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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时代”的信息可视化: 语境、进展及其限度

  • Update:2017-06-07
  • 张成岗
  • 来源: 2017年第四期
内容摘要
作为处于历史演进中的技术实践,设计活动是实体论与社会建构论的统一。早期手工业活动中,设计对象具有特殊性,设计和生产不可分离;在工业社会大规模生产组织中,设计活动相当大程度上是在符号层面规划。信息可视化是设计活动在图像时代的实践表征,开启了表征、认知和改造世界的新维度。“图像”和“图像解释”是信息可视化的核心问题;信息可视化既要区分“图像”和“图像意识”,更要关注“图像意义”;走出信息困境需要有效的社会治理。
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汇聚为基础的信息革命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方面的新飞跃,它不仅带来了生产力发展、社会结构变化,对文化价值观念、人类行为方式等也带来了巨大冲击。
“信息设计”构建了一个平行于真实存在的“超现实”。在由“设计”所规约与塑造的世界里,工程师和艺术家不断通过其行为的预设与引导来提升社会生活,创造和改善文化和文明品质。作为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信息可视化主要利用图形图像技术对数据资料进行可视化表征,以增强用户对数据更深层次的认知;通过视觉语言方式重新设计信息,将原本枯燥的文本和数据形象化,以更形象、更轻松的方式进行呈现。“可视化的信息”既有助于有效地向受众传递信息,又方便人类获取和交流信息。尽管提供了人类提高认知和理解信息能力的重要手段,信息可视化有时仅仅提供针对特定问题的孤立的解决方案,在更宽的应用层面和更深的意义层面还会遭遇诸多困境,比如很难避免“信息饥渴”与“信息焦虑”出现,不能有效解决“信息泡沫”和“信息超载”问题,缺乏信息图像生成的语境及意义的诠释等。
不少秉持反思精神的学者已经对信息图像统治的时代表达了担忧:在技术时代人类会不会面临失去记忆能力的挑战,是不是将丢弃想象合理未来的能力?在图像时代的信息洪流面前,人类如何在生活体验中找寻到意义?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保持个体的自由和心灵的平静?全面反思信息可视化的历史语境、可能性及局限性无疑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语境:图像时代虚拟现实构建
当代社会充斥着诸如电子复制”“信息技术”“可视化”“控制论之类的技术话语。20 世纪80 年代兴起的社会建构论已经揭示:理解技术应当根据其社会语境进行,理解信息可视化应当对其时代图景及历史形成整体性把握。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和图像的时代,图像时代并非某种自然范畴,而是聚合了特定历史画面的社会发展模式,代表了某种强调某些特定性质并使其他性质边缘化的解释框架。时代图景往往具有丰富和多元性,每一种时代图景也都依赖于理论家思想谱系的主要元素。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姆森指出,现代全球资本主义被导向了以声望身份标志为特征的图像生产和消费,人类已经从物理时代进入图像时代。在图像时代,基于信息技术进步所提供的可能性,人们习惯于对已有文本和图像碎片进行不断的编辑和改进,深度阅读的匮乏导致了社会集体意识中对于现象、游戏和肤浅的迷恋。他回溯了符号概念的历史轨迹:在资本主义初期,符号能够表征其指示物;逐步地,符号与其指示物分离并开始形成一种自发运动;直到某一临界点上,符号自身分裂成碎片,能指与所指分离,在此阶段,标准和实在一起消失,甚至意义本身都受到怀疑。[1] 他认为,在符号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本原和副本之间的界限在消失,世界转换成了图像自身,转换成了一个背离了深刻性和指示物的图像,这就是信息时代的标志性特征。
信息技术在图像生产与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具有复制能力的信息技术可以使图像瞬间传播到全球性空间,一个人在卖某种商品的同时,全世界都知道他在卖,浪漫的大营救或者雄壮的男子汉气概或者靓丽的青春气息都以商品形式出现。因此,在交换行为中,消费者获得的是这些情形或者性质的图像[2]。在信息时代,市场和媒体存在共生关系,与其说市场是一个物理商品充斥的市场,还不如说市场是一个图像产品弥漫的市场。
