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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街区设计的理论与方法:从类型形态学到结构形态学,从环境设计到环境建筑学

  • Update:2017-07-07
内容摘要
任何一个城市,构成其城市精神与肉体的基石就是城市街区,只有“固本”才能“培元”。面对今天中国城市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城市更新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从城市街区的社会空间性结构的基础入手,形成一整套的关于规划、建筑、美学、社会、法治与经济的系统性方案与策略。文章从城市街区的基础理论“城市形态学”入手,提出全新的理论视角:以建立在社会空间性分析之上的结构类型学理论代替建立在传统的建筑类型学基础之上的类型形态学,用以分析和解码城市空间元素的发展与转型。作者提出的“结构形态学”是研究城市元素的结构性状与形变的动态过程,而类型形态学主要是描述与分类城市形态的静态特征。文章提倡以科学方法对应城市街区的环境问题。街区环境解决的不是环境自身的问题,而是系统问题。因此基于城市结构形态学之上的环境建构,不再是建筑的环境设计而应该被称之为环境建筑学。环境建筑学不是城市问题的最后手段,而是首要方式。

一、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问题缘起
2016 年2 月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保护历史文化风貌……用五年左右时间,完成所有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由此,作为城市建筑专业术语的“历史文化街区”开始进入公众视野。随着中国过去30 年的快速城市化,现代化的城市与街区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大地。巨量的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中生活。城市随着经济增长而快速扩张,围绕着老城区,新城被快速地建立起来。在老城区中,既有历史留下来的城市建筑,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建筑。这些建筑既有成片的,也有单独存在的。但是保护与发掘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物质遗存的目的不仅仅是出于文物保护,也是为了塑造城市灵魂和传承地方人文传统。因此,城市形态形成的基础细胞——街区,成为这一伟大工程的开始。什么是街区?什么是历史街区?如何保护、改造与发展历史街区等等问题的讨论随之而来。一方面,历史街区的问题不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所有的街区终将变为历史街区;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特定的问题,因为街区的历史与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在规划、建筑、政策制定、法律法规等方面都属于一个特定的专业技术范畴。为此我们不得不在一个相对狭小的专业领域内去讨论一个如此宽泛而普遍的现象。我们首先要将视野从建筑历史与保护的技术专业中移出,正视复杂而多维的城市空间及其发展。因为历史街区的问题是普遍性的城市问题,而非城市空间中的特殊的或局部的问题。与此同时,这一问题仍然明确地属于技术范畴之内,因此我们仍然要得到来自建筑历史与保护的技术专业支撑,只不过我们同时还需要得到其他的技术支撑,如城市设计、法律法规、社区规划与社区营造等等。[1]
城市的历史街区始终面临来自其自身及其周边的复杂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挑战。面对这一问题,首先要从城市街区开始。尽管在这里我们很难完整地展示人类城市街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是仍然有必要冒着概括的风险去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城市的激烈进化甚至突变从欧洲国家最先开始。19 世纪,伴随着工业化,西方国家大多进入城市爆炸的时代,人们离开乡土进入城市,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面临大量的城市与社会问题。传统城市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发展。19 世纪后半叶,随着拿破仑三世与豪斯曼(Georges Eugene Haussmann)对巴黎的改造,使得巴黎一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甚至可以将其称为现代性城市的起点。