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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旗袍与海派文化

  • Update:2016-06-23
  • 袁宣萍
  • 来源: 2016年第4期
内容摘要
旗袍诞生在民国初年的上海,从20 世纪20 年代至40 年代,旗袍的样式经过西方潮流的洗礼,不仅在美学上,而且在服装结构、制作工艺、面料质地与纹样选择上,均已彻底摆脱旧时代的女装样式,成为民国都市女性的象征。本文试从旗袍的诞生、样式变化、旗袍面料的质地与花样等几个方面,探讨旗袍与海派文化的关系。

  

所谓海派文化,是近代江南文化与欧美文化的一种融合,体现在文学与戏剧领域,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上。设计是生活方式的体现,特别是人的着装打扮,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价值观、审美观与社会风尚的直观反映。旗袍就是这样一种服装,它诞生在民国初期的上海,在开风气之先的人群中首先流行起来,并逐渐流传到其他地区。从20 世纪20 年代至40 年代,旗袍的样式经过西方潮流的洗礼,有了大幅度的改变。
不仅在美学上,而且在服装结构、制作工艺、面料质地与纹样选择上,均已彻底摆脱旧式样,成为中国女性的象征。因此,旗袍是名副其实的海派女装,与旗袍有关的一切,也都打上了浓郁的海派底色。本文试从旗袍的诞生、风格流变、旗袍面料的质地与花样等几个方面,探讨旗袍与海派文化的关系。
 
一、旗袍的诞生
旗袍,从名称上看,与旗人的女袍有割不断的关系。两者的形制确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上下一体的长袍、盘扣、滚边等,清代满族妇女的日常便袍即是这样,无开禊,右衽,衣襟右侧一扣到底,周身加边饰,可外穿坎肩,秋冬加皮、棉等。领子有圆领和立领两种,其中立领的形制与后世的旗袍更为接近。(图1)
旗袍也与男子的长衫相仿。长衫是近代中国男子的日常便服,外面套上马褂,可作礼服。其形制亦为立领、大襟右衽,上下一体,长至踝上两寸左右,两侧下摆开一尺左右长衩,内穿长裤。长衫是男子社会地位的象征,区别于穿短打的劳工阶层。富贵的可用锦缎面料,知识阶层或年轻学生则喜欢一袭素色棉质长衫,加上长围巾,风度翩翩,是新青年的象征。
清末民初,汉族女装多为上袄下裙,或上袄下裤,所谓“两截穿衣”。总的趋势是越来越简洁,装饰从大镶大滚改为简单的滚边,上袄更加适身贴体,衣长至臀下或及膝,左右开叉,裙长可垂到脚背。领子大多为立领,且有越来越高的趋势,直至出现斜切过面颔的元宝领。“新文化运动”时期,开时代新风的女学生喜欢穿素色短袄,倒大袖,下着黑色裙子,裙长上提至小腿处,下着长袜、皮鞋或布鞋。这种颇具现代气息的女装被称为“文明新装”,有一种简洁素雅之美,为社会上其他阶层的妇女所仿效。
20 世纪20 年代后,上海这一东方大都会出现了穿长袍的女子。起初只有少数时髦女性,后渐渐增多,最终满大街的女人都穿起了长袍。这种长袍,因与清代旗女的便袍有几分相似,被人称为“旗袍”。旗袍的流行,让很多人大惑不解。比如1921 年第7 期《解放日报》(上海新民图书馆兄弟公司出版发行)就刊登了一幅讽剌画《旗袍的来历与时髦》,并配以小文:“辛丑(应为辛亥,笔者注)革命,排满激烈,满州妇女因为性命关系,大都改穿汉服。此种废物,久已无人过问。不料上海妇女,现在大制旗袍,什么用意,实在解释不出。……近日某某二公司减价期内,来来往往的妇女,都着五光十色的旗袍,后说若不确,我又不懂上海哪来这些遗老眷属呢?”[1] 都说时装无道理可言,但是满汉两族妇女的服饰向来互不干扰,旗女穿袍,汉女袄裙或袄裤。怎么民国了,满大街的上海女人反倒穿起旗袍来了?
