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货自强——百年中国工业产品的设计实践
内容摘要
本文基于“田野工作”方式，追踪近百年来中国工业产品的演变历史，发现其在不同阶段的作用，通过研究影响其发展的诸多要素之间的关系，揭示其在“被设计”表象下深层次的意义。由此发现所谓“国货”的整体价值，使之不仅能够实现面向过去事实的认同，更能够实现面向未来的建构性认同，对未来中国工业产品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一、早期中国工业产品的萌发
1840 年6 月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这场战争打乱了中国2000 余年以来封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中国及世界上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被迫卷入工业化进程的开始。此时，以林则徐、魏源、冯桂芳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通过向西方学习，开始了中国工业化的思考，其中以魏源的“师夷长技”学说最为经典，可以认为是中国工业化模式的最早集中表述。
1860 年10 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唤起了更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形成了初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要是提出了“重商”的经济思想，史学上认为这是“与传统经济思想决裂，并初步形成中国工业化思想的标志”。“重商”的思想希望优先发展贸易，进而扩大到机器大工业等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建立资本主义经济, 实质上是一种商业先发的工业化思想。
随后的洋务运动是以此自上而下的近代化运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客观上建立了中国的大机器工业，开启了工业化的大门，在产品方面制造了船舰、枪炮，后来又涉及民用工业，推动其以机器替代手工的变革，并实践了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同时，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工业国家的技术和科学思想铺平了道路。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 年4 月以签署《马关条约》为标志，宣布中国再次战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其主张把发展机器大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经济改革中心。至此，他们摆脱了“重商”的观点，确立了中国工业化思想的新基础。相对于“重商”，康有为更明确提出，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1]。他对西方考察的重点也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同时严复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角度切入，大力宣传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洋务运动的垄断或工业政策，并将西方哲学、经济学、法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对中国工业化思想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由于维新运动的失败，中国丧失了以此实现工业化的机会。1911 年10 月武昌起义爆发，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张謇提出了“实业救国”理论，由于自身是一个资本家，所以他的理论更具有操作性。他突破了前人“以商立国”和“以工立国”的狭隘思考，形成了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业派学者的基本理论。
这个时代的中国企业，经历的过程几乎都一样，即在民国初年酝酿成立，成长于1927 年至1937 年间。得益于政府出台的《公司法》等200 余部有益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一战暂时无力顾及东方之际，与同行洋货展开正面竞争，借提倡“国货”的口号抢占市场，都与国外同类产品打过官司，大部分企业成为新中国工业的基础。
金龙牌热水瓶由工商业者吴镕性、张耕莘于1937 年1 月在上海闸北地区生产，前者长期从事日本热水瓶的销售，熟悉市场又清楚了解其产品的特点。抗日战争爆发后，吴镕性辞去原职，联手汉口大昌百货店驻沪办事处好友张耕莘及在日资热水瓶厂工作的吴茂元等人，集资3000 元，开设了“永丰泰国货号”，专门销售上海地区的国货热水瓶，同时兼营五金、橡胶产品。
