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家介入公共艺术的研究 ——以徐冰为例

在全球艺术的范围里，“艺术在公共空间”（Art in Public Space）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当代艺术家介入公共空间带来的批判性与启发性，随着博伊斯、克里斯托夫妇、亚历山大·考尔德等一批重要的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活动，而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当代艺术介入公共空间，既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公共性的诉求，又打破了当代艺术家精英身份的禁锢，构成了精英与大众沟通的重要媒介，也为我们理解公共空间提供了新的角度。从理论上讲，西方的公共空间理论强调互动交流，作为个体的意见被自由表达，并为有价值的公共意见提供保护机制。也正是有了对这样的公共空间的诉求，公共艺术才具有了生长的沃土。在当今社会，公共艺术不仅作为一种“强调艺术的公益性和文化福利，通过国家和城市权力和立法机关的建置而产生的文化政策[1]”，更是作为一种突出的当代文化现象，日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同时，“公共艺术”作为一个舶来品，逐渐进入国內艺术界的视野，并逐渐摆脱了简单的“城市雕塑”概念，生长出新的可能性。“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核心，“公共性”的构建需要在公共艺术规划上由人治转向法治，由权威教化民众转向管理者与民众共同关注、思考和解决社会重大问题，在艺术题材上多向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靠拢。

在国内已有的研究中，从概念和时间脉络上梳理中国公共艺术的背景、发展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并不少见，尽管有研究者从社会学角度否认中国公共艺术的存在，而且关于中国公共艺术的定义与概念至今仍无明确定论，但学术界仍然持续讨论这个话题。也有研究者围绕公共艺术本身，对其性质、制度、创作方法及功能等进行讨论[2]。与此同时，有研究者从公共艺术出发，对其与公共空间关系的探讨，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公共权力的讨论，或者对公共艺术从艺术形态到社会属性的转变等的讨论，等等。另有从公共艺术出发对艺术性、公共性的讨论[3]，如将公共艺术的核心从“公共性”复归为“艺术性”，以求解决我国公共艺术中关于“公共性”的冲突与摩擦[4]，等等。随着国内当代艺术家介入公共艺术的现象逐渐增多，艺术家更多地被当作观看对象，而从创作主体出发以“介入”的视角进行探讨，虽然散见于以往研究的细枝末节中，但集中的论述并不多见。

由此可见，公共艺术及其公共性等问题，已经在国内学术界被争论了十余年，而当代公共艺术在中国依然有很多挑战，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这也说明了其发展的无限可能和隐藏的巨大能量。正是在这样的研究基础和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如何介入公共艺术，其艺术实践的特殊性与多样性体现于何处，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本文试图从当代艺术家介入公共艺术的创作入手，将公共艺术置于中国当代社会的语境之中，探究当代艺术与公共艺术的关系，论述当代艺术家介入公共空间进行艺术实践的开放性、多元性、创造性、特殊性，围绕以中国当代艺术家徐冰的《凤凰》《木林森计划》和《地书》等极具有公共性的当代艺术作品，尝试为中国的当代公共艺术理论建构，以及公共艺术实践的发展方向做出启发性的研究工作。

 

1.《凤凰》：走向大众的当代艺术

徐冰的《凤凰》一经问世便引发了很强烈的社会反响和讨论，使我们看到当代艺术家介入公共艺术的可能性，引起公众层面如此之多的讨论。这种现象也展现了公共艺术的魅力，因此探索现象背后的原因很有必要。

