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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海派”学术研讨会综述

  • Update:2016-06-23
  • 周志
  • 来源: 2016年第4期
内容摘要
海派,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具活力的地方文化之一,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与风气有很大的影响与领头作用,直到今天依然在影响着中国的文化。2016 年4 月6日上午,为配合《装饰》杂志第4 期专题《回望海派》,本刊在东华大学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举办了“回望海派”专题学术研讨会,邀请十余位在海派艺术与设计研究领域有着资深研究经历的教授和专家,主要围绕着对海派文化、艺术与设计的历史回顾、渊源影响及未来展望进行了理论研讨。本文即根据本次研讨会发言的记录整理而成。

  

《装饰》杂志主编方晓风在开场白里介绍了本次会议举办的缘起,表示希望会议能够对有着百余年历史的海派文化做一个梳理和回顾,也希望各位专家借此机会分享自己研究中的体会,探讨海派文化对现代上海文化的启示。以下为各位参会嘉宾的谈话内容整理,以发言先后为序。
李超(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主任、教授):
我做海派美术方面的研究有20 多年了,在不断修正和推进自己想法的同时,我也有这样一个感慨:海派文化正在与我们渐行渐远。在中国早期油画史的写作中,我曾经提出过一个“外海派”的概念,即对于外来文化对中国美术本体建构影响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以往学界的研究多关注“前后海派”,但除了这种纵向的比较与对传统绘画艺术历史转型的关注之外,我认为“内外海派”的横向比较,以及对中西之间交流的关注同样非常重要。此外,我还很关注历史学家所谓的“缝隙效应”,因为海派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派生于华界与租界的边缘地区。
我想提出的看法是,我们当下不能只停留在美术史的角度,更应该从文化战略的角度去研究海派,将海派这种艺术遗产转化为文化资源,使之成为上海文化竞争力所需要的艺术资本。
以往我们的海派资源是碎片化的,我们对于海派的视觉记忆,还停留在月份牌、外滩、南京路等历史照片和地标建筑上,而实际上这些符号的背后还有更多看不见的资源。所以,研究海派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要做数据库的整理,使这些珍贵的海派文化资源得到保护,得到循环利用,同时建设学院、博物馆等资源平台,作为上海对外展示的窗口。
此外,海派资源必须放在优质艺术资源双向交流的机制创新上,打破“围墙式”的展览,推动国际化的艺术作品交流。例如,可以将海派艺术家与同时期的西方艺术家进行比较、研究与展示,向全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这是一个体验的时代、分享的时代,我们应该从对物的关注转移到对人的关注,积极制定体验与分享的策略和方案,应对上海的需求。
刘瑜(东华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教授):
我想到了最近国外研究界流行的一个词:“上海girl”,它涉及理论、实践以及品牌包装各个方面,与“海派”概念也密切相关。说到回望,时间和空间的点是什么?我们站在什么时间点上去回望民国的海派?我们是在上海、北京,还是在世界更大的舞台上去回望海派?时间点与地点变化,对于海派的理解或贬义或褒义,都会发生变化,而不同的观点与态度也都是很有价值的。我思考的是:今天的人应该怎么做海派,怎样使海派产生好的文化影响以及品牌效应,这对于中国未来的时尚产业具有很大的意义。
徐明松(上海书画出版社副总编):
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城市化过程是不完整的。回望海派,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变动不居、多元开放,但它的开放是有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殖民主义进入中国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但实际上上海市民社会的整个发展中有主动争取的地方,在这一过程中自下而上地形成了上海市民社会的商业性,也对当时的绘画、建筑、文学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譬如,嘉兴等地方的博物馆、美术馆其实都是构成海派文化的丰富内容。当时,来自这些地方的小画家以画为生,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建筑也是研究海派文化的核心内容,呈现出非常丰富的文化信息。此外,市民社会的商业性起到很大作用,与北京皇城文化不同,上海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生存而形成的文化,因而与市民性、商业性密不可分,包括受到买办文化的影响。