于是有人认为,上海女子穿的长袍,不过是形制上与满族妇女的袍服有些相似,其实她们模仿的不是旗女之袍,而是身边父兄们所穿的长衫,是把长衫给女装化了。这种观点以海派作家,也是时装观察家的张爱玲为代表。张爱玲写民国女装变迁的那篇《更衣记》,最初发表在1943 年12 月《天地》月刊第3 期,她把旗袍诞生的时间明确地定在了1921 年,并认为这种服装尽管有着旗袍的名称,其实却是对男装的仿效。她说:“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州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以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二截穿衣’。一截穿衣和二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张小姐生于1921 年,自然没有参与旗袍的诞生,不过她对服饰时尚与社会变迁有着特别的敏感,且写此文时与旗袍的诞生不过20 年时间,应该也是一种合理的推测。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多女性不得不走出家门,服装因此抛弃了烦琐的装饰,走向简洁,甚至出现男性化倾向。民初以来,上海女性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追求平等进步,那么穿上本该属于男性的长袍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与平权意识增强的同时是女性意识的苏醒,旗袍在诞生后很快脱离了男装特征,一路向女性化方向发展,并传播到上海以外的其他城市。有意思的是,广东、香港、台湾等南方女性在接受了旗袍之后,并不称之为旗袍,而是称为“长衫”,英文为“cheongsam”,显然认定其来源与男子长衫有关。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旗袍的起源与旗装无关,与男子长衫无关,是上海女子结合自身服装特点在形式上的创新。民初女子的服装是上袄下裙或上袄下裤,但在春暖还寒时节,或秋风乍起之时,可以在袄裤外套一件长马甲。长马甲通常立领、斜襟、无袖、两侧开叉,衣长在脚踝处。1940 年第1 期的《良友画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旗袍的旋律》之文章,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旗袍的流行及变迁,文中说:“中国旧式女子穿的短袄长裙,北伐前一年便起了革命。最初是以旗袍马甲的形式出现,短袄依旧,长马甲替代了原有的围裙……长马甲到十五年(即1926 年,笔者注),把短袄和马甲合并,就成为风行至今的旗袍了。当时守旧的中国女子还不敢尝试,因为老年人很不赞成这种男人装束的。”作者认为长马甲也有男人味,其演变为旗袍是在1926 年。然我们翻开1926 年《良友画报》,其创刊第1 期刊登的电影新作《一串珍珠》(长城画片公司出品)剧照中,几位女性同时穿着华丽的短袄长裙、长马甲和宽大的长袍。(图2)该剧角色采用了最入时的装束,讽刺当时某些都市女性对物质虚荣的过度追求。在该画刊的第4 期,对旗袍、长马甲分别作了介绍,并说旗袍大家闺秀多服之,长马甲为上海新“时装”。因此从时间上说,旗袍的流行应该与长马甲同步,当在1921-1925 年之间。
关于旗袍的诞生和流行,笔者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即这是一种“一件头”服装,制备起来比上袄下裙简单,穿脱行走也很方便,与现代生活相适应,于是出现后就迅速风靡,很快上海街头都是穿旗袍的女子了。这种敢于创新、追求时尚,又不脱离传统的做派,倒是与近代上海这座城市息息相通的。
 
二、旗袍的风格流变
旗袍诞生之初,还保留了相当的传统味道,按张爱玲的说法,是有着“清教徒”的风格。但之后很快脱离了旧传统的束缚,越来越时尚,越来越现代,到20 世纪20 年代末,已形成中西合璧的新风貌,成为民国女性的经典服装。这一过程彰显了海派文化在服装领域海纳百川的气度,是上海这一时尚都会在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