旅居美国近20 年的徐冰，于2008 年回到中国。在北京CBD 金融大厦建筑的施工现场受到极大的震撼，尤其是施工工地与建成后光鲜亮丽的CBD 大楼对比形成的强烈反差，引起了艺术家的思考，激起了他创作《凤凰》的灵感。其作品的缘起和落成都颇具戏剧性：原本是为象征财富和资本的现代商业中心的艺术赞助商所做，当时不少人认为作品做完后被人购买收藏就是很好的结局，也有人劝徐冰不必在CBD 附近做短短几日的展览。徐冰都否决了，他为作品能够在CBD 展示而奔波。徐冰曾在采访中说，花这些精力和时间，再做一个凤凰都是可以的，他之所以坚持要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的关系中把它呈现，是“因为最早是在这么一个框架和关系中的，任何和这个关系错位的都有可能会损害这个作品[5]”。而艺术家与赞助商经过一番激烈的资本博弈之后，《凤凰》的第一个展出落脚地才从金融大厦的中央大厅移到CBD 商业中心旁边的民间美术馆——今日美术馆，此后才得以飞往上海世博会、美国、威尼斯，在世界各地的公众艺术场域中落脚，直接与公众进行亲密的对话。这两只“非梧桐树不栖身”的精神高贵的凤凰，原本是“精英文化”的缩影，但它们在刚刚诞生的时候，就不得不离开“精英”的场域，借助于世俗强有力的资本平台去展翅起飞，最终才达到了理想的艺术目的。因此，《凤凰》的诞生体现出了在当代转型社会，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传统与现代，以及资本与艺术共构和博弈的时代特征。这使得作品所追求的崇高精神在与尘世资本共舞的时候，往往具有“反讽性[6]”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讽性”并不影响资本与公共艺术互补共赢；相反，二者处于一种相得益彰的和谐关系。

凤凰本身的制作材料也极其特殊，选自建筑工地为建设高楼大厦而产生的工业废料，并且由工地工人负责细节的焊接制作等，凤凰的凤冠是“身份标识”，由工人的安全帽构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代劳动者的形象”[7]。审美、写实的凤凰，与建筑废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体现了其生产过程的矛盾性。《凤凰》正是这种废材的利用及民工标识，凸显了其精神内涵和审美张力。民工具有一种社会财富成分的特殊象征意义，而废材具有一种特殊的抽象审美特征。艺术家用这二者构成写实的金碧辉煌的凤凰形象，体现了艺术创意生产过程的多重矛盾性，表现了艺术家对中国民工这一弱势群体寄予的人文关怀，也证明了这种带有装置和雕塑性质的写实性作品具有强大的艺术表现能力，与当代艺术注重观念、反传统审美的特征构成了矛盾性，为当代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

2.《木林森》与《地书》：当代艺术作为公共艺术计划的可能性探讨中国当代艺术家介入公共艺术，具有其独特性和多样性，不仅有像《凤凰》这样能引发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反思和讨论。以徐冰为例，其许多公共艺术计划广泛调动大众参与，关注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生态、贫困差距及文化交流与沟通等问题，致力于以艺术的力量带去正能量，如徐冰的《木林森》计划，为如何助益边远地区自然保护与艺术教育，建立自循环系统带来了启发；而《地书》则通过简易普及的符号构建了一个普天同文的天地。下文以《木林森》和《地书》为例，通过分析作品的互动性、时间计划性、开放性等因素，对当代艺术作为公共艺术计划的可能性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和思考。

《木林森》计划最初是由圣地亚哥当代美术馆、美国伯克利大学美术馆与太平洋影片库，携同国际资源保护机构Rare 承办[8]，并由艺术家徐冰创意和发起的一个为肯尼亚恢复森林绿带集资的自动循环系统。通过艺术家的引导讲解，用人类祖先发明的各种文字符号，组合成树的图画。并由孩子们在纸上创造出树的形象，再经由艺术家设计的系统，汇款到专注于环境保护的基金会，从而实现真正的树木生长在土地上。徐冰的《木林森》作为首个当代艺术家介入公共艺术领域的经典艺术计划，展示了艺术的特有魅力，让孩子自己动手，并利用世界经济的运作方式帮助孩子实现理想。《地书》的构想，则源于1999 年徐冰在飞机上发现一些简单的图像标识好像是“国际语”，可以向不同国家民族的乘客传达同一种内容。于是他开始收集世界各地的各种标识，编织故事，在2012 年出版了《地书》。

