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与场所精神——《学子记忆》创作浅谈

时至今日，公共艺术已从纯粹意识形态的纪念和宣传转向对空间艺术、地区文化及艺术形式语言的探索，强调公共艺术创作对环境整体的关注与对话。从本质属性来看，公共艺术是研究空间、公众关系的综合性艺术与设计手段，公共艺术家应用艺术与设计手段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对环境的情感意识，得到公众的情感共鸣，从而引起公众对审美的想象。所以，公共艺术的表达实际上是对在地文化态度与精神的综合表达，是一种在空间中对整个环境精神的解读。

 

我们如何来定义环境精神呢？正如诺伯舒兹在其场所现象论述中所说：“环境最具体的说法是场所，一个由物质的本质、形态、质感及颜色的具体现象组成的有清晰特性的整体，这些物的总和决定了一种‘环境特性’，即场所的本质。”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公共艺术对其所在环境精神的解读，在某种层面上探讨了公共艺术与场所精神的关系。

“场所是一种人化的空间，它的物质特性和精神特性被认同后，就折射出场所精神”，任何具体的空间之所以被人所知，都是由于它具体的物质特性和抽象的精神特性结合而形成的场所精神——而场所精神就是诺伯舒兹建筑现象学的核心。其建筑现象学中一般以“建筑”来定义和表现人为场所的具体化，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建筑的作用就是使场所成为具体直观的空间。也就是说，运用各种结构方法和材料把一个空间与外部自然环境分隔开，其目的就是形成一个具体的功能性的人为场所[1]。当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公众不再满足于快速、单调、冷漠的功能空间，而是希望建造一个更具特性的场所。因此，基本的空间造型已被“特性”赋予了更多情感上的意义，它不仅是一个具体的“这里”，更是人们生活中所有故事和回忆产生的场所。于是，人们自然而然与之建立了某种深刻的联系，即这个场所能够带给我们安定的感觉，或者是我们对这一场所的认同感。如果一位建筑师能运用建筑语言巧妙融合人造环境和自然环境，使这个场所表现出其应有的场所精神并为人们所认同，那么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建筑，而这个场所也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2]。

公共艺术作品与建筑异曲同工，不仅要受到环境的启示，更重要的是和环境达成真正的统一，即作品来源于环境。具体的环境产生具体的作品，具体的作品吸收所在环境的特殊意义，从而获得一种独立的精神气场[3]。换言之，公共艺术家在场所特性里找到了灵感，将日常生活的现象诠释为属于环境的艺术。因此不难理解，轨道交通空间作为公共艺术家创作的“自然环境”，公共艺术品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将地上人文环境同地下“自然环境”融合起来，使地下轨道交通空间表现出场所精神并被公众认同，那这就是一个成功的轨道交通空间中的公共艺术作品，也使得这个场所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场所精神。

公共艺术创作的形式是多样的，除了新兴的艺术手段之外，也包含了传统的艺术手法，比如雕塑、壁画等。传统艺术形式和公共艺术的区别不仅仅在互动性上，“互动”是一个形式，它可以运用在很多艺术形式中，但好的公共艺术其核心是作品深入公众记忆的情感核心，它甚至在形式上是简单的、传统的、自由的。“海安路艺术造街计划”是一项历时十年的公共艺术计划，集结了台湾地区及国际上众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涵括了景观、绘画、涂鸦、摄影、露天演出等多种艺术样式。其计划的意义，不仅是通过公共艺术行为给原本早已破败不堪的街道注入新的能量，恢复了该区域的经济活力，为中正海安商圈带来新生机，而且通过十年的改造与积淀，为当地居民打造了一片广阔的艺术化公共生活空间，一种轻松的生活美学与艺术消费空间。更重要的是，实施过程中与民众的反复互动交流，唤醒了民众对于过往时日、生活习性、风土人情等的点滴记忆，在实现民众区域文化认同的同时，也有效推动了民众对于公共艺术的认知，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公共艺术介入城市、激活空间、服务民众的功效，使街区具备了其特有的场所精神。

相较之，《学子记忆》在精神表达上是唤起离校学子对于过往课堂、集体生活、校园风景等的点滴记忆，同时引发在校学子的共鸣，将单调冷漠的功能性公共空间注入了莘莘学子的正能量，带着一种生活美和记忆美，实现了作品在地性、互动性、生长性和延展性的统一，找到了地域文化的认同。

 

场所具体结构并不是固定而永久的状态，环境会因发展而改变，这种改变有时甚至非常剧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场所精神一定会消失。“稳定的精神”是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保护和保存场所精神意味着将公众的精神记忆经由人的行为保存于新的介质里[4]，而公共艺术可以作为有效的行为方式对场所精神加以诠释。

首先，公共艺术需契合场所精神，与区域特性形成互动，“公共艺术”是公共+ 大众+ 艺术，公众参与的艺术行为，为公众服务的艺术介质，是站在公共的角度上营造空间、激活空间。公共艺术在地性理念的介入，使公共空间的场所特质被充分发掘，场所精神得到升华。公共艺术带领大众融入该地区民众生活的历史主线，增强了路过性人群对于该场域的了解，唤起了本地区人们的精神共鸣。