由于熟悉各地百货店销售状况，甚至十分了解生产工艺，他们决定自行办厂，取名“永生”，产品为金龙牌，以“热”（保温）作为消费者利益关注点。前者体现了工业化的基本思考立足点，后者则体现了工业技术驱动下，由标准化生产带来的保障[2] ：该厂专门请了玻璃行业专家来测量玻璃膨胀系数，以达到瓶底圆浑、瓶口平滑、镀银均匀、真空洁净。与此相辅，在热水瓶瓶体装饰设计方面却大量采用刻制、抛光、刻花、镀黄等10 余道工艺。虽然其装饰题材为“吉祥如意”“鸳鸯戏水”“延年益寿”“白头偕老”等传统图案，但一经现代技术介入，就焕发了新的精神面貌。（图1）
民族工商业者李东山在烟台创办宝时造钟厂，试制成功宝字牌座式7 天机械摆钟；中华珐琅厂生产的一系列立鹤牌面盆器皿中，煤油加热搪瓷茶壶是惬意生活的必需品。（图2、3）
无敌牌缝纫机由上海协昌缝纫机器制造厂制造，前身是协昌铁车铺，早期中国人将缝纫机称为“铁车”。创办初期只从事国外产品的销售及修理，1929 年后开始涉及产品制造， 1936 年又与苏联驻沪两市进出口机构签约销售苏联缝纫机，1940 年开始以无敌牌生产家用缝纫机。无敌牌意为无敌于天下，但商标图形仍然是中国吉祥物蝴蝶，英文名称为“BUTTERFLY”。（图4）同类产品中还有飞人牌缝纫机，其发展情形同无敌牌，都是将商业资本注入工业资本。
设计“情感型”的“国货”一定具有良好的市场效应，以化妆品、护肤品为最。“双妹”是中国第一代机器批量生产的化妆品，由香港广生行有限公司所有，由著名的旅美华侨、广东番禺人梁楠创办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并于1904 年（光绪三十年）参加了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这是清朝政府首次以官方名义组团参展。“双妹”通过世博会的参展及获奖进一步提升了知名度，进一步刺激了原有市场的消费热情。从已有的文献来看[3]，双妹产品坚持优质产品先导，狠抓技术，打造核心竞争力，产品经英国皇家化学专家布朗尼的检验，理化指标合格，留香时间超过12 天。（图5）
华生电风扇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终端产品设计，其仿制对象是美国的GE 电扇，而GE 电扇又是仿制德国彼得·贝伦斯的设计，所以就产品本身而言，必然传承着现代主义的基因。这种仿制不仅是一种无奈，也是中国设计师理解、体味工业化思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1925 年6月华生电扇参加美国费城世博会，并获得丁类产品银奖。至1928 年华生电扇年产量已达1 万台，1929 年达到2 万台，一经面世就将GE 产品的市场份额大幅度压缩。（图6）
从历史资料来看，民国时期的“国货”大部分都是关系民生的轻工业产品，正是其资本、生产及组织要求不是太高，所以以当时民族资本家的理解和实施能力来看是可行的，而设计的加入使得形成产品的各种要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做综合性的平衡。
民国时代的设计活动被嵌入了诸如“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工商巨子”“实业”“商业”“工业产品”“商标”“广告”“海归”等字眼，使其在语境上最接近西方的设计社会，这也是导致长期以来认为“民国设计”就等同于“中国设计”的一个因素。但客观地看，这个时期的“国货”及其设计活动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同时在传播工业文化，以及对全体民众基于工业化的精神、心理建设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工业体系的建设和工业产品的制造，清晰地告诉大家中国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精神、态度的八个变化：一、以人定胜天代替听天由命；二、以精益求精代替抱残守缺；三、以进步中求安定代替安定中求进步；四、以组织配合的整体代替散漫零星的个体；五、以准确的代替差不多；六、以标准代替粗滥；七、以效率代替浪费；八、以造产建国代替将本求利。[4] 民国经济学者简贯三在论述工业化的生活态度时认为，“‘迅速’乃表示效率性，‘准确’乃表示精确性，这两样在农业社会是不大讲究的，而在工业化的社会，却引为公共生活的标准”。
二、匠心构建新中国工业产品链
1953 年至1957 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本战略。由于旧中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仅有沿海地区由殖民者投资的一些工业，所以在建国之初全盘以“苏联老大哥”为学习榜样。而苏联援助中国156 个项目的建设，则为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其中比较著名的项目有：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鞍山钢铁厂、沈阳飞机厂、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703 厂（长虹集团前身）、兰州炼油厂等项目。这些工业项目布局主要配置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所以，这些地区的城市建设基本上从属于工业生产。