第二点就是城市化进程中文化根性的回溯,今天我们研究海派,就是要去探究上海本土文化是否得到了保留。上海对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反映的是海派文化很高的汲取和发展能力,这对于今天上海文化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启发。在消费文化爆发性增长的当下,如何吸取以前海派文化的养分,并重新注入对海派文化的重塑当中,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海派在民国时期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发展,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它实际上是基奠了文化本身的一个力量,而文化是有韧性的。进入新社会以后,尽管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占据了主流文化,但是回过头来讲,市民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还是延续存在着的,只不过是换了另外一种表现形态,比如说在清一色的灰色服装世界当中,上海女孩子穿的衣服仍然有那些花哨、时髦的东西存在。
吴亚生(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中韩多媒体设计学院副院长):
刚才李超老师讲到一个概念叫“缝隙”。在上海周边地区,在西方文化体制和封建体制没有结束的时空点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奇特的、双向体制下的缝隙,这是我们谈海派文化缘起最重要的一个开始的点。这种状态决定了整个社会心理是一个由外向内,寻求内心平静的态势。某种意义上,是从自己那一方小天地当中,在寻求平安的基础上,再向外拓展,比如石库门等上海的住宅建筑。在整个上海文化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所谓的“对外包容”、“对外开放”,是因为迫不得已,在寻求安宁的过程当中,在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导致我们不得不与之相容、相处,逼迫我们所有的人必须被动地分享,这是环境外部条件造成的一种分享。所以我们在回望的过程当中,一定不仅仅是拷贝既有的东西。尽管我们曾经在上个世纪某一个时间点是最辉煌的时刻,而是要从整个形成的过程,从一个单独个体的上海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因此,我们现在回望上海Style 也好,曾经有过的风貌也好,如果要国际化,我觉得应该从整个城市的心理角度来研讨。国际化的过程实际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回到上海的资源本身,不是复制我们曾经既有的一些形态。我们要反问:自己本身在形成过程当中,在向内向外的过程当中,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面向当今世界?我们应该做什么?下一步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展现上海,更好地使用国际化语境来呈现上海?我觉得这个回望才有真的价值。
王唯铭(著名海派作家、记者):
我认为,首先,谈到海派文化,应该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它代表了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在海派文化最初形成的时候,就是民族主义的顽强崛起;第二个是文化艺术;第三个层面是生活方式。当我们说到海派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相信最具有震撼力的必定是第三层面的生活方式。
其次,海派文化有个时空点。在空间的意义上,它指两个地域,一个是英美国际共同租界,另外一个是法租界;在时间的意义上,我个人认为是一百年,从1842 年《上海土地章程》的签订到1943 年租界归还国民政府。我认为1950 至1979 年间没有海派文化。因为市民文化中最具意义的体现——跑马文化没有了,四大舞厅也都关闭了。
再次,我们今天回望海派文化,我个人认为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创新性。以建筑师拉斯洛·邬达克(Laszlo Hudec,1893-1958)为例,1918 年10 月26 日,他到达上海,当时只是个一文不名的战俘,但是这一个人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创作力量。一座城市的建筑,其实是由两种力量所主导的,一种力量是选择的力量,还有一种就是创造的力量。缺乏任何一种力量,这个建筑都不可能产生。邬达克作为这个创作的主体,他首先带来的是古典主义,以后又前进到新古典主义,又继续前进到现代主义。他无师自通,自我更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建筑,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海派文化的形成其实经历了压制与不断对抗的过程。最初西方人把所有东西带进来的时候,本地的原住民是顽强反对的,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根基是儒教文化,以儒教文化的观点来说,西方所有的东西都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海派文化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更清醒地回望历史,了解这个历史遗产中的哪些东西才是我们应该在今天继承的,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非常清醒地了解了这一点。雅斯贝尔斯说过,如果你没有历史的记忆,那么你的生活就变成一个乌有之乡。因此,这样一个回望,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立场、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没有一个主要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判断,我认为我们的回望就变成了一次简单的对历史的悼念,确实也有意义,但不是太大。
