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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库门里弄——上海区域文化特色的源起与展望

  • Update:2016-06-23
  • 吴亚生
  • 来源: 2016年第4期
内容摘要
石库门,作为一个特殊时期所形成的特殊的城市街区发展样式,历经百年的发展进程,无疑是上海区域文化特色重要的物质载体之一。一方面,石库门的特殊的空间样式受到时代的影响;另一方面,石库门也会对生活其中的城市居民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区域文化的特性形成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作用又假借曾经生活在石库门的文化精英们的创造性的成果呈现在城市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进而形成区域文化的代表性特征而获得广泛的认同。本文希望透过一个物质载体的存在,来验证石库门的物质存在方式对上海区域文化特色形成的催化作用。

  

一、石库门里弄——动荡时代里形成的特殊城市聚落
1. 关于石库门里弄命名的考证
门,对于人工构筑空间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它是分割有限空间的一种实体,它的作用是可以连接和关闭两个或多个空间的出入口。但对于“石库门”而言,不仅仅是一个门的功能,它具有更为广泛的指代。而它的命名也出处很多,作为上海城市发展历程里主要聚落构筑形式,实际上截至目前,有两个相对集中的出处。其一是谐音成为“箍”,以装饰性石条围合的门套,因民间描述中所言以石“箍(gu)”着厚重的木门而得名,以讹传讹为“石箍门”。其二是出自于典籍涉及的与帝王宫殿“五门”相对应的,“五门”分为路门、应门、皋门、雉门、库门,“库门”特指宫室的外门为“库门”。[1] 可是无论是音传还是意传,石库门音字识别的背后却成为一个国际化程度极高的大都市——上海的表征之一。(图1)
2. 石库门里弄中时空叠加创造的特殊的市民智慧
石库门的几度建设高潮都与时局的动荡密切相关。首次开始于周边小刀会起义,动荡涉及江浙地区,沪上的租界内原本不允许华人住内,江浙地区大批乡绅为躲避动乱进入租界,因而改变了租界当局长期执行的“华洋分居”的政策。1854 年,英、法、美三国制定了《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从政策层面确认了“华洋杂居”的状况。战乱持续导致更多的周边难民涌入和人口激增。其间洋商最早看到了地产的商机,由于租界土地资源有限,一种仿效伦敦联排式的建筑样式便应运而生。一方面是为了减少成本的投入;另一方面也为了缩短建设周期。这种建筑样式在这样的背景下,短时间内很快就形成一定的城市聚落规模。依据史料记载,“至1870 年就陆续建设完成了总数约8740 栋联排建筑”。[2]这种大规模的两到三层早期的简易的木结构联排建筑就是石库门的雏形,这些联排建筑成了当年租赁市场的“畅销产品”,由此正式走进上海市民的生活。自此开始,石库门建筑形制历经百年,在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其自身也在不断演进完善,为“五方杂处”“远悦近来”多元异质移民城市文化构成提供一个形式独特的物质承载空间,形成上海城市文化最初的基因单元,奠定了上海区域文化后来发展兼容性和开放性的基础。
如果细细研究石库门里弄演进的空间秩序,就不难发现:随着时间上的递进,石库门里弄的空间演进发展中空间上的叠置和铺陈,对应动乱的时代背景下,心理上寻求个体安宁与归属的租户需求。石库门里弄由主干道到达租户房间,经历了开放空间、半开放空间,再到半私密空间,最终到达私密空间的过程。对一个始终处在动荡时期的移民而言,这就是一个从纷乱的外部空间逐步递进而走向一个安宁的私密空间的心理感知过程。推开厚重的木门,就是一个两到三层的、有共享的小庭院和楼的半开放空间,它将将所有的租户融合在一起,构建起一个空间距离很近的邻里关系。在这个小的社会构成当中,由于其构成的复杂性,也使得居住其间的上海人逐步培养起处事练达、察言观色的市民智慧。里弄石库门内的局促狭小的空间养就了一种上海城市居民接人待物的行为准则,一种属于上海城市居民特有的社会约定。这是一种以包容、接受为前提的自我调整与相适,也让我们能从现代上海人所具有的生活态度找到里弄石库门的历史人文渊源。
3. 石库门里弄中空间的“局促”造就的异质的生活状态
由石库门里弄为基因单元进化而来的近现代上海典型的城市聚落,很大程度上成为上海区域文化长成与发展的源头。所有的围绕着这个聚落而形成的生活行为,也成为上海区域文化有形成果的一部分,有些典型的成果样式成为沿用至今的生活状态。在绵延百年的移民过程中,从属于不同的地域、不同生活背景、不同地域文化的个体,带着各自的价值观汇聚在石库门里弄相对狭小的生活空间中。异质化的共处会产生一系列可以预见的矛盾,纷扰之中相互妥协是必须的生活状态。在有限的空间资源的分享过程中,造就了上海人独特的生活样式,这些生活样式也为上海区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民意基础。这些基础也为文学家、艺术家等社会精英提供了一个空前的近距离接触上海区域文化的机会,造就了一大批以上海区域文化为创作素材的文学艺术作品,成为海派文化发扬光大的先决条件。
在丰富的反映石库门里弄生活状态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都空前鲜活,“究其原因,就是‘同门异质’的石库门里弄的物质化的承载条件造成的。它的异质化生活境遇导致被塑造人物自身的丰富性。人物与人物之间矛盾的激烈碰撞,又为人物演绎方向提供了比较多的可能性。因而,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艺术作品,特别是电影,这个具有广泛受众的媒介的介入,也为上海区域文化的繁荣进一步拓宽了传播渠道。更为上海区域文化的异质化的生活土壤,在文学艺术作品表现中,被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所熟知”。[3] 很多经典作品到今天仍被作为上海区域文化的标志继续传播。
 