在图像统治的时代,通过信息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作为信息可视化表征的图像被剥夺了其日常涌现的历史背景、原初背景和实践背景。信息文明被西方一些学者称作幻相时代,幻相指的是一种虚拟现实,并没有真实对应物。在虚拟现实中,原初的东西被模型或者编码所替代;信息模型或者编码是能够使完全相同的副本再现的模板,而这种模型并不指称任何真实的存在。[3]
在信息社会中,作为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新媒体广告经常会诱使我们用符号和图像去取代真实的存在。比如参加比赛后,运动员在衣帽间淋浴,通过语言和图像暗示使用某种除臭剂贴是男子汉气概的等价物;又比如,可以通过广告把穿某种品牌的牛仔裤与年轻人的独立和对传统的漠视联系起来。[4]
编码指商品广告的集体语言,被编码所统治的集体语言实践的核心点不是做出关于世界的真理性主张,而是为我们构建一个世界,是某种制作世界的方式,鲍德里亚将这种被制作的世界称作超现实超现实用关于现实的符号取代现实自身,在超现实中,现实和想象混淆了,构建图像的技巧处于现实的核心,现实成为某种能进行等价复制的东西[5]。辛普森指出,在信息社会中,主体沦落为信息交流网络中的接线员,接线员没有主体性,没有内在性,只是接受、转换和传输信号。对笛卡尔来说,主体被思所控制:我思故我在;在信息时代中,主体被信息交换所控制:我传输和接收故我在。[6]
 
二、新世界开启:图像把世界把握为图像
技术发明与设计活动一直是推动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力量。列维·施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指出,工程师总是尝试不按规则行事,试图逾越特殊的文明状态带给他的约束。传统意义上的发明更像一种非理性、无意识、凭直觉,甚至偶然进行的活动;而工业社会的设计活动则意味着有目的、有意识的符号规划,设计往往是发明进入生产环节的引路人,并通过修改,使之适用于规模化生产环境。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发明是偶然的设计。当然,在高度系统化的设计工作中,洞察力和意外元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7]
作为一种技术实践,设计活动随着历史演进呈现出不同形式。在早期手工业活动中,设计和生产活动结合在一起,个体实践者的对象世界具有特殊性,技术知识主要通过经验的点滴积累而缓慢进化;现代世界兴起后,大规模生产组织和生产模式开始出现,随着存在能够被充分符号化表征的相关标准化操作出现,设计能力得到根本性扩展,人工制品在相当大程度上开始在符号层面进行规划,设计空间高度编码化,专业设计活动开始与生产相分离。[8]
1. 信息可视化:信息技术革命的必然逻辑延伸
如果说20 世纪50 年代提出的信息革命”“后工业社会等还停留在概念层次;进入21 世纪,信息时代”“信息文明无疑已经成为现实。信息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它引领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正在使人类走向新文明。
技术积累和传播建立在程序性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和传递基础之上。现代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既有技术与特定科学领域的结合,信息社会中技术融合的频率和普遍性又不断提高。技术发展会从科学发现中吸取动力,纳米技术、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信息传播学的兴起和融合为信息可视化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由各种设计语言构建的普适设计空间universaldesign space)正在形成。
信息可视化体现了信息与设计的结合,旨在把数据资料以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有助于向受众简洁有效地传播信息数据。信息可视化有两大基础: 认知心理学、图形设计。其中认知心理学主要研究人类感知、思维的心理机制和规律,提供了信息可视化的理论基础;图形设计则提供了艺术地表现可视化的方法,是实际操作经验的向导。人类具有高效的图像信息通道,人的知觉系统对图像信息的感知、把握能力远远大于对简单的文字符号的处理能力,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为人类这一潜能的发挥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信息可视化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必然逻辑延伸,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图像意识的契机。