胡建君(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中国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
因为我原来跟着汪大刚老师做过一些贺友直先生的展览,还有研讨会和画册,就先来谈一谈贺友直先生对海派文化的传播意义。
海派传统不是民俗式的表达,而是自然对接生活,表现单纯,格调高级,是可以走向国际的。比如贺友直先生的“画说老上海”系列,其作品意义和传播方式就是海派文化的一个典范。他是在2013 年92 岁高龄的时候,以独有的“贺氏白描”重游往事,创作了54 幅洋洋大观的《走街穿巷忆旧事》。他将昔日街巷景象用一图一文的形式展现,并用幽默而犀利的笔锋评点时弊,让读者跟随他走街串巷忆往事,感受百年上海城市变迁过程中的滋味和得失。他的白描以小见大而气象万千,尺幅虽小但矩度雍容,人物姿态横生,布局平中见巧,设色清雅平淡,写尽世态人生。他将现实生活与中国传统绘画手法完美结合,也将白描连环画发展至学院派不敢小视、未可轻取的境界。同时,他的作品又带着人生的回顾,暗含了时代的变迁与人世的感慨,更有今昔对比的借鉴意义。还有就是他的一切“来料”都源自实践和生活。当年的上海老城厢,可谓“十里洋场”:“街衢弄巷、纵横交错”“五方杂处、客土杂居”,一方面使得上海社会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形成海纳百川的雍容气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上海社会的多元文化性格和多样化的市民生活。于是,他的笔下涌现出了十六铺的电车、码头、佛陀街的老正兴、九华堂卖画店、弄堂里的钱庄等老街景象。我对照了十六铺的地图老照片,发现贺老画的码头、房屋、布景的位置几乎分毫不差,但他是完全凭记忆绘制的。贺友直先生为人与作画也体现出海派的文化与风范:低调、平和、宽容、知足、幽默。他说自己九十多岁还能够画漫画,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以贺友直为代表的文化符号,是老上海的符号,更是新上海的LOGO,是时代的印记和世界的荣耀。
汪大刚(上海贝贝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也来和大家聊聊贺友直老先生。他1922 年出生在上海,5 岁后回老家宁波,大概是在30 年代初再来上海谋生。他一直说是自己是永未毕业的小学生,来上海后受了各种磨难,学徒期间包括后来成家立业,都没有顺利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整个人生经历就是坎坎坷坷这样过来的。
我和老先生的接触基本上是从他80 岁以后开始。因为老先生从美院退休后也不甘寂寞,他开始画老上海风俗画。到2000 年的时候,他联系我说,这批老上海的作品你看看能不能用,能不能去做一些衍生产品之类的东西。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从他360 行的90 幅作品里面,选了10 个故事、10 幅画。
在这些作品中,从三江风琴路一直到老弄堂,走街串巷,然后是城市边角,再是童年记忆,基本上是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地画。他绘画的特点是很传统的,用铅画纸,以铅笔打稿,然后勾墨稿,墨稿勾好后宣纸拷贝,再铅笔勾,勾好以后再线条勾,然后完成,有的要上点色,有的落个款盖个章。他画任何画基本上都是这个流程过来。
因为他本身的人生经历就是在社会底层走过来的,所以画的内容也基本上都是他熟悉的内容,是他生活经历的内容。令人很佩服的是,他靠记忆来画老上海。比如说十六铺,画的下面是两路有轨电车掉头的这个位置,有一栋房子,这个房子下面是卖海鲜的商店。我把找来的照片和他的画一对照,基本上没什么差异。
从贺先生80 岁开始一直到他过世,我们紧密合作了整整16 年,这个过程里面当然开发了很多衍生产品。说到开发衍生产品,贺先生不考虑利益,我则是要做好。所以从2001 年开始主要分两部分来做:一部分是做收藏一类的,比如仿真作品之类,但是限量版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实用的商品。这两部分产品再按照主题内容进行区分,作为一个系列来做。
龚世俊(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师、《上海工艺美术》杂志编辑):
海派文化范围很大,我想讲的是上海工艺美术当中的玉雕,玉雕最开始从扬州、苏州过来,而上海工艺美术在上世纪80 年代就形成了,包括玉雕界。评论界在说“海派玉雕”,因为它是跟我们原来的海派文化有密切联系的。
80 年代以后,原来我们那些老师傅培养出来的一些年轻人,包括现在中国有影响的大师吴德胜、倪伟滨、闫贵明、于泾,他们在中国至少是赫赫有名的。为什么讲80 年代上海会形成一个海派的玉雕呢? 80年代从工厂、企业出来了一些雕刻家,因为不适应体制,很多人最后就转行了,有的去做琉璃,特别多的是雕刻萝卜白菜。后来在80 年代怎么会形成一个派别呢?主要跟原来那些喜欢他们这些作品的收藏家有关——无论这些人来自台湾还是香港,都有上海的背景。那些收藏家是有底蕴的,他们祖辈或者他本人从上海出去以后,流的是上海文化的血,本身对传统上海文化是有认识的。于是,他们就培养那些年轻的雕刻师,与他们共同讨论做一个什么样有趣的东西。在这种互相沟通讨论的过程中,海外的收藏者反馈给雕刻师们很多本已流失的文化营养。
邱蔚丽(上海海事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教授):
我刚才听了各位专家讲的一些观点,非常赞同。受各位专家的启发,我觉得这次回望海派有这样两点意义:
第一点是关于国家提出的城市化进程规划的。我认为目前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城市文明都还没有搞清楚,我们缺少了城市文化的文脉,所以这个“回望海派”,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点,在全球国际化的进程当中,“海派文化”的提出与回望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关系到全球文化的多样性问题。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越是民族化的东西也是越国际化的。我们提出海派文化,对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国际化是有意义的。
戴云亭(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副院长):
我们现在产品设计都学习西方的、北欧的风格,但是,一段时间学习北欧风格以后,我们现在又有一个风格的转向,要把中国元素融入进去。我觉得,海派文化在当代的研究,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原来海派文化融入中国的方式和进程做一下比较研究,可能更有意义。
也就是说,西方那种简约风格的设计,加上我们中国传统元素的图案、形式或者造型,变成我们现在讲的一个叫“新古典”也好,“新海派”也好,这样一个产品设计趋势。现在上网查一下各种产品设计公司,做了很多这类产品,我想肯定是有一定的源于海派文化的意识在里面。所以我想更多关注一下现在这个现象,以及这个现象产生前后关系的比较。我主要是想从小一些的、具体的东西来研究,可能会因小见大。
施远(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
上海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但是我到这里来是研究古代文明的。为什么上海能够提供这种条件?因为大家如果去过上海博物馆就知道,从新石器时代各个地域的文化、夏商周的礼器,一直到唐宋元明清国宝级的文物,都可以在上海看得到。这样的博物馆全中国除了北京没有第二个,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回望海派,就要看看上海这样的文化地位是怎么形成的,海派文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
我们今天看海派文化,绝对不能从地域性文化角度来看。上海如果只是一个老城厢文化的内核,那它发展不到后来的样子。今天讲到了贺友直先生,实际上贺老最伟大的作品是《山乡巨变》《朝阳沟》《白光》,是他最辉煌的时候。《山乡巨变》《白光》都是很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杰作。他把自己的艺术创作和时代大主题结合起来了,从而诞生了最伟大的作品。就像上海一样,这个地方在特定的时空里成为中国文化和外界文化发生碰撞的一个融合的点。在全世界面前的上海,后面是整个中国,而对于全中国人来说,上海的背后是整个世界。
可以说,海派文化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既远离中心,又是对外的窗口;它既是去中心化的,又是前沿化的。因为它远离政治中心,所以它在文化上有很大的自由度,不太受原来的封建等级和儒家文化的教条的影响,它非常自由。因为它身处前沿,作为通商口岸的前沿,它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城市,这种商业化决定了所有人在这里都要通过市场竞争,通过市场的选择。特定的时和势造就了上海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谈到上海文化的多元化,不仅仅是地域的多元,还包括不同层次的多元。它不仅仅只是低层次的,或者说只谈市民性,不谈精英性,反而应该说精英性更加突出。因为整个上海的文化,最首要的底蕴就是它背后的江南,这里是中国古代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浙、苏、皖的人才都向上海集中。而对于外国人来说,上海也是所谓的“冒险家乐园”,它也反映了外来文化里面的高端性和前沿性。两种高端和前沿的碰撞,才产生了上海的文化。
总之,我觉得对海派文化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地域文化里,它应该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一种形态在现代的表现。上海不仅仅只是上海人的上海,它更是中国人的上海,而且是全世界的上海。在那个黄金时代的上海,不是仅仅属于上海人的,也不仅是属于中国人的,而是属于全世界的。
刘珂艳(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
前段时间正好有一次开会的机会碰到方主编,然后就聊到了海派文化的话题,当时我觉得这是挺好的,最好把搞成一次研讨会,从多视角来讨论,然后把话题聊得更深入一点。清华大学和东华大学两边都是我的母校,来的也都是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我虽然是外地人,但来了也十几年了,现在对于海派文化的话题也深有感触。毕业时选择上海这座城市,被吸引的是上海生活方式具有精致、小资、丰富、方便等特色,同时也因传说中上海人较排外而忐忑犹豫过。但是真实在上海生活十几年后,深深感受到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对各种民族、地区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胸怀。因为上海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之际就是一座大移民城市,以吴越文化为母体,不同国家、地域文化在此交融,既形成追求时尚流行、标新立异、为百姓所能接受的市井文化特征,同时又凝炼形成了鲜明的、永不过时的、中西合璧的海派文化符号。站在目前上海国际化“设计之都”的城市发展定位,重新从现代设计、工艺美术、社会文学等角度回顾及梳理海派文化脉络具有现实意义,在梳理传统概念中海派文化形成的文化背景及文化特征的同时,也需要研究如何重新构建、打造新时代背景下海派文化的文化概念,使海派文化得以更国际化地发展。
