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代的主动设计
- Update:2015-10-08
- 娄永琪
- 来源: 2015年第7期
内容摘要
设计是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从“追随”到“跨越”转型的关键要素。但设计长期以来以服务者的角色定位，使得设计对社会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在这个全球知识网络经济时代，设计需要更为主动地介入经济和社会改变，面对真实世界的挑战，寻求解决策略，推进社会创新和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社会学的建构主义概念可以很好地表述主动设计过程中行动和结构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中国转型和“发展中”的机遇
世界经济论坛把世界经济发展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要素驱动型；第二类是效率驱动型；第三类是创新驱动型。[1] 为提高发展效率，增强经济全球竞争力，中国目前正在从效率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在转型的同时，中国还面对着一个严峻的挑战：环境容量。在任何一个封闭的系统里，能量是守恒的，总是从能量高的地方往能量低的地方转移，从可利用向不可利用转化。在我们这个地球－太阳生态系统里，在自然资源和能源总量实现戏剧性突破之前，在这个体系里能源和资源转换越活跃，效率越高，消耗就越快，熵值也越大。这是基本的热力学定律，物理如此，经济如此，社会也如此。[2]
GDP 的数字非常好看，不等于我们的经济就可持续。如果要让中国人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我们还需要好几个地球。这种以消耗为特征的当下主流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20 世纪60 年代末，维克多·帕帕奈克写了《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不识时务”地批评说产品设计是这个世界上危害最大的专业之一，因为设计可以成为消费经济的帮凶。[3]其前瞻性的反思，到今天仍然振聋发聩。戈尔在2006 年拍摄的纪录片《不可忽视的真相》，用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不要以为气候危机离我们还远，其实灾难可能就在眼前。
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不管面对发展的挑战还是可持续的挑战，我们都必须作出自己的应对。我认为我们现在“发展中”的状态本身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发展中”意味着背后还有能量，有能量就有机会转向。我们必须开发出一种强有力的经济来修复以前造成的破坏。约翰·塔卡拉（John Thackara）把这种经济称为修复性经济，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消耗更少，生活更好”[4] [5]。
二、设计是解决危机的钥匙之一
设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解决危机的钥匙。近百年前，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设计与机器化大生产相适应，推动了工业社会生产产品、传播信息，将技术革命转变为生产生活方式的进程。设计成为规模生产背景下创造产品和产业价值的工具。设计先后经历了创造风格、关注意义、协调管理、创造体验、驱动创新等各个发展阶段，从之前关注物质世界，逐步拓展到非物质的领域。设计的对象也在不断延伸：从符号到物品，到活动，到关系、服务和流程，一直到系统、环境和机制（如金融和社会系统等）。[6] 如今，设计更加活跃于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战略以及全局问题。设计思维结合科技思维，给未来的发展以新的可能性，也让我们得以在需求、可能性和可行性之间取得平衡。设计已经成为创造可持续的、以人为中心的、创造型社会的关键要素。[7]
可持续发展、环境、能源、健康、教育、城市化、经济、政治、社会福利等这些当今世界的大问题，都不是单一学科的问题。在应对这些复杂性、系统性和不确定性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多学科的知识，更需要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协同。而设计正在成为协同这些不同学科知识的有效工具。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与方法，一旦与其他专业知识和准则相结合，可以帮助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链接和整合多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应对和解决这个世界不断变化的情境下的各种难题。这使设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8]
就中国发展而言，设计有两大使命：从战略角度来讲，设计应该服务于可持续发展，包括环境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社会可持续的发展；从战术角度来讲，设计应该在中国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包括第一次转型，亦即从能源高消耗、资源高消耗模式开始转向创新型、高附加值、环境友好型、社会友好型的经济模式转型；也包括二次转型，也就是政治体制、社会生活、福利保障、教育和文化体制等方面的改革。2007 年，中国发布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里面提到2020 年基本实现小康社会；到 2030 年，要实现人口数量和规模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人口质量的极大提高；到2040 年，实现资源和能量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提高；到2050 年，实现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环境质量和生态安全的极大提高。[9] 这是根据环境容量倒排的战略部署。
但按照现在的经济发展下去，资源和能源消耗零增长，环境退化零增长，完全靠市场和经济利益驱动，是很难实现的。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为可持续发展制定政策导向。只有用好政府、市场和社会这几只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转型才能成功。其中，设计应该成为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既需要“ 自下而上”的发展，也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这和是不是市场经济没有关系。即便在美国，很多为美国长时期的发展打下基础的大工程也是靠政府推行的，比如1956 年艾森豪威尔修建的贯穿全美的州际公路，走的完全是政府推动的路子。[10]
三、追踪还是跨越？