[2] 豪斯曼式街区被创造出来,如同古典主义建筑的柱式不仅意味着一个柱头的装饰形态,同时关联着尺度、比例、构造等一系列问题一样,豪斯曼式街区是一整套系统,包括街坊、尺度、用地、街道、立面、深度、高度、转角、切口,等等。事实上,这些术语所代表的事物一直存在于城市之中,但是豪斯曼创造性地把它们集合为一个整体,并制定与之相对应的法律法规,最终使它们呈现为一个综合性的整体。自此街区作为一种制度从街坊的历史中走出,也正因为此,街区进入城市研究的历史。豪斯曼的巴黎是由公寓、街坊、林荫大道、纪念性广场与公共建筑等组成的,而这些不同的建筑类型则被与拥有市政基础设施的开放的公共空间组织在一起。大量服务于市民的交往空间成就了巴黎的城市性,所以巴黎的浪漫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豪斯曼对巴黎进行了高强度的改造与开发。不同于这一方式,霍华德尝试了另外一种思路——花园城市。这是一种城市疏散式发展的模式。作为一种模式,它同样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郊区式住宅、邻里规模、共地、道路、社区学校,等等。现代性都市的另外一种模式诞生了——卫星城。这两种资本主义都市发展的模式,代表了土地空间与金融资本相融合后的城市扩张的两个方向:提高效率与降低成本。最为知名的现代主义城市模型当属柯布西耶设计的“光辉城市”以及赖特设计的“广亩田计划”。然而在此后的发展中,现代主义者在每一个城市项目或行动中,都试图将这二者统一在一起,尽管它们当初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策略与道路。这也就造成了今天的充斥全球的“垃圾城市”——廉价的高城和密集的郊区。那么为什么有着紧凑结构与系统联系的城市街区,自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后期迅速瓦解为“垃圾空间”?从城市街区的建筑类型形态学上看,在19 世纪之前出现的建筑类型基本上可以分为:
(1)“独立式”,如各种宫殿、庙堂和纪念物等公共性建筑。
(2)“并联式”,如大量沿街比邻而建的各种建筑,包括住宅、商业及其混合与各类变体。
(3)被街道包围而形成的面向街道的“街坊式”。
(4)通过内庭院组织交通的“内院式”,如各类围合式、半围合式建筑。
自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国家剧烈的城市化发展,现代主义建筑师不断地创造出全新的城市建筑类型。在英国,昂温等人创造出尽端路式街坊及其多中心的集中式卫星城。在荷兰,贝尔拉格等人创造出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的联排式街坊。在德国,恩斯特·梅、格罗皮乌斯以及CIAM 创造出卫生而整齐的行列式建筑。[3] 在美国,科拉伦斯·佩里创造出组团式的邻里单位居住区。这一系列尝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迅速普及并推广,成就了今天的城市形象。(图1)


在现代主义的城市中,从完全围合的街坊到完全开放的行列式,传统的街坊走向解体,现代主义城市空间被建立起来。面对二战后的城市废墟,人口增长以及为此而带来的大量城市投资使现代主义建筑师逐渐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以格罗皮乌斯为例,他在战前移居美国,并在哈佛大学教授建筑学。他将包豪斯的影响扩大到了美国,并影响了一整代人,最终汇集成功能主义的国际式建筑。而恩斯特·梅则在战前来到了苏联,投身到苏联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之中,将建筑工业化的技术与思想融入苏联的配给制社会模型之中,进而形成了遍布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单元式建筑。实际上,无论是国际式建筑还是社会单元式建筑,它们都视传统城市与建筑为批判和改造的对象,并强行将功能混合的老城改造为有着明确功能分区和单一利用目标的功能性或工业化城市。在这一转变中,原本承载公共性社会生活的街道逐渐蜕变为承载交通运输的马路与市政系统,街道中的公共生活大量被挤压并退到私人领域。原本结构紧密的城市快速分崩为群岛,二战后现代主义者的社会理想最终难以实现。在西方,承担大规模城市开发与建设的主体是巨型资本,它迅速将开放的市民空间转换为商业城市里的消费空间,各种类型的大型商业中心开始取代传统的市民性公共空间。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城市的公共空间私有化,并对今天的西方城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苏联,承担大规模城市开发与建设的是政府机构。水平网络式的社会交往空间必须适应层级式管理的社会体系,最终开放的花园城市变成了一个个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居住机器。因此在20 世纪60 年代,无论苏联还是西方的现代主义城市方案,大多面临同样的失败命运。对于现代主义者来说,功能主义与工业化发展或者消费空间与配给空间,在本质上是雷同的。