从保存下来的老照片和旗袍实物来看,1925 年前的旗袍,一般宽大平直,平面裁剪,以倒大袖为多,不收腰,袍长及脚踝,袖长及小臂中部(图3)。至20 年代中期,旗袍的衣长及袖长所有缩短,且上半身在胸至腰间已略呈合体之势,只是袖口和下摆仍显宽大。(图4)绲边一般只用一条丝带,也有用两条的,总体变得简洁。《良友画报》1940 年第1 期刊登的关于旗袍的文章还以图片形式显示了旗袍造型的变迁。据称,因为北伐成功,社会风尚有了大的改变,1928 年以后,旗袍阔大的袖口逐渐变小,下摆提升,摆脱了初创时期的模样,并认为这标志着妇女的解放。这一时期旗袍从上海向各地传播,穿旗袍的女子越来越多。1929 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礼服法令规范,将旗袍(未用旗袍称谓)和袄裙同时列为女性礼服。至此,旗袍已成为国民女装。
20 世纪30 年代,旗袍进入了黄金时代。上至总统夫人,下至平民女性,均以旗袍为日常衣着。因为旗袍可富贵,可淡雅,可风情,可素朴,完全看穿旗袍的是什么样的人。这其中,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上层女性能将旗袍穿出气场,以胡蝶为代表的电影明星能将旗袍穿出风情,知识女性穿一身素雅旗袍端庄典雅,而普通女学生穿着蓝布旗袍也不失朴素可爱。这一时期的旗袍在摆脱了旧时代束缚后,造型变得更美,式样更丰富,开始强调女性曲线之美。尽管服装结构大多还是平面的,但裁剪更为合体,领子变高,紧紧扣住颈部,腰部收窄,彰显身材,下摆变长,垂至脚面,穿着时亭亭玉立。而复杂精美的盘扣、四周镶嵌的花边装饰,使旗袍变得美轮美奂。(图5)张爱玲在《更衣记》中说:“时装(指旗袍)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1930 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样的旗袍把女性变成了女神,上面是高昂的头,下面是布料裹着的丰柔肉身,既传统又西化,既保守又性感,可谓海派风情的典范。旗袍也可以塔配西式的大衣,张爱玲不无调侃地说:“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袍叉开得较高的旗袍盛行于1933-1934 年,1935 年后流行低叉,以至走路困难。1937 年后,下摆再一寸一寸地上提,到1939-1940 年又提到了小腿处。
40 年代起,为达到西方式的合身轮廓,旗袍在裁剪工艺上开始采用腰褶或胸褶,让衣服从平面变成了立体。接下来,借鉴西式裁剪,出现了肩部接缝线及接袖,改变了传统服装前后身肩膀处一体而不分裁的结构,使肩袖部分也更加贴合,各种熨、烫、归、拔的工艺也逐渐定型。此时的旗袍,已经与20 年代初诞生的传统旗袍有了本质的区别,服装结构不同,裁剪工艺不同,从中体现出来的审美观念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旗袍的穿着方式也变了。40 年代的旗袍变得更简洁,装饰能免则免,最后连袖子也免了,出现了无袖旗袍。张爱玲女士说:“近年来(40 年代)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纽扣来代替,不久连纽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揿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和小腿。”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中国女性抛却时尚,穿着简便的蓝布旗袍投入工作。时间仓促,女人们无暇在衣服的袖口领边上花费心思,因此40 年代的旗袍是简便的、现代的,但也是更有女人味的。遗留至今的民国旗袍以40 年代的数量最多,从款式看,只有立领和衣襟的形式还延续了传统,连盘扣也被更简便的揿扣代替了。(图6)
 
三、旗袍的质地与纹样