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两种思维模式：一种是追踪思维；一种是跨越思维。由于长期的落后，我们从经济、教育、民主到社会管理，主流的思维都是在追踪。引进的多，吸收的少，再创造更少，超越就更是少之又少。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转型，我们不能把其他国家的今天甚至昨天当成我们的明天。而是必须把追踪思维切换到跨越思维。跨越就是通过自定义来改变游戏规则，其核心是新“范式”的创造，包括经济、社会、创新范式等。在此过程中，设计起到的作用可以和技术创新一样重要。[11] 追踪和跨越会出现一个转折性的时间窗口，这个时间窗口来得太早，无法被社会接纳；来得太晚，又无法借力经济快速发展背后的巨大能量来完成转型。而现在，这个窗口期已经到来！
中国有机会实现跨越的领域主要有两类：第一个领域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面临的普适性机会或命题，比如互联网、物联网、移动生活、分布式能源、分布式制造、智能制造等。这里我们有机会。我们在做汽油发动机上可能跟最先进的国家差十几年，但在互联网某些领域上可能就不怎么差。例如，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14 年全球十大市值最高互联网公司，中国占了四席。[12]
第二个领域，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是我们最大的价值和机遇之所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多地方不尽人意，文化、教育、卫生、住房等方面，到处都可以发现很多“痛点”。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机会，哪里就需要设计。这么多问题意味着我们的机会也有这么多。比如说，我们有大体量的制造业需要转型，这是一个大机会；中国还有50% 的人口在农村，这与其说是一个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机会；一旦把三农背后的价值发掘出来，中国的城乡发展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来，笔者于2007 年发起的“设计丰收（DesignHarvests）”项目就是这样的一个探索[13] [14]；中国有这么大的环境问题，与解决环境问题有关的领域一定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推动，充满了创业机会；中国的医疗体系、教育体系，这些我们整天批评的东西也一定是创业最重要的风口；在政治体制上，中国政府模式下的快速决策，能够集中力量做大事也是转型期的一个宝贵资源；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我们以前总把“以人为本”理解为人是需求有待被满足的生命体，但事实上调动起人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更高层面的“以人为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的人口红利就会产生。
最后，文化对“生活质量”的定义也会推动生活方式和经济的改变。马克斯·韦伯在卡尔·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外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在他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指出文化也可以反过来决定经济[15]。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国生活方式的价值，需要被重新发掘。苏州园林用LEED 标准来看，简直不合格，门窗都不保温，但我们的混凝土公寓和园林，到底哪一种生活方式更高质量，更加可持续？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改变对“生活质量”的认识，生活方式就会转变，经济和产业也会随之转变。
四、主动设计：积极介入社会变革
重新定义未来的社会、经济将带来一场伟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在这样的过程里，一要问设计可以做什么；二要问“什么设计”能够担当这个角色。
可持续发展需要减少每个人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这和生活方式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要让大家放弃已经习惯了的高消耗的物质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世界里能量是守恒的，人的情感也是守恒的、是可以被度量的。要让人放弃什么东西，就要还给他／她什么东西。我有一个“高跟鞋”理论：大部分女士都钟爱高跟鞋，但没有人会说穿高跟鞋舒服，你选择高跟鞋的时候，就是为了性感漂亮牺牲掉舒适性，这说明人为了值得放弃的精神层面的理由是可以放弃物质上的享受的。而这个“值得放弃的理由”，可能蕴含着一个伟大的、巨大的经济力。这个经济力是社会导向、服务导向、精神和文化导向、体验导向的，这个经济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就像罗兰·巴特说的那样，人们很多时候消费的其实是产品背后的意义[16]。设计“解决问题（problem solving）”的作用已经被广泛地认识了，但“创造意义(meaning creation)”的重要性及其价值还需要进一步发掘。而后者正是设计师有别于工程师的最重要能力。通过意义改变，设计不仅可以驱动创新，还可以推动社会生活方式变革和新经济转型。
设计思维几乎可以进入任何一个领域，驱动创新和社会改变。但这种改变不会自发形成。设计行业长期以来把自己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使得设计对社会、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伟大的包豪斯运动是产业革命的结果，而不是产业革命的原因。从包豪斯到现在，设计的关注领域不断地拓展，设计的方法论、方法、工具也不断地被开发出来，但设计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始终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地位。
设计有没有可能走出被动的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成为推进社会创新和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动力呢？设计师应该是被动地进入职业市场还是创造新的市场？设计师如何主动介入和改善这个世界？作为知识分子的设计师，其社会担当和特殊贡献会在哪里？在这个全球知识网络经济时代，设计需要一种全新的、更为主动的介入经济和社会改变的姿态。不能仅仅把设计作为一个技术工种、一项服务，限定在一个小圈子里。设计必须由被动变为主动！
设计可以更加直接地面对现实世界的问题，寻求解决策略。比如说中国的教育、环境、乡村发展、健康、医疗等，都是有巨大机会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各种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卷入进来。要解决PM2.5这样的复杂综合的问题，任何单一学科的知识都不够用，各种知识需要被重新组合。商业、技术、创造和创意要被高度整合在一起，这个过程就是设计。与以前的设计角色不一样，设计给出的可以不仅仅是一个提案，而是可以介入解决策略的执行，从融资、生产、管理、服务到推广等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全过程。这个执行并不是指设计包办一切，而是通过设计实现各个不同系统的优化和链接。这是一个以创业为导向的角色，这里的创业不仅是指开公司，更是指创造前所未有的事业。