公众的参与是公共艺术的重要方面[9]。换句话说，公共艺术具有社会互动性，直接与观众进行交流，产生实际的社会效应，生产社会成果，这与注重公众的当代艺术不谋而合。《木林森》计划开始于2008 年，是中国当代艺术家首次在非洲国家实施的艺术计划。艺术家选择在曾受长期殖民统治且相对贫穷的肯尼亚实施，通过建立自循环模式，将募集所筹用于当地环保等，摆脱只能接受捐助和怜悯的困境，实现自我发展和良性循环。这个系统用艺术的方式提高当地人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其后陆续在巴西、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等贫穷地区或自然灾害区进行。比如2013 年的《木林森——台湾》，则是从曾受莫拉克风灾重创的台湾三地门乡启动。这样既能帮助实现恢复环境建设，也无形中传播了当地的文化，促进了公众对当地的了解和对艺术的兴趣，而这种艺术的自循环系统更是艺术家介入社会的多种方式之一。同样，《地书》的构思也给世人带来了再创造的契机，广告商们用这些普及性符号发挥创意，教材的编纂借助这些符号将会更加有趣，学生们也可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天马行空的创造，像我们熟知的用“绘文字”表情表现艺术史、生活、心情等，广泛调动了每个人的参与性。

作为一项公共艺术计划，不可忽视的是，需要有一定的计划与因地制宜的方案，尤其在不同地域，面对不同群体。徐冰的《木林森》计划从“教材”的撰写来看，引用了世界范围内多种文字符号，拓展了各地儿童的思维。他认为《木林森》计划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补充这一地方对自然的态度，这也是该计划的精神所在，与计划得以不断延伸充实的基础。

同时，在探讨公共艺术的时候，不得不提到时间性，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是持续发展的，永久流传下去的。徐冰的《木林森》计划，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概括未尝不可，通过艺术进行自循环筹集资金种植树木的同时，在参与的儿童的心中也播撒了环保的种子。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计划除了有形的循环系统外，也会培训种子师资[10]，绘画教材在网络上对外公开，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参与学习，促使《木林森——台湾》的精神意义广为流传，而这种正能量也会借助公共艺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如果说，《木林森》计划关注的是边缘群体，传播文化与艺术，发展教育，使计划所在地更具开放性，那么徐冰在2012 年的《地书》则是面向生活在读图时代的每一个个体，打破语言种族身份，“ 寻找普天同文的理想”[11]。这本书不需要特定的翻译，或者说每个人都是翻译者，可以解读出自己的故事，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文盲都可以读懂，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真正具有平等和开放性。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它也预见了今天大众被图像围绕的生活。

 

徐冰的当代艺术作品进一步拓展了“公共性”的维度，公共艺术强调公众的参与，那么大众该如何参与？以哪种形式参与？像《凤凰》，每个人都可以观赏、反思、认知是一种参与；像《木林森》，大众关注并参与到艺术计划系统中去，助一臂之力，品艺术之乐，也是一种参与；像《地书》，任何个人打破民族、语言、身份隔阂，同时大众的创造力被激发进而创造自己的“地书”，更是一种参与……这些都证明了当代艺术家介入公共艺术的无限可能性，带给大众惊喜的同时，更显示出中国当代艺术家在注重艺术创作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时，成功地介入公共艺术领域中，而这种开放式的介入也为其艺术创作的生长性带来新的可能。我们可以对公共艺术进行另一种思考和解读，它的诞生在于不屈从于权势，争取平等的权利，在资本主义的体系里是不同阶层群体的博弈。全球化发展的当今世界，不同地域中人的流动性在增强，我们的生活已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地方，而是不断与诸多地方发生碰撞，并且随着媒体的发展，能够随时与世界保持联系，自由地发表看法。公共艺术的边缘在不断更新，其内涵在不断扩充，公众参与程度呈现多元化和不断深入的特点。

中国的公共艺术现在已不仅仅是一件舶来品，它早已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中，中国传统文化早已提出“世界大同”的口号，并且在民间有无数的社会精英前赴后继地去实践，只是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原因遭到了压制，让这种公共艺术只在极小众精英中传播和享受。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如孙振华先生指出的那样，“公共艺术就是众乐乐的艺术”[12]。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代艺术家所介入的公共艺术已经愈加被社会、群众所需要，而公共艺术本身成为公民生活的一种文化常态，丰富了公民的生活空间与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