旗袍之所以给我们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融合的美感,除了裁剪与造型外,面料的质地与纹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晚清马褂上的图案大部分是团花,民初女子的袄裙用缎面刺绣吉祥如意的纹样。你能想象一件条格纹样的马褂或马面裙吗?但20 年代在上海诞生的旗袍,在面料质地与纹样的选择上是空前自由的,各种进口面料与时尚花色精彩纷呈,在审美理念上越出了传统,向西方时尚靠拢。因此,近代旗袍传递出来的海派风情是整体性的,除了外形,质地与纹样同样塑造了上海都市女性的风采。
1. 旗袍的质地
我国传统服饰面料,在近代工业诞生以前,上层社会以丝绸为主,下层社会以棉麻织物为主。上海开埠后,西风劲吹,属于舶来品的毛织物呢绒、精细的洋布泰西缎、针织蕾丝服饰传入中国,化学工业生产的人造丝也作为新型的纺织原料被社会接纳。上海是近代工业的发源地,纺织业尤其发达。不仅进口面料很多,国产面料也很快跟上了时代节奏。这种多元化使得旗袍既可透薄凉爽,也可在寒冷冬季保持绰约风姿。
(1)绸缎
民国时期的旗袍以绸缎面料居多。以笔者过手的1000 多件民国旗袍来看,绸缎约占了七八成。但同样是绸缎,近代旗袍与传统袄裙已经有了很大区别,主要体现在绸缎品种上。传统绸缎品种单一,代表性的有摹本缎(以南京所产最多)、库缎(通过正反缎纹显花)、宁绸(斜纹地上起斜纹花)、花线春(平纹地上起斜纹花)、花纱(有亮地纱、实地纱与芝地纱之分)、杭罗(平纹与绞纱配合起横、直条纹)、杭纺(平纹素绸,同类型的有盛纺、绍纺等,以产地命名)、湖绉(以湖州所产最多)等。旗袍面料同样是丝绸,品种却极为丰富,有传统品种改良的,有仿进口面料的,还有仿其他纤维的,甚至几种纤维交织的,层出不穷。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由于现代消费文化的兴起,上海等地的丝绸厂商视品种为生命,不断推陈出新。如上海最大的丝绸生产商——美亚织绸厂就千方百计在品种创新上占先机,甚至打出一周一品的广告,使得旗袍面料更加新颖别致。(图7)二是工艺,传统面料用土丝手工织造,花本编制难度大,品种几十年不变。而旗袍面料采用厂丝和人造丝,用机器生产,生产效率高,且高捻度、起绉、起绒、袋组织、呢地、多梭箱换道等现代织造技术被运用到丝绸生产上,加上印染技术的配合,诞生了一大批在传统木织机上不可能生产的新品种。在春夏季有大量的薄型绉类、纱类产品,在秋冬季有大量锦类、缎类、葛类产品。以织锦为例,传统的云锦费工费时,织造不易。而机器生产的织锦缎,因为采用了人造丝、提花龙头和双梭箱装置,花色灿烂而成本下降,成为大众穿得起的奢侈品。三是进口面料及其仿制。传统绸缎生产体系是一种封闭的系统,技艺代代传承,服饰变化缓慢。而民国时期的上海有大量进口面料,国产面料面对舶来品的竞争,必须亦步亦趋,通过仿制不断推出新品。当时很多海派旗袍其实采用了进口面料,而国产面料的不少成熟品种也是仿制的结果,如毛葛、双绉、乔其、塔夫绸等。这些新颖的丝绸面料让旗袍更具现代美感。
(2)棉布
同样是棉布,旗袍用的是机织布,而不是传统的土布。机织布品种很多,以平纹为主,花色远超土布。做旗袍的染色平布,多以所用染料命名,如阴丹士林布、海昌布、克力登布、爱国蓝布。上海时髦女子有用阴丹士林布做旗袍的,别有一种素净风雅的美,在月份牌上可以见到很多。(图8)爱国蓝布旗袍则是女学生的标志。此外洋素绸、洋纱中的细纺、巴里纱、丝光洋纱、府绸也可用于旗袍,特别是夏季旗袍,薄透的可衬一层里料。属于斜纹的棉布料有棉哔叽、线呢等,其他还有泰西缎、宁绸、平绒、罗缎等。从保留下来的民国旗袍看,高档的巴里纱、府绸、细纺等面料不少,而最常用的染色棉布反而不多,可能这些普通旗袍没有精心保管,在当时就消耗掉了。
(3)呢绒
我国毛织业不发达,东南沿海更是没有穿毛呢的习惯。但上海开埠后,西洋的呢绒也传入中国,包括粗纺呢绒和精纺呢绒。20 世纪20 年代起,随着服饰的西化,市场上对精纺呢绒的需求增加,进口数量大增,上海也开设了采用进口毛纱织造精纺呢绒的工厂,至30 年代,上海及周边地区已经能生产精纺呢绒。呢绒产品以制作西式服装为主,如哔叽、华达呢、花呢、派立司、直贡呢、凡立丁、啥维呢等。从保存下来的民国旗袍看,一些高档旗袍也采用了薄型呢绒,加上印花处理,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洋派风格。值得一提的是,粗纺毛织物中的骆驼绒,特别是带条子的那种,大量用来制作旗袍的衬里。更奢华的则衬以动物皮毛,面料还是高档的绸缎。这种旗袍腰身紧裹,长长的袍面垂至脚面,既保暖,又保留了苗条动人的风姿。