在这个新的情境下，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设计不仅仅作为服务出现，还作为资本的投入出现。在这个全球知识网络时代，数据、信息、知识等成了新的资源。设计和互联网、新技术、金融、媒体、创新创业的整合，使得设计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快公司》（FastCompany ）杂志今年发表了一篇“设计正在占领硅谷的4 个原因”的文章，提到约翰·前田（John Maeda）声称未来最成功的高科技公司会被设计公司取代，因为技术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17] 同时，像Uber、Airbnb、Linkedin 这样的以设计思维驱动的初创公司的成功，都说明设计完全有可能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更大的社会使命。这些公司都是通过设计思维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痛点”提出解决方案，它们并不制造产品，而是基于如何创造对已有资源的链接，实现生活品质的改善。对这些初创公司而言，有意思的是，设计并不是作为成本被计算的，而是作为公司最重要的初始投资。当设计作为“资本投入”，其回报的时间不是交出设计文件的那刻，而是设计产生效应的那个时候；在形式上，不是靠设计费，而是通过股份来完成价值增值。
结语：建构主义态度
设计强调边画边想，边做边想，边测试边想，而不是把所有可能的问题都想明白了，才动手提出解决策略。在不往前推进的时候，潘多拉魔盒不打开，问题根本不会暴露出来。真正创新的工作往往是边走边干，见招拆招的结果。这种探索、反思、应用及论证等不断迭代的循环模式，才更加接近“设计师式”思维的本质。[18]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我们对复杂问题和复杂系统的深度分析、测试、反馈和修正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可以在行动以外，加强人工、自然和社会系统层面的设计。这里行为体和结构之间是互相建构的关系，而行动尤为关键，是行动产生了结构。通过主动设计重构系统的过程，就是“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方式[19]。最后，主动设计要起更大的作用，必须把设计思维和能力从之前个人的、专业化的群体拓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让更多的人认识设计、运用设计、参与设计，甚至主导设计。只有这样，真正意义上“全民设计”的社会创新时代才会到来。
注释：
[1] http://www.weforum.org/reports/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4-2015
[2] Rifkin, J., & Howard, T., Entropy a New World View. New York:Viking Press, 1980.
[3]（ 美）维克多·帕帕奈克：《为真实的世界设计》，周博译，中信出版社，北京，2012。
[4] 指对生态环境具有正向的修复功能的经济，同时又具有产业化的能级. Thackara, J., Design for a new restorative economy. In E. Salmi, J. Maciak, Y. Lou, & X. Zhu (Eds.), Cumulus Working papers Shanghai. Helsinki: Aalto University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Press, 2011.
[5] Manzini, E., Design, When Everybody Design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4.
[6] Buchanan, R., Wicked Problems in Design Thinking. Design Issues, 1992.8(2), pp5–21.
[7] Sotamaa, Y., Kyoto Design Declaration 2008. Cumulus Working Papers, Kyoto 20/08. E. Salmi (Ed.). Helsinki: Kyriiri Oy, 2008, pp10-11.
[8] Lou, Y., & MA, J. (). A 3D‘ T-shaped’ Design Education Framework. Arts,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Society. G. Bast, E. Carayannis, and D. Campbell (Eds.).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5, pp123-136.
[9]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课题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调研世界》，2011.12。
[10] Weingroff, Richard F., Federal-Aid Highway Act of 1956, Creating the Interstate System. Public Roads, Summer 1996.60 (1). Retrieved from http://www.fhwa.dot.gov/ publications/publicroads/96summer/p96su10.cfm
[11] 有关技术和设计驱动的创新，参见：Norman, D. A., & Verganti R., Incremental and Radical Innovation: Design Research vs. Technology and Meaning Change. Design Issues, 2014.30(1), pp78-96.
[12]http://www.wsj.com/articles/internet-power-balance-tilts-toward-asia-1410887497
[13] Lou, Y., Valsecchi, F., & Diaza, C., Design Harvests. An Acupuncture Design Research Approach Towards Sustainability. Gothenburg, Sweden: Mistra Urban Futures Publication, 2013.
[14] 娄永琪：“一个针灸式的可持续设计方略：崇明仙桥可持续社区战略设计”，《创意与设计》， 2010.4，第33-38 页。
[15]（ 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7。
[16]（ 法）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 批评与真实》，屠友祥、温晋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8] Cross, N., Designerly Ways of Knowing.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07.
[19]（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