因为它们都在使用同一个现代主义的总体性城市模型,也就是有着单一视角的自上而下的投射式的蓝图规划——将城市分裂为有着明确而单一的目的、任务与对象的地块。如果将城市改造比喻为治病救人,那么现代主义者的方案就是将用于移植的器官功能性地联结在一起来制造出生命。他们将城市理解为部分的相加,而非作为一个整体。在20 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者创造出大量没有或缺失城市性的空间。事实上,资本和权力的运作是一样的,将城市的开放与流动空间层级化,并将空间中的功能与行为与其相配。恰恰是缺失过程与发展空间的蓝图式规划使得蓝图最终难以实现。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在其著作《千高原》中描述了一种可能性——“无器官的身体”,一个摆脱了虚设的思想与组织化了的自由的身体。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在20 世纪90 年代曾带领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深入研究中国珠三角地区城市群。库哈斯希望从如同“无器官的身体”一样的珠三角地区中获得解构现代主义的力量与生命政治。他将珠三角地区彼此连绵的城市空间称为“通属城市”。珠三角从被城市肌理约束下的街坊城镇到自由伸展的“通属城市”,这之间的变化仅仅发生在一代人之内。
二、从类型形态学到结构形态学[4]
二战后至20 世纪60 年代的城市建设中,大量水泥盒子一样的建筑被批量生产出来,人们对这类缺少场所感与归属感的城市丛林感到厌烦甚至憎恶。美国学者简·雅各布斯在60 年代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引发了公众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方法的质疑与批判。传统城市及其生活方式的解体,以及大量丧失场所精神的现代城市空间取代了传统城市中有着紧凑肌理和充满历史记忆的空间结构。传统城市与现代城市的强烈对比,引起了人们对城市形态的关注。在建筑学领域,意大利建筑师萨维利奥·穆拉托利(Saverio Muratori)提出了类型形态学的概念(Typomorphology),他从对传统历史城市的房屋类型学入手研究城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城市形态学的“意大利学派”。该学派认为:“从已有的形态学结构的历史和逻辑中可以得到当前问题的答案。与之相反,城市更新和改造的现实任务也与已有城市和形态尺度和语言有关。”[5] 在此之后,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推动了理性建筑运动,并于1966 年出版了《城市建筑学》。自20 世纪70 年代,主要西方国家大多进入漫长的后现代时期。伴随着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欧洲当代传统主义兴起,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里昂·克里尔与罗伯·克里尔兄弟,他们呼吁回归传统城市空间形态,研究和发展了传统城市空间的类型学:如广场、街道、立面等,[6] 并以此作为城市设计的元素,在实践中反击现代主义城市空间。他们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80 年代美国新城市主义的崛起。对城市形态的研究所形成的成果不仅限于建筑学领域,它引出更多的方向,也引发不同的学科关注。如英国地理学家康泽恩(Conzen)、怀特汉德(Whitehand)以及此后形成的伯明翰学派,法国建筑师卡斯泰(Jean Castex)等人,以及凡尔赛学派形成的城市研究方向等。
面对当代城市特别是大都会城市破碎而断裂的城市肌理,面对大片的待开发的或废弃的空地,面对风格与结构迥异仅以一墙之隔的花园住区与贫民窟住宅,面对同周边断裂的如同孤岛般的城中村与飞地,城市形态学研究充分认识到城市空间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无论是通过建筑类型学还是城市空间类型学,都很难使当代城市重新获得一个统一而自恰的形式。最终不得不将破碎、断裂、拼贴等理解为城市形态类型中的一类。
1923 年在德国包豪斯学习的试验摄影艺术家保罗·赛通利用拼贴技法完成了的作品《大都会》。在画面中,既没有“如画”风格的英国式郊区景观,也没有强调一点透视和轴线对称的法国巴罗克式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转变为深度有限、类型迥异并且彼此冲突的空间混杂。(图2)在“诺里地图”[7] 中,基于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而形成的网络通达的市民社会与城市破碎为一堆彼此无关却又拥挤不堪的建筑景观。这一作品神奇地预示了未来大都会城市中各种类型的建筑,混乱而错位地拥挤在一起。过去有着同一性形态的城市激变为“拼贴城市”[8]。受到保罗·赛通这幅作品的影响,1925 年,德国电影导演弗里兹·朗(FriedrichChristian Anton Lang)拍摄了著名的默片电影《大都会》,拼贴或蒙太奇手法同样大量出现在电影里。1916 年俄国先锋派电影导演库里肖夫进行了被称为“库里肖夫效应”的镜头剪接实验。他将一个没有表情的演员特写镜头分别与棺材中死去的孩子、一盘汤和美丽的女性的镜头接在一起并放给观众看。结果不知情的观众分别从同一个没有表情的演员特写中分别看到了悲伤、饥饿与欲望。库里肖夫认为电影艺术首先必须有素材,其次是组织这种素材的方法。他认为电影的素材就是影片的片段,而组织的方法就是次序,也就是把片断连接起来的次序。因此电影艺术并不产生于演员的表演或各个场景的拍摄,只有当各种片断被连接起来时,电影艺术才能形成。(图3)