二、石库门里弄——上海区域文化引领者、风尚创造者的摇篮
1.“亭子间”里的文学艺术与革命者
“亭子间”属于石库门里弄租住环境最为局促的空间,其部位应该是最差的。这部分空间位于楼梯间的拐角处灶披间的上部,采光条件、通风条件都相对较差。面积通常在6 到8 平方米左右,这个面积与园林中的亭子的占地面积相仿,故而得名。由于这个空间太过狭小,租金就相对较低,也成为吸引从全国各地躲避各种困厄的有知识、有理想的年轻人的首选。
据多方材料印证,笔耕成为居住在“亭子间”的年轻人的主要谋生手段。对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而言,“亭子间”成了这群思想活跃的以笔耕为生者重要的栖身之所。“据史料记载,在那个年代上海的石库门弄堂建成单元近十万之巨,也就会有逾十万之巨的‘亭子间’,蛰居其间以笔耕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何止千百?文化名人之中不乏大家,如鲁迅、蔡元培、郁达夫、巴金、郭沫若、丁玲、萧红等人都曾有过‘亭子间’栖身的经历。有鉴于这样的背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出版业也相当繁荣,经有关资料核实,登记注册的各种各样的出版机构近万家之多”。根据一些传记,从事写作的作家文人在“亭子间”生活的际遇,有些人还算殷实。曾居住在“亭子间”的郁达夫在那个时段里,月计版税收入在100 到200 元之间。当时一个熟练工人的月收入大概在30 到40 元,就已经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人了。丁玲月收入也在70 元。至于初来乍到的一般撰稿人,他们每月的稿费收入在二三十元,仅仅支付上海一月的生活费。这些人的经历演化成近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一个流派——“亭子间文学”。由于文学、出版的繁盛带动了电影业发展,著名影星赵丹就是这群人中最重要的代表,出演的《马路天使》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再现了石库门里弄这群人的生活场景。这部作品被中国电影发展史奉为经典,有很高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同样也在有暂住石库门弄堂起居、办公的生活经历。而且很多同志有过居住在“亭子间”的经历,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曾多次来到上海开展革命工作,由于经费所限,也有过出入石库门里弄“亭子间”的经历。当时赴法勤工俭学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热潮,大批有志青年毅然漂洋过海远赴异邦,努力探寻振兴中华之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积极推动赴法勤工俭学,与蔡和森等人积极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自1919 年3 月14 日,毛泽东第一次来到申城后,先后多次来上海均暂居在石库门里弄。这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项革命工作与石库门里弄最紧密的交集,石库门成为红色政权重要的策源地。(图2)
2. 石库门里弄——上海“新天地”城市聚落遗存风尚转型的首例百年的风云,百年的巨变。原本石库门里弄的城市聚落早已无法承担原初的使命,或老旧不堪,或无辅助设施,或维护成本过高,或土地使用效率太低等等,短短几年间,大片的石库门里弄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专家和社会各方纷纷呼吁保护上海的石库门里弄遗存,石库门里弄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机。首次大规模的保护性改造尝试是在20 世纪末。香港瑞安集团提出了当时比较新的理念:就是在原址基础上修缮为主,做适度的室内空间的调整,但从功能上改变原先的居住功能,并赋予它新的商业经营功能,把百年的石库门旧城区,改造成为一处适于游憩、休闲、购物、餐饮,多重商业功能并存的综合性聚落。也就是在石库门里弄建筑外壳的形态、布局和尺度关系上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重构内部空间,实现商业功能。为了强调历史感,设计师决定保留原有的砖、瓦作为建材,在老房子内加装了现代化设施,包括地底光纤电缆和空调系统,确保房屋的功能更完善和可靠,使得改造后的新天地在当年就成为上海的新地标。
新天地分为两个部分:南里以现代建筑为主,石库门旧建筑为辅;北部地块以保留石库门旧建筑为主,新旧对话,交相辉映。南里建成了一座总楼面积达25,000 平方米的购物、娱乐、休闲中心,于2002 年正式开业。这座充满现代感的建筑物,进驻了各有特色的商户,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餐饮场所外,还包括年轻人最爱的时装专门店、时尚饰品店、美食广场、电影院及极具规模的一站式健身中心,为本地和外地的消费者及游人提供了一个多元化和极具品味的休闲娱乐地点。北里由多幢石库门老房子所组成,并结合了现代化的建筑、装潢和设备,化身成多个高级消费场及餐厅。南里和北里的分界线是兴业路,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所在地,兴业路沿街的石库门建筑成为历史文化演绎长廊。“新天地广场”的石库门海派建筑群落连成一体,成为市中心一处独特的新景观。土地对上海而言是最为稀缺的资源,一百年前是这种状况,现在依然未能改变。对“新天地”石库门里弄改造项目的成功与否我们暂且不做定论,但对于上海区域文化发展居功至伟的石库门里弄的前景,“新天地广场”的石库门海派建筑群落改造工程是一个保护性开发的先例,自然也因其显赫的位置引领了上海的时尚风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上海国际都市的一张名片,这张名片包含着对区域文化历史延展要素的核心区域的第一次有益的尝试。这一举措开启了一个健全石库门里弄聚落遗存保护性开发的新时期,对全国范围内的城市文化旧址改建树立了一个范例。(图3)
 