2. 信息可视化:表征、认知和改造世界的新维度
何为信息可视化?对此问题并不存在标准的模式化答案,不同学者往往会提供不同认知图景。比如麦克米克(McCormick)认为,信息可视化就是用我们自身的视觉机制获得新的洞见;欧文(Owen)认为,信息可视化就是使用编码技术来对应我们的知觉表征和计算机表征,进而扩大人的理解和交流;厄恩斯豪(Earnshaw)等也指出信息可视化是一种通过视觉能力来从图像上获取更多见解的技术。[9]
借助于图像表征的概念,我们认为,信息可视化是通过技术对外在世界所进行的一种把握和表征。对于表征的重要性,米歇尔·林奇(Michael Lynch)指出,表征和客体紧密相连,客体只能通过表征才能被把握。[10]
在科学领域,图像无疑是科学表征中的重要问题,科学图像是一个理性的、有知觉的概念使用者的明显的图像’”[11]。在艺术领域,图像呈现同样是建立在特定学科领域发展基础之上的艺术表征。比如在艺术实践中,绘画无疑是一种置身情景中的表征手法;摄影等技术更类似一种横截面选取的表征方式;卫星图像则是一种对人的视觉能力范围之外的事物进行表征的手段。目前,复杂的可视化图像趋向于混合图像hybrid image),其目的是更多呈现出所要表达的内容,这种图像形式往往会远离清晰化和形象化,更接近于艺术作品。[12]
笔者认为,信息可视化是通过图像介入世界的动态过程,该活动不仅是表征世界的方式,更是理解世界的方式,开启了表征、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新维度。作为介入和表征的工具,人类借助图像对外部世界进行认识和表征。当然,图像并不等于图像意识,我们需要进一步对其做出区分。图像意识是把世界把握为图像的意识,是动态整合世界并获得关于世界认知的过程。对此,切萨雷·里帕指出,图像意识从根本上提出了存在与名称、名称与可见之间的问题今天的艺术史仍然相信能常常在其中为图像找到最终的动力[13]
信息可视化能够直观、形象地表征、诠释和传递信息并揭示其内在规律,通过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将通常难以设想和接近的环境与事物以动态、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揭示事物发展规律,为进一步改造世界做好知识及方法储备。
由语言所构成的抽象、广泛的知识网络是我们将世界把握成图像的基本方式,信息可视化则是信息的图像化过程,其目标是通过视觉分析扩大认知范围。可视化技术可以实现如下目标:(1)使复杂关系容易理解;(2)获得关于世界的洞见;(3)感知更多知觉内容;(4)更好地表现象征意义。最新的成像技术,例如VR 能够把过去善于处理数字化的单维信息发展为也能适合人的特征的多维信息,它所支持的多维信息空间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武器,使人类处于一种交互作用的环境。[14]
3.“图像图像解释:关注信息可视化的发生情境
人类通常以其熟悉的概念来表征其不熟悉的世界。一般而言,信息可视化的图像是我们可以认识的图像,这符合人类认识规律。对信息图像的解释无疑具有目的与指向性,这样一来,我们除了关注图像获得方式,还要关注图像的解释,更要关注我们如何从图像中获得信息。
我们不能将图像的可感知性等同于图像的可理解性。比如同一幅图像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具有可感知性,但专家和门外汉对其理解程度并不一样,这很像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领域观察渗透理论”“技术渗透决定带给我们的启示。
实际上,很多信息和情境是没有办法被可视化的,比如复杂的想象力、灵光乍现”“柳暗花明以及很多经验性工作等。因此,信息可视化实践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词汇、图画和信息的技术呈现,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信息范围、方式及其意义,我们应当关注图像意识与设计情境。在思想史上,不论观念论者还是成像学说,都是在关注图像意识活动,图像意识是……把握为图像的活动,图像意义必须有图像情景,即作为把握者的主体与被把握的对象什么所共处其中的张力结构。可视化情景是设计活动可能发生的情景,类似于经验主义者所关注的发现的情景”“解释的情景”“发明的情境”“技术的社会语境等,关注信息可视化更要洞悉可视化图像背后的风景。
 
三、信息困境与风险规制:走向有效的社会治理
技术蕴含着价值,每一种工具中都嵌入了意识形态的偏向,技术是客观性建构性的统一。历史地看,新技术的影响不可能被完全控制在有限的人类活动范围内,新技术变革往往会引起链式传导效应,甚至引起一系列的生态变革。