20 世纪50 年代中后期及60 年代初，一大批决定国家命运的工业产品相继诞生，初步构成了一个互为关联的“产品链”。这些产品都是在参考资料极为稀少的情况下，凭着所有参与者的热情、胆量、智慧和无数次的失败经验创造的奇迹。著名设计师蔡振华先生创作的一系列“中国建设”为主题的招贴画，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建设者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参加祖国建设的心情。（图7、8）
装备产品是“国货”中的重器，所谓“装备”产品是指用于生产各种产品和提高工作效能的机械。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可以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设计，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和上海重型机器厂于1961 年制造完成，共有46000 多个零件。万吨水压机的诞生，对中国制造诸如飞机起落架、船用曲轴、发动机叶片、合金钢轧辊等高强度、形状复杂、尺寸精度高的零部件具有重要意义，是发展航空、船舶等重型制造的关键设备，也是国家工业实力的象征。（图9、10）
1958 年解放牌CA10 型载重货车问世，标志着中国人结束了不能造汽车的历史，该车曾为国防和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种上海牌58-I 型小型三轮货车则受到日本同类产品的启发而设计，主要用于市内和短途运输。（图11-13）
20 世纪60 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我军战术指挥车一下子失去了来源，中央军委决定以北京汽车制造厂为基地生产轻型越野车，确定型号为BJ210，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吉普车。该车后经设计改进获得好评，1964 年获全国产品一等奖，据统计该车保有量在100 万辆左右。（图14）正是因为各类装备产品先行，使得其他工业产品的设计制造取得了辉煌的业绩，通过将上海等地工业技术向各地转移、扩散，中国工业产品链在20 世纪70 年代初得以基本完善。
从轿车设计制造方面看：1959 年5 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造出红旗牌CA72 型样车，后经多次调试，确定为CA770 型，是中国第一辆有正式型号的轿车。（图15）孟少农（留学美国、在福特公司实习）等工程师，为车身造型设计的贾延良（中央工艺美院建筑装饰专业）定下了“产品调性”，以此协调工程与造型的关系，努力实现其造型构想。在日用产品设计制造方面：以上海牌58-II 旁轴取景相机设计投产为标志，中国的照相机生产开始朝着高质量、批量化的目标迈进。同时代的产品还有1959 年3 月诞生的紫金山牌2-135 单镜头反光相机、1961 年3 月诞生的上海58-II 型双镜头反光相机、1962 年诞生的海鸥牌203 相机（图16、17）、1966 年的海鸥牌DF 型35 毫米单镜头反光相机。在手表行业，天津手表厂开始制造粗马手表，定名五星牌、五一牌，以后更名为东风牌。产品出口到国外销售时，更换成海鸥牌。（图18、19）中国第一批长三针17 钻细马手表注册上海牌，型号为A-581 型，
1958 年4 月23 日中国第一家较具批量生产能力的手表厂在上海诞生。（图20、21）在电视机与收音机领域，1958 年3 月18 日，天津无线电厂（712 厂）试制成功14 英寸电子管电视机，被命名为北京牌，1958年3 月11 日，试制成功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
到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中国工业制造企业不同程度地完成了一次技术设备升级改造，以适应提升产品品质的需求；同时组织技术攻关，克服了一大批产品制造中的难点，也发现了多年来一成不变的产品与当时人民的生活要求已产生很大差距。在轻工业产品方面，以上海华生电扇厂为代表的老品牌产品率先进行了设计。与此同时，以企业或行业技术骨干为主，结合学校的力量着重进行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的设计，这五大件产品俗称“三转一响带咔嚓”，拥有这些商品是当时老百姓生活的梦想。（图22-25）在轿车设计方面，以行业研究所为骨干力量配合企业升级原产品，原上海拖拉机汽车研究所对1958 年开始试制的凤凰牌轿车（1964 年后改名为上海牌轿车，型号为SH760）进行了一次重大改良设计，并定型为SH760A 型，通过重新设计的模具及建立配套企业体系，使产量大幅上升，产品质量有了决定性的提高。（图26）
三、轻工业优先发展政策下的产品更新升级
1979 年，中央对经济工作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从根本上促进了各类产品的更新换代，增加“国货”花式品种，
