一个挂衣钩，都是一个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痕迹和表情。于是我们就用彩色的晾衣绳、衣服挂钩和中国地图把墙面按原有的痕迹重新构造出来，一个是地下的，一个是地上的，通过这种方式相互连接，在墙上写上自己想要交换的方式，从而建构了一个潜在的交互模型。所有的参与者都成为了这件艺术装置的作者。接下来，我们做了第一个活动，向地上的居民介绍我们这个项目程序。当时来了很多人，他们非常感兴趣，远远超乎我的想象。更重要的是，这整个装置呈现出了地上和地下人们之间的互信关系，是重建社会资本的可视化过程。
三
正当我洋洋得意地回到英国做汇报的时候，我的导师直接就问我，这个项目想法虽然很好，但是钱从哪里来？怎样做这个事才能可持续地进行下去？这让我开始思考如何建立商业模型，让这个项目能够可持续地发展。
第一步，通过前面的调研，我发现空间改造是必需的。如果空间基础没有改造，别人是不愿意进去的。刨去居住空间，核心通道是我们唯一可以改造的地方。这里，我们运用了蓝黄两种色彩，地下室的居民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都是11、12 点，因此迎接他们的都是暖黄色的画面，比较温暖；而早上则是蓝色的墙面，代表一种希望。与此同时，我还尝试用不同的楼层编号来把整个地下室变成横向的“摩天楼”，从而通过数字标识在地下室建立方位感。未来的商业开发和使用中，这个层级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我们团队做的是中间主要的通道，两边墙都没有刷，后来是房东自己刷的。这其实也是我们的想法，就是通过我们的行为来鼓励居民自发地参与设计。另外，我们还找设计师把地下室的通风系统按未来的使用功能重新做了一下，把原本设计成战争期间防生化武器的地下室变成了和平时代防雾霾的利器。
第二步是地下房间的功能转化。我们在网上做了一项调研：“给你一个黑色的屋子，你希望这个房间做什么？”我们收集了400 个很有意思的想法，这些都是未来商业发展的可能性。最后我们选择做了地下电影院，每人收费20 元，当天来了15 个人，收费300 元，放映的电影是《活埋》，是大家投票选出的。
第三步，如何让这个空间能够继续进行商业化的发展？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年轻毕业生想创业，但是无力支付很高昂的工作室，他们需要临时的空间、便宜的空间。而地下室的空间，月租金少到600 元，多到2000 元，这使得这个商业模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于是我们就设计了木质的多功能工作空间，创造了一个“木屋子容器”。改造之后，我们很快就吸引到了当地社区主动租这个空间做学术讲座。但后来我也发现木头是不能用的，因为容易开裂、受潮，今后我们准备用纸做一些特殊的处理。
下一步，我们的策略是建立一个地下创意工作坊。图8 中红色的部分是我们成功落实的工作坊，收费大概是每月1800 元左右，比原价700 元要高。下面的蓝色部分是给想学习的年轻农民工居住的。上面多出来的那部钱补贴下面的住宿，农民工弱势群体的住宿费就降低了。而灰色和黑色等部分是教室、工作室和公共地带，还有一个亲子活动中心。通过“亲子”这样一个形式促进人们在空间里的交互。
坦白讲，我觉得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项目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响，引发了这么多关注。如今，这个项目已经得到了海内外天使资金的投入，一些著名房地产商也表示希望帮助我。今后，我想再用半年时间研究北京地下室，思考这些地下室商业模型的可能性，甚至包括地下物流系统。对地下资源的开发，在未来无疑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