弗洛伊德曾指出,人类不能低估技术进步,但也要注意技术的副作用。事实上,技术革新并非只产生单维度效应,技术通常既是包袱,也是恩赐,技术的后果往往利弊同在,新技术发展经常是可能性与局限性共生。在技术发展中,人类应当避免近视症的困扰,预先规划,做好顶层设计,过于强调技术发展的独特能力,反而容易落入能力陷阱
1.“严肃的人文主义:信息时代的意义追寻
已有不少文献在反思信息文明带给人类的影响,比如在尼尔·波茨曼《技术垄断》(1992)、戴维·申克《信息烟尘》(1999)、叶夫根尼·莫洛佐《技术至死》(2013)等文献中,信息困境已经被不断提及。信息随载体演变会剧增暴涨,人类在信息洪流面前已经猝不及防,信息垄断性泛滥对意识形态、文化等深层次意义也产生巨大冲击,信息技术创新的目标恰当性在遭受质疑等,这些都不能不引起学者的担忧和公众的焦虑。人们已经意识到:在技术演进的宏大格局中,或许什么得到了改善并不重要,甚至效率最大化也不重要,使人类行为方式更加负责任和具有可持续性才是关键所在。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瓦尔特·本雅明(Benjamin)指出,机械复制手段(照片、电影、留声机、书籍以及电视)的兴起已经侵蚀了艺术作品的独特性和唯一性,相应地,作为现代主义者审美体验基础的真实性和本原性问题也被置换了。机械复制式审美体验的传播日益成为一种非人格化的、集体性的娱乐消遣,而非个体化的、个人的沉思体验。[15]
同样,作为对艺术工程化的反思性批判,伯纳德·鲁道夫斯基在其1964 年出版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中也指出,没受过教育的建筑者都表现出了在时间和空间上使建筑与自然浑然天成的过人才能,不像现代人尝试去征服自然,他们欢迎气候的反复无常以及地形变化之挑战,他们往往会被复杂的地形所吸引,并会毫不犹豫地找出地形中最复杂的结构。行为画家,比如杰克逊·波拉克(Jackson Pollack)认为扔掉的画肯定要比留下来的多,他也反对形式化或工程化的艺术,认为应当从特定的感性形式,而不是运用抽象的概念去检验和判断工艺活动。[16]
我们应当意识到,技术并不给人提供生存的哲学依据。基于茫然和恐慌以及有效的知识供给之缺乏,信息时代的很多人仍然在坚守父辈工业时代的哲学信念:我们渴望获取和消费信息,至于信息的目的何在、有何局限并非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基于时代紧迫感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不少学者开始呼吁对信息进行合理控制。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信息控制方式:一种是利用信息之外的力量,如法庭、学校、家庭、宗教等;另一种则是利用信息来控制信息,如更专业的技能、更新的技术等。后者无疑具有技术性特征,会陷入通过技术解决技术问题的逻辑循环,反而有可能加剧技术与信息垄断,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息泛滥的问题。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技术、信息、符号与世界本身的本质差异,进一步确立人与机器之间的不可逾越之红线,并以此信念为根基,反思技术与人的生存。信息时代更需要一种严肃的人文主义,人类不能变成符号与抽象物的傀儡。在一定意义上说,信息过剩信息泛滥并不可怕,真正令人不安的是人类集体无意识地抛弃了自身向积极方向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心甘情愿地成为符号与图像的附属物,在恣意享受驾驭信息资源的快感中完成了最终的自我毁灭。人类的存在意义不能从根本上转变为信息传播技术的辅助载体,我们亟须强化教育、唤醒内在,抵制技术垄断与信息泛滥。
2. 技术风险规制:从亮起红灯有效社会治理
信息是为消除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当代社会的过量信息却使我们生活在更大的不确定性之中,信息爆炸泛滥造成了信息过剩信息泡沫。在信息可视化的图像时代,抵制技术垄断与信息泛滥并非最终目的。如果不想被技术与信息的洪流淹没、希望在海量的大数据时代诗意地栖居,人们必须为思考留出不容侵占的时间。信息可视化并非只是冷冰冰的数据图像,其中应当体现出理性智慧之真、感性智慧之善与知性智慧之美。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中,价值塑造无疑具有基础性地位,我们期望通过教育唤醒人们的内在道德性,进而能在纷杂的世界中找到人类的真正归宿。
传统技术伦理学是把伦理道德看作技术活动之外的一种规范力量,对技术后果进行伦理反思和批判;后经验转向时代的技术伦理规约强调规范性和建构性的统一,主张端口前移”——从负面伦理后果的揭批推进到正面伦理价值的预防式置入;在技术设计中嵌入道德要素,通过恰当的技术设计规范和制约创造者的行为,实现把技术关进伦理的笼子里的目标。