淘汰滞销商品成为主流思想。（图27、28）
20 世纪70 年代末，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政策成为了热门话题。权威观点认为：工业化过程从轻工业开始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5]英、法等国工业化从轻工业开始并不能说明从轻工业开始的工业化就是资本主义道路。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原来底子薄、人民生活水平低，发展轻工业更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轻工部率先向德国、日本派遣工业设计留学生，其所属院校、企业更是迅速行动起来，工程、美术、工艺美术各领域人员互相取长补短，以“设计实践智慧”推动了轻工业“国货”大踏步发展。此时，海鸥系列照相机产品经过多轮设计已趋成熟，其4B 型双镜头反光相机被誉为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全民相机”，累计生产百万余台，并成为日后中国所有同类相机的设计母本；稍后诞生的DF 型单反相机在前4 年便生产了4 万台，催生了熊猫、孔雀、珠江、长城等近10 种同类产品。（图29-31）在此期间，上海美术学校、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师生还完成了丙烯注塑成型的808 型低座电话机等典型的设计。（图32）
早在1979 年4-5 月，以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为团长的中国轻工业代表团访问日本。在考察期间，同日本著名家电公司洽谈引进冰箱心脏部分——压缩机项目，该项目于1984 年被正式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同年7 月，轻工业部五金电器工业局在苏州召开了全国家用电器发展规划座谈会，此次会议被称为“家用电器发展誓师大会”。会上规划重点省市二轻系统集团所有制机械修配厂、五金厂、工具厂转产洗衣机、冰箱、
电风扇和电饭锅等家用电器产品。1982 年，家用电器工业局从五金电器工业局独立出来，主要负责洗衣机、冰箱、电风扇、空调器、吸尘器、电熨斗等6 个产品类型的生产管理工作。1978 年全国只有400 台洗衣机，1983 年则升至365 万台。“新国货”的来临使人们从传统的生活形态中解放出来，有力地提高了生活品质。（图33、34）
四、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中国工业产品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景德镇生产的日用陶瓷产品作为传统“国货”一直备受国际市场的青睐。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由于购买了联邦德国、日本的陶瓷生产装备和原料，加之轻工部所属陶瓷研究所投入大量精力进行设计研发，由光明瓷厂等十大国营瓷厂生产的青花玲珑瓷、粉彩瓷、雕塑瓷等产品出口到世界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家换回了大量的外汇，同时获得了许多国际奖项。
从生产方式的组织上来看，其设计管理也颇具特色，虽然大部分工作都由手工完成，但员工全心投入，各道工序分工明确，人工资源配置合理，生产体系稳定，有严格的质量检验标准，创造了“手工大生产”的运作体系，达到了“手与心”的高度统一。如果不从古董收藏的角度，而是从工业产品的角度看，20 世纪80 年代这些来自工厂流水线的日用陶瓷产品是最具有收藏和研究价值的，在没有更好的大宗产品替代其承担起外贸任务时，这些后来被民间称为“厂货”的产品所代表的是“国货”的品质和信誉。（图35-37）
20 世纪90 年代是通过合资、引进技术实现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内著名企业纷纷聘请具有工业设计知识的设计师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升级换代，历经设计理论的更新，在产品设计上强调学习西方，凸显产品技术特性的“高技派”风格。1991 年，上海金星电视机厂邀请已赴深圳创业的傅月明（中央工艺美院八里庄工业设计研究生班毕业）设计了28英寸彩色电视机，并命名为“金星·金王子”，投产后迅速成为该厂高端品牌和拳头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并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图38、39）傅月明也成为继其老师吴祖慈后因设计优秀工业产品而被写入上海地方志的设计师。