卞向阳(东华大学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馆长、教授):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感谢方老师让我们一起相聚在东华大学。我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民国时期上海妇女的服饰时尚,在这个领域已做了三十多年。这么多年来,东华大学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梯队,以东华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的艺术学理论部为核心,包括人文学院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一起构成了一个核心的研究团队。这样,整个东华大学里面构成了一个体系,包括学院和博物馆这两个部门来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另外还专门有一个海派时尚设计师公共服务平台,此外还有许多跟外国合作的关于海派设计和海派时尚的研究。从去年开始,受上海市政府委托,上海时尚之都促进中心成立,主要是推动上海时尚之都建设。
研究海派文化,一定要把它放在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背景下去研究,才能够更加清晰地掌握它的核心要素。海派其实是一个对立融合的矛盾体,在不同的矛盾层面、不同的转化过程中,它又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
比如说,在海派文化里面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外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包容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包容的过程中,上海还一直有它的文化的坚守。也就是说,从近代来看,上海的文化立场总体上来说还是坚持了中国人原有的以我为主的一种文化观。
第二个特点,自上海开埠以后,总体上具有一种追欧赶美的进取性。但是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其实批判性也一直存在。在任何一个时段里面,类似《申报》这样的报纸,对于外来文化的批判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第三个特点,海派文化里面内生发展的永动性也是一种存在,就是说它的创新。例如,二三十年代的旗袍,虽然受到了外国的影响,但是它的纹样和母体还是中国化的,只不过是进行了一些全新的演绎,然后塑造出了所谓的“海派”产品。这说明什么呢?海派有时候也会变得保守,它会去坚守一些它认为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或生活方式。尤其是在1949 年以后,即使在那种很窘迫的物质生活之下,我们仍然在坚守着自己的传统。
第四个特点,市民化的商业社会里面的价值取向与所谓的“契约精神”之间的矛盾。上海最早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任何一个事物要成功都要经过激烈的竞争。但是我们不可忽略,上海人在面对这样的一种竞争和冒险的时候,体现出来的一种非常实际的、现实的态度。
正因为有这样一系列的特点,所以我觉得要把海派文化的事说清楚,不是那么容易,或许一百个人的眼里就有一百个海派,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对海派有所演绎。但这正也是海派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它有自己的神秘性,给人一种想一直不停地去探索的欲望。而在探索过程中,我们又会赋予它新的内涵,推动进一步的发展。
方晓风(《装饰》杂志主编):
非常感谢各位抽时间来参会,谈的内容很丰富,也很开阔,因为有来自多个领域的专家参与。有些资料和说法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性,对于我们做好这次专题来说帮助非常大,对于加深人们对“海派”这个名词的认识是很有帮助的。
讲到传统,上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移民城市,它汇聚了中国很多地区的优秀人才,不光是江浙一带,实际北方也不少。它的这种包容性不仅仅是中西之间的包容,在传统这一块也非常深厚。比如陈端友雕刻的砚台,不光是工艺好,他的整个审美格调、趣味都是非常好的。
其实上海文化上的蜕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跟城市化进程有关系。本土文化被稀释了,上海尽管原来人口也很多,但是外来人口更多,把本土文化稀释掉了。在稀释的过程中,有正面,也有负面,现在看负面的影响不小,包括城市建设也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谈起来有时候也很痛心,但是借由这么一次研讨会,我们等于对曾经的过往做一次美好的回忆,并且希望从这里面有所反思。其实我们做这个专题的重要原因,一个是对海派现象做探究和梳理,更主要的是希望它成为一个话题,希望有更多人的来关注这件事情,更多的人来思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