(4)针织(蕾丝)
针织物全然是西方引进的产物。遗留至今的民国旗袍中,时常见有针织旗袍,其中最女性化、最性感的是蕾丝旗袍。蕾丝也称花边织物,19 世纪末引进中国,是手工编织的缕空织物,而用于旗袍的蕾丝是经编机织物。鉴于当时中国尚未掌握其生产工艺,蕾丝面料应该是进口的。上海女性在当时穿着蕾丝旗袍,即使衬上里布,这份勇气也着实可嘉。在所有的旗袍面料中,蕾丝传递给我们的是一种别样的海上风情。(图9)
2. 旗袍的纹样
在参观近代服饰展时,观者往往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晚清与民初的服装尽管装饰丰富,色彩华丽,但总有一种陈旧的气息,而旗袍出现后,首先在花色上让人眼前一亮,一种时代新风扑面而来。这种时代新风不是别的,正是现代气象。旗袍的花色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寓意被纯粹的审美代替。中国传统纹样中寓意纹样占主流,所谓“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比如摹本缎纹样,有所谓“灵仙竹寿”“四季富贵”“万古长春”“鱼庆三多”“福禄寿喜”“龙凤双喜”“玉堂富贵”“水浪金鱼”等,每一种图案都对应一种题材的组合,合起来是一句吉祥祝福。但日常衣着也这样讨口彩,让纹样变成人生愿景的载体,就失却了活泼生动的审美意境。民国旗袍上的花色纹样,尽管也保留了一部分传统,但大部分是纯粹的审美,不必讨口彩,好看就是。可以清地大朵花,也可以满地小碎花;可以是传统的梅兰竹菊,也可以是玫瑰与郁金香。有些更是经过变形处理,不追求花卉的形似,从而为纹样题材的丰富打开了大门。
第二,是条格、圆点等几何、抽象纹样大行其道。看西方服饰,18世纪洛可可时代是花卉的世界,而工业革命以后的19 世纪,除植物花卉外,条格、圆点等几何纹样是最为流行的,这与机器时代追求简洁明快的风尚有关。我们看民国时期的旗袍也是这样,大量出现条格与大小圆点,并配以各种色彩的变化。(图10)作为现代设计的要素之一,没有比醒目的几何纹样更能传递出直观的秩序之美了。除了规矩的几何纹,还可以将其变形,或采用肌理纹样,或看似随机线条的乱涂,使旗袍花色充满时代的美感。(图11)
第三,是印花纹样的崛起。中国是一个传统纺织大国,提花技术特别高超,但印花工艺却相对落后。传统蓝印花布的乡土气息与都市时尚不合,笔者没有见过拿蓝印花布作旗袍的例子。民国旗袍大量采用的印花面料,无论是丝绸印花还是棉布印花,都是工业化生产的产品。在色彩的配置上,也大量采用丰富的过渡色,极少采用大红大绿的对比色,以淡雅的色彩与细腻的表现让人折服。这种色彩审美的现代感也是民国旗袍区别于传统的特点之一。(图12)
第四,是外来纹样的流行。比如旗袍中常见的佩兹利纹样,起源于南亚克什米尔地区,以苏格兰生产羊毛披肩的城市命名。传到中国后,被上海设计师形象地称为“火腿纹样”。还有一些纹样题材是外来的,其艺术风格明显受到西方影响,如20-30 年代流行的大型花卉纹样、孔雀羽纹样,其卷曲的线条有着欧洲新艺术风格的特征。而40 年代带几何装饰感的流行纹样,又让人联想到法国起源的装饰艺术风格。
第五,是表现手法的新颖别致。民国旗袍上的纹样表现手法,更多地吸收了西式的写生技法与影光处理的方法。比如花卉的表现会出现阴影,强调立体感。如果是提花织物,常用不同组织点的配合,并采用泥点、撇丝等手法进行处理;如果是印花织物,则可用渲染、塌笔、燥笔等增强花卉的生动感。有些纹样进行了变形处理,使其似花非花,或使色彩朦胧等等。总而言之,旗袍面料上的纹样表现更为细腻,手法更为新颖。
 
四、海派文化视野下的旗袍