当人们置身于流动的大都市空间之中时,一切基于二维空间再现的建筑学观念:平面、立面、对称、轴线等等都消失了。日以继夜而忙碌不止的大都市空间同样是永恒的,只不过这种永恒是流动的,而非静止的。在这个意义上,电影远比建筑图纸更易于记录和分析城市空间。因此库里肖夫的试验表明,仅仅研究城市空间的片段,并将其作为城市形态的“素材”或元素是不够的,因为没有回答这些元素是如何内在地组织在一起。如同电影中不假思索地罗列片段,即便有高水平的演员表演,最终整部影片也难以产生出真正的意义。20 世纪80 年代后现代主义建筑兴起,并在许多建筑实践中将城市空间的类型形态学简化为历史风格符号的堆砌。然而充满符号与片段的后现代主义城市空间和它所批判的现代主义空间一样,无法生产出有意味的空间。
空间的意义产生于真实的环境,而环境则是空间的元素相遇并连接的地方。以街坊(block)为例:任何一个街坊都是由街道、被街道围合而成的地块以及地块上的建筑共同组成的。而街坊与街坊又是如何被连接在一起构成城市空间的呢?这可以通过一个具有向量的线将城市网脉与建筑或街坊的入口相连,进而获得其组织的结构形态。图4 中的街坊与街道的围合关系包括可能的所有的变体形式,同时在与街道的连接关系上又包括两种类型:面向街道的街坊式和面向庭院的内院式。建筑的入口朝向城市街道的被称为街坊,而需要通过内庭院进入建筑的称为内院,也被称为“翻转的街坊”。在图中,尽管左侧的街坊与右侧的内院在建筑形态上非常接近,但是通过连接网脉的结构分析,可以看到风格完全迥异的组织方式:外向结构的街坊与内向结构的内院。因此,城市网脉、向量与出入口构成了城市街区的内向与外向的结构形态及其各种变体。(图5)
在《权力意志》一书中,哲学家尼采认为,现实是由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力组成,并被强大的意志所驱动。每一种力都彼此相关,要么支配,要么被支配。街区、城市空间与城市性的形成不是被每个街坊或内院的建筑类型所定义,也不是被林荫大道与街道建筑立面的风格所定义,而是被这些元素的组织与联结的结构方式所定义。任何城市形态元素与城市空间的生长与发展不可能是孤立的,其必然与城市网脉连接在一起,而这种连接如同尼采所描绘的力——彼此交织。同时如果希望分析或描绘这个力,就需要在每个力之上加一个向量,如此,这些力被划分为内向的力与外向的力。这也是社会交往的两种最基本的形态:内向的共同体与外向的联合体。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在其社会学名著《共同体与社会》中曾给予明确的定义与区分。在共同体社会中,人们不分彼此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在联合体社会中,人们彼此独立,并因着利益等原因联合在一起。因此,在一个内向的共同体空间中,因为人们彼此融合为一个紧密的集体,空间可以被划分为共同使用的共同空间与特别使用的特殊空间。而在外向的联合体空间中,空间是由实现公共利益的公共空间和实现私人利益的私密空间组成。它们分别以安全性与可达性为出发点。[9](图6)


基于社会空间性理论基础之上的结构形态学可以为城市形态的转型与发展提供理论模型与分析手段。对比发源于意大利学派的类型形态学,结构形态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将城市空间理解为始终处于不断变动与发展的状况之中。因此结构形态学是研究城市元素的结构性状与形变的动态过程,而类型形态学主要是描述与分类城市形态的静态特征。
事实上,现代性城市空间早已不再依附于土地之上,它将土地看作如同矿藏、林木、阳光、雨水一样的资源或有待开发的原料。对比意大利老城帕尔玛与柯布西耶设计的圣迪耶:帕尔玛的城市肌理紧凑而统一,相反圣迪耶的城市松散而自由,已经很难从中找到城市肌理的痕迹。帕尔玛的建筑深深地受到城市肌理的形式约束,而圣迪耶的建筑则如同漂浮在空中的形体,在获得了充分自由的建筑形式之后,却被各种看不见的间距、红线、朝向、退让、高度等制度所俘虏。帕尔玛的建筑创造了城市的历史空间,而现代性的空间如同一部机器生产了圣迪耶和它的现代城市生活。因此当代的城市空间不是建筑物的可有可无的背景,而是如同空气般无处不在的强大力量,同时在建筑的内部与外部塑造着城市及其生活的方方面面。(图7)这在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勒菲弗尔德的著作《空间生产》中有着详尽的描述。空间在影响人们的同时,当然也被人所影响甚至规划,就如同言语和语言的关系。空间如同语言总是试图将一切转化为系统与社会化行为。而人们的空间实践,如同言语一样总是在改变、分解和搅动固化的系统使之重新充满活力。因此将城市空间理解为静态的元素或类型的组合,将无助于理解城市空间生产的机制与过程,更加难以分析和预测其发展的可能。只有找到并分析连接这些元素或类型的组织结构,才能够真正了解城市空间生产的真相。