如果说,长于论证和批判的人文学者在技术发展中一直处于边缘性地位,在政策制定和风险评估方面话语权还不够强大,那么科学家阵营的加入无疑有助于进一步夯实对技术风险进行有效社会治理的共识。负责任创新研究已被列入欧盟2020 年远景规划,美国出现了以负责任创新为名称的学术期刊,中国也确立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科技治理能力现代化前景光明、任重道远!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经验转向时代的技术伦理规约机制及模式研究;教育部规划基金西方技术哲学的逻辑发展线索及其趋向研究;北京社科基金风险治理中专家信任构建路径及机制研究
 
注释:
[1] Fredric J.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J]. New Left Review,1984, 146: 95-96.
[2] Lorenzo C. S, Technology, Time, and the Conversations of Modernity [M]. New York:Routledge, 1995: 141.
[3] Jean B. Simulations [M]. trans .Philip B. New York: Semiotext (e),1983: 100-101.[4] Poster M.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 [J]. 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 1993, 98(3): 578-580.
[5] Jean B. Simulations [M], Trans. Philip B. New York: Semiotext(e), 1983: 146.
[6] [ ] 洛伦佐·C·辛普森:《技术、时间与现代性的会谈》[M],张成岗等译,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6,第197-208 页。
[7] [ ] 卡尔·米切姆:《通过技术思考》[M],陈凡、朱春艳等译,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第293 页。
[8] [ ] 齐曼主编:《技术创新进化论》[M],孙喜杰、曾国屏译,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第260-264 页。
[9] Floridi L, Illari P.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Quality [M]. London: Springer InternationalPublishing, 2014: 76.
[10] Catelijne C, Janet V, Michael L and, Steve W (eds.). Representation in Scientific PracticeRevisited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4:3.
[11] Rouse J. Articulating the World-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Scientific Image [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203.
[12] Ratledge D, Astronomie. Digital Astrophotography: The State of the Art [M]. London:Springer 2005: 135.
[13] [ ] 乔治·迪迪- 于贝尔曼:《在图像面前》[M],陈元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第173 页。
[14] 宋绍成、毕强、杨达:信息可视化的基本过程与主要研究领域”[J],《情报科学》,2004年第1 期,第13-18 页。
[15] [ ] 芭芭拉·亚当、[ ] 乌尔里希·贝克、[ ] 约斯特··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M],赵延东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第24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