其次，特定的场所精神也是公共艺术创作的重要思维触发点。通过对在地性人文故事的收集整理与分析、对空间尺度的感受与研究，寻找能体现出该地域人文精神的文脉线索，运用艺术创作手段进行创作，通过公共艺术介质保护和保存公众对该地域的认同，即该区域的场所精神得以延续。

最后，当作品呈现于公众面前时，体验性与参与性往往是最引人注目的。公共艺术的创作可以是一个无限循环，它只有开始，并不一定有结束。每一次公众的体验，每一次公众的参与，都是公共艺术的创作过程，场所精神通过公共艺术传达给公众。与此同时，公众继承并创造着新的场所精神，这是场所精神赋予公共艺术的特殊意义，也是公共艺术对场所精神的再次诠释。

 

如海德格尔所论述的：“在物质越来越容易得到满足的现代社会，我们却越来越焦虑和浮躁，我们的痛苦是无处安放自己的身心。”那么根在哪里? 世界上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记忆，每个人的根都在令他感到亲切的、无法取代的时间和空间里。《学子记忆》从本质上讲，就是一次“寻根”之旅，把个人的记忆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地区的，个人记忆被放置到历史的中心，讲述个人记忆与历史记忆的共通性。“寻根”记忆因此成为站在不同年代交界线上的历史主线，也就是说，当个人记忆和历史记忆在同一历史主线时，所在区域的文脉是被公众认同的。无论60 后、70 后还是80 后，说起十年寒窗，都会在心中激起无数涟漪。几乎每个人的学子记忆中，都有响着车铃声的林荫路、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球场上挥汗如雨的身影、电话那头的乡愁与牵挂、书桌上堆积的书本和青春懵懂的爱情。《学子记忆》选取了16 个最具代表性的场景或情境，用特殊的透视和照明手法，在墙面的“窗口”中进行展示和还原。

北京地铁15 号线清华东路站的创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虽然在初期，项目业主单位、专家评审及创作团队，针对该站点打造地下历史博物馆，体现地域教育、科技、人文正能量的设计理念达成共识，但创作过程却相对坎坷。清华东站的公共艺术作品根据其辐射区位（靠近学院路与清华东路）优势，最初将主题锁定在“新中国第一”这个概念上，因为在这片地区诞生了诸多新中国第一的研究成果，而这些“新中国第一”正是国家正能量的一种体现。但论证中发现，这些成就存在于相对集中的某些高校，还有分配不均、难以取证等问题。在反思中，我们试图寻找使设计合理化的理由，于是创作理念以该站点辐射范围内的高校所取得的“新中国第一”为出发点，选取8 所高校创作。但是这一理念在实地调研过程中，仍遇到各高校态度不一，某些专业院校的成就无法视觉化表现，素材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如何寻找到这一站点的合理的人文素材呢？答案就是在我们一次次调研的过程中发现的，曾经作为高校学子的我们共同拥有的、没有校际区别的、属于这一区域所有学子的深深记忆。最终，清华东路站的公共艺术作品选择“学子记忆”作为表现的主题，不仅因为这一站在地理位置上临近多所高校，更因为在当代社会，几乎所有人都有着类似的求学经历和身为学子的青葱记忆。在某种程度上，附近的这些知名学府，承载的也是每一个学子，乃至国家和民族的梦想和希望。选择学子记忆进行演绎，将最大限度地激发欣赏者的共鸣，触动珍藏于内心的美好记忆。

同时《学子记忆》的互动性也是地铁公共艺术作品中的一个亮点，公众可以通过扫描作品旁的二维码，关注学子记忆公众互动平台，输入相应“窗口”的数字编号，听到关于作品表现场景的情境对话和录音。并且，可以通过日后的运营组织新的公共艺术活动或计划，向公众或周边学子征集他们各自关于作品表现场景的感受和录音，并在特定的时间或条件下在公众平台上发布，促使新的学子记忆与文化事件生成，从而通过艺术实体和线上公众平台的延展，以最合理简化的形式诠释轨道交通公共艺术的创作理念。轨道交通空间有着集中的人流，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这里经过，当公众看到了可以让他们回忆起自己的那段青葱岁月的公共艺术品时，内心将产生何等的共鸣，此时个人记忆就像一个个点不断地向历史的主线靠拢。聚集多了，线就变成了面。因而空间场所被赋予公众认同，加之线上公众平台的延展，场所精神以最合理简化的形式被《学子记忆》所表达。

 

随着地铁公共艺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地铁艺术品已不拘泥于传统的浮雕壁画，形式多样、现代意味浓厚的作品开始出现在地铁空间。更有一些艺术家开始大胆地尝试运用交互手段来丰富和延展艺术品的生命力，运用网络等虚拟空间形成与观众的互动与延展，使地铁公共艺术作品成为可以带走阅读和玩味的新型媒介。而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围绕并服务于区域的城市文化脉络，在把握在地场所精神解读的前提下，以公共艺术计划的形式来推进公共艺术品的设计，从而实现公共艺术在地性、互动性、生长性和延展性的统一。

在公共艺术创作中应充分把握空间的特定属性，借由公共艺术的表达，创作出具有在地性的、与场所精神紧密结合的、带有交互性质的公共艺术作品，强化公众置身于公共空间的在场感，让公众与城市之间、公众与文脉之间、公众与公众之间发生切实的关联，使得公众自觉地、直观地享受艺术之美所带来的审美愉悦与心灵休憩，从而引导公众进入一种与公共艺术息息相关的新型生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