三、石库门里弄——“海派文化”的源起与传承
1.“海派文化”内涵的复合性与异质化
这些年“海派文化”这个词在与上海相关的表述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构成海派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它的复合性,它是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人群的高度重叠、高度融合的结果。在相当宽的领域,相当长的时间段中,相当复杂的人员结构在一个规模非常有限的物质承载空间里发酵生成,这个物质承载空间就是石库门里弄。
19 世纪后半叶在上海进入突变期以后,西方资本、民族资本形成交叉集聚,将人力、物力集中放在区域面积非常有限的空间内。加之世界性战争、区域性动乱的外力作用,租界资本主义市政规划、管理方式客观上推动了上海城市进入近代化发展阶段。到20 世纪初,源自美、英、法等西方密集资本投入和随之而来的文化输入,无疑在黄浦江两岸翻卷起滚滚浪潮,迫使原本同属于江南水乡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区域发生了规模和影响都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在文学、戏曲、绘画、建筑等“敏感领域”展开。逐渐升级的石库门里弄聚落,无论格局,还是营建品质,都有相当大的提升,几乎成为上海市民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居住样式的升级与换代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举止,因此,与江浙等周边区域比较有着显著不同。这些变化也为上海带来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中国内陆地区,乃至东亚的发展走向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海“风尚”成为当时东亚的“标杆”与“模板”。
上海其实既能根植在传统文化之中,却在最后的成果上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传统,又区别于纯粹追随欧美潮流。正所谓“师古而以己为主,崇洋而不失己态”,这或许就是异质化的上海区域文化的“基调”所在。经过这个“基调”涂装的石库门里弄又对上海城市居民进行了百年浸润,形成“海派文化”极为独特的一面,即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框架下,却一直延展属于上海区域文化自身的鲜明特点,一如上海人在国人眼中与其他区域相比较存在明显的差异。
2. 在“发力与借力”中重新审视区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具有重要地位与举足轻重的影响。尽管随着历史的变迁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环境、特点的变化,上海的地位与作用也有较大变化,但其在经济中的独特地位与经济发展的带动、整合功能一直长存。特别是近二十年间,上海又一次走进突变期,所迸发出来的活力是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上海正以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走在中国的前列,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区域文化柔性的承接和建构,还是石库门里弄硬质环境的转圜与重生,无一不处在一个艰难的抉择期。对城市而言,其聚落功能的根本性转变会导致石库门里弄的价值亟待重新评估。我们有了“新天地”保护与开发并举的范例,以及“田子坊”集各方力量促成的“腾笼换鸟”式的商业功能升级。姑且不论其商业方面的成功与否,其基于重塑“石库门里弄式”商业业态的“发力”,着实为石库门里弄的未来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但“装裱式”的改造与保护,终究是一种“买椟还珠”的短视行为。石库门里弄只有真正能够被塑造成为一个承载上海新的区域文化精神内核的时候,才能为上海城市商业业态成功运作提供全新的范例,才能真正做到借石库门里弄保护与开发之力。我们一方面要着手凝练上海新的区域文化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从系统性保护与开发方面做足研究工作,才能做到不仅仅考虑短期的投资回报,而是着眼于上海区域文化重塑的大的格局来投入资源,才可以透过上海自身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源,去重新演绎全新的、更大规模的,集节事、赛事、演事为一体的超级石库门里弄嘉年华。(图4)
 
结语
百年来,石库门里弄是一个基于居住功能为主的城市聚落,百年之间,为上海,也为中国,沉淀下来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区域性历史构筑。这个城市聚落与上海区域文化特色的成因息息相关,百年的石库门里弄的沉积和发展历史让上海城市实现了华丽转身。放眼上海区域文化发展的未来,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审视石库门里弄构筑遗存现状的同时,谨慎、系统地研究规划好这个百年承载上海区域文化内核的物质空间,使其能够完整地、连续地呈现出上海区域文化的新内核,实现物质与精神高度契合的保护与传承。
 
注释:
[1] 李新亮、聂林媛:“石库门建筑地域性的文化解读”,《沈阳建筑大学学报》,2013.4。
[2] 季国良:“城市化背景下上海石库门里弄住宅的特质”,《民俗研究》,2015.2。

[3] 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41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