1992 年2 月，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和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联合组团参加“德国科隆家用电器及用具展”，这是中国家电行业首次参加德国科隆展，共有10 个企业参加。这一年，青岛冰箱总厂率先在行业内通过ISO9001 认证，上半年冰箱出口量达8 万台，成为世界级供应商，同时成为亚洲地区出口德国市场冰箱最多的厂家。1993 年11 月初，北京国际家用电器产品及技术装备展览会成功举办，这是中国家用电器协会首次主办的国际家电行业大展。到1994 年底，已有20 多家企业与国外家电生产企业合资。这一年，为保护大气臭氧环境而在冰箱行业开展的CFC 替代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海尔、长岭、科龙、万宝等公司推出了无氟或低氟产品。洗衣机行业中，依靠引进技术，小鸭、小天鹅、海尔、美菱等企业开始生产滚筒洗衣机，波轮式洗衣机则开始向大容量发展。空调产品日渐成熟，有8 家企业年产量超过10 万台，名牌产品正在形成。上海日立和沈阳华润两个压缩机项目在这一年投产，使空调主要配套件——空调压缩机的国产化配套能力大大增强。
1995 年以后，利用微电脑技术装备家电产品成为潮流，在海尔集团与日本GK 工业设计公司合资的海高工业设计公司主导下，第一台全塑外壳全自动洗衣机——洗衣、脱水、烘干三合一的滚筒洗衣机诞生。（图40）
1997 年2 月，中国家电协会再次组团赴“德国科隆家电及用具展览会”参展，成交近5000 万美元，全球同行发现中国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彩电工业体系，产销量均居世界前三名。TCL 打造的背投产品帝国中，其产品形象充分地表达了电子技术的科技特征，成为企业品牌的代表，市场开拓的先峰。（图41）在“2004 年中国国际家电展”上，几乎所有中国主流家电品牌及著名外资品牌同台较量，展示了最先进的家电产品和技术。中国生产的空调、冰箱、电饭煲、微波炉、吸尘器和电动剃须刀6 种家电产品国际市场份额居全球首位。
2005 年被称为“平板电视年”，平板电视销售开始爆发，进入普及阶段。长虹在产品功能开发上再次创新，融合了DVD 的功能，该系列设计体现了“晶莹剔透，灵韵科技”的设计创意理念，使消费者使用更方便。（图42）历经前几年的残酷竞争，行业品牌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格力、美的、海尔、海信等主流品牌纷纷扩大生产能力；同时企业的工业设计团队中集聚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各类专业人员，整合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更加自信而成熟地推出高端产品。（图43、44）
近年来，在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降低工业资源能耗、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针指导下的全球集成创新、协同创新成为打造中国工业产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国产高速动车组、新红旗牌高级轿车、ARJ21支线飞机及C919 大客机、自主品牌新能源交通工具、数字硬件、产业机器人、无人驾驶飞机及先进军工装备等产品无不体现这一特征。《中国制造2025》提出发展质量好、产业链国际主导地位的制造业，中国工业产品由“国货”“新国货”时代进入了“后国货”时代，未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将促进其定制化生产和设计，虚拟化技术、3D打印技术更将重构其制造技术体系。
结语
历史已离我们远去，纵观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当一个国家的工业产品设计进入成熟阶段的时候，一定会以新的视角审视本国历史上的经典之作，并以“再设计”的方式将其“复兴”，使其成为一个国家文化的“符号”，尽情地展示自身的文化魅力，影响当代人的生活。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曾经以他独有的思想阐述着他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并非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模式，而应当是立足未来、审视现在、反思过去的互动模式。循着这种观点去思考，过去、现在、未来产生了更多的交互、碰撞，也给当代的工业产品设计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当先进制造技术融合文化而形成一种整体价值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铸造中国工业产品之魂的理想。所以，溯源“国货”，不是怀旧，更是期待超越。
注释：
[1] 康有为：《清励工艺奖创新折》。
[2] 左旭初：《百年上海民族工业品牌》，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第260 页。
[3] 上海家化集团历史资料室展示资料。
[4] 聂志红：《民国时期的工业化思想》，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2009，第32 页。
[5] 吴敬琏、周淑莲：《人民日报》，1979.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