上海位于中国最富庶、最重视物质生活的江南地区之中心,自开埠以来,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追逐名利,很快成为东亚首屈一指的工商业大都会。这座城市的人们,既拥有江南文化的底蕴与自信,又坐拥西风劲吹的前沿之便利,更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加上看重衣冠、追逐时髦的社会心态,使得旗袍这种“时装”从诞生起就带上了海派文化的深深烙印。张爱玲在《更衣记》中的一段话很有意思,她说:“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巴黎……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做民意的代表。”事实上,旗袍正是20 世纪20 年代上海各阶层女性与时装业不谋而合的创造,而旗袍的传播与演变,则与上海传播媒介的发达、娱乐业的繁荣、商业文明的相对成熟,以及社会的开放宽容有关。
上海是当时的全国商业中心,作为此时中国最大的口岸城市,华洋杂处,霓虹闪耀,最能感受到来自欧美的时尚影响。民初以来,上海先后涌现出先施公司、永安百货、新新百货、大新百货这四大百货公司,以欧式建筑的造型耸立在繁华的南京路闹市区,且开启了商品的橱窗展示模式,与国际潮流同步。其中最有实力的永安百货,商品以统办环球百货为目的,“凡日用之所需,生活之所赖,靡不尽力搜罗”。英国的棉布呢绒、法国的化妆用品、瑞士的钟表、捷克的玻璃制品、瑞典的搪瓷、日本的毛巾等等,几乎把世界各国生产的名品搜罗齐全,成为都市时尚生活的风向标。永安公司甚至推出时装表演,创办《永安月刊》,全力打造一流的现代商业形象。有这样的商业氛围,上海女性的穿着必定是国内最时尚的。因此海派旗袍尽管保留了相对传统的造型元素,但与海外时尚并不脱节。20 年代晚期至30 年代初的旗袍下摆与袖口较短,而30 年代中期又逐渐加长,乃至盖住脚背,而30 年代末再次缩短,对照西方时装,几乎是亦步亦趋,节拍一致。旗袍还可以和西装、针织开衫、西式大衣套装搭配在一起,竟毫无违和感,反而将旗袍中西合璧的美感发挥到极致。(图13)
上海又是当时全国娱乐业最发达的城市。月份牌上的旗袍美女,定义了新时代“美女”的形象,她们健康、红润、性感、时尚,对物质生活充满热情,洋溢着现世的幸福。这些纸上美女被人们所喜爱,她们身上的旗袍、身后的家居环境也无不成为模仿的对象。上海的报纸杂志数量多、发行量大,如《良友画报》等杂志不仅关注时事经济等重大问题,对女性时尚、服装样式也多有报道,还有一些专门的女性杂志如《玲珑》等,则特别关注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情感问题到着装打扮,均津津乐道。作为十里洋场,各种舞会、音乐会、展览会、赛会不时举行,电影院上映着国内外最新影片,娱乐杂志争奇斗艳,将名媛、影星、歌星等当红女性推送到社会上,引起人们的追随与仿效。
此外,上海还是近代中国纺织业中心,集中了全国最好的染织与服装企业,不仅提供最新最好的产品,而且在媒体上大做广告,推出时装发布会,为自己的品牌摇旗呐喊。这一切都对旗袍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清末民初,北京的满族女性也穿着简易的长袍,但她们不构成时尚,反而在江南文化的中心地带、在华洋混杂的通商口岸上海成就了旗袍的辉煌,海派文化与旗袍的关系,也就不言自明了。旗袍流行之后,全国都市女性都穿旗袍。但作为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北京的旗袍大气中有着传统的遗风;作为民国时期的首都,南京的旗袍有着稳重端庄的风范。而上海的旗袍与西方时尚的联系最紧密,外型廓线最具女性魅力,色彩纹样时新大方,配色优美和谐,款式细节富有变化,甚至推陈出新,将西方时装的流行元素用到旗袍上。这也许是海派旗袍的风格所在吧!
旗袍是中国的,更是上海的。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类项目“近代染织设计研究”(项目编号:13BG073)。
 
 
注释:
[1] 袁仄、胡月:《百年衣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10,第12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