三、从建筑环境设计到环境建筑学
美国社会地理学家爱德华·W·苏贾认为:“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是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10] 他认为社会与空间具有重要的辩证关系,也就是“社会空间辩证法”。因此空间生产具有“空间性”,同时拥有物质空间组织与社会空间组织的双重特性。在当代城市的空间生产中,建筑不再是空间的容器,而是空间的呈现与物化,而这个过程是按照一个“方案”(schema)或者也被称为“程序”(program)来进行的。这个程序产生了使用性或功能,但是其自身并不具备产生意义的能力,也就是说,意义不是伴随着实用性或功能而自动生成的。只有当这个程序作为建筑被呈现于具体的而真实的环境之中时,其意义才会产生。此外,意义不会永远地存在,而是伴随着空间中的“环境—程序”而产生出来,一旦这个机制停滞,意义也会随之消失。其存在的前提是真实的环境,也就是多人参与的社会性空间以及空间元素之间的联结与转换。那么这个“环境—程序”是否就是人们常识中的那个建筑外部空间或城市开放空间呢?事实上“环境—程序”既是产生意义的地方,也是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学的物化表征。如同生态环境一样,它呈现的是一种总体状况,也就是不同的空间性元素结构性的组织特征。今天在中国城市空间中常常被人提到的环境问题,如同人的发烧症状,是不能仅仅通过退烧的手段也就是环境整治的单一手段而药到病除的。环境解决的不是环境自身的问题,而是系统问题。因此基于城市结构形态学之上的环境建构,不再是建筑的环境设计,而可以被称之为“环境建筑学”。它是社会空间性的建造技术的统称。并且它所研究的问题是城市空间的变化与转换问题。环境建筑学不是城市问题的最后手段,而是首要方式。
环境建筑学的实践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对现有空间结构形态的优化以及对全新空间形态的涌现。在实践中,前者更多地针对于城市更新或历史街区的改造项目,而后者则更多地针对新城开发项目。北京市作为一座历史名城,其现存结构可以追溯到元大都时代。北京的城市建筑形态从清末到今天,短短100 余年内发生了空前剧烈的改变。作为城市形态主体部分的居住建筑——老北京四合院经历了从元明清时代到今天的各种形式的保护、更新、绅士化,以及充满私搭乱建的大杂院等。而新建筑特别是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从最早在城市空地随意修建的排房,到50 年代初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专家提出的由内院围合式街坊组成的邻里单位模型,1953 年提出的扩大式街坊模型,1957 年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专家提出的居住小区模型,随后在苏联建筑工业化的影响下提出的经济型通用住宅9011-9018 共单元平面以及36 套组合体,1965 年提__出的“64 住2”的两种通用住宅类型。在随后的改革开放中,1957 年苏联专家提出的居住小区模型被进一步放大为扩大式小区和大型居住社区,最终在1985 年出现了结合中国传统园林作为小区内部共用空间的庭园式小区。这一模式随着中国第一个商品房项目——方庄居住社区而在全国被广泛复制。(图8)
北京城的城市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在每一次的城市街区与邻里单元模型的改变中,城市空间的结构形态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从最早对城市开放的1 至2 公顷大小的街坊,到半开放的9-15 公顷的大街坊,再到有围墙与门禁的30 至60 公顷小区。城市空间渐渐被分割为一个又一个的群岛,而每天拥挤不堪的车流就是联结这些群岛的洋流。小区内部大量的道路使用率极低,却占据了比城市路网大得多的面积,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竟然是今天的居住区规划模型毫无意识地仍在使用1957 年苏联的居住小区模型。[11] 而当年这个模型的提出完全是基于计划经济和配给制条件下的城市空间形态:人们在小区旁边或内部工作。小区内提供日常生活的大多数需求,如教育、医疗、娱乐、休闲等,因此城市路网不会有太大的通勤压力。面对今天中国繁荣的市场经济与人口高度的流动性,城市街区有必要重新回到面向城市开放的小街坊与水平网络式的城市网脉。而将底层用于商业,上层用于居住,也就是一层和二层为外向街坊式与三层以上为内向内院式的混合形态不失为一种可能。今天困扰北京的交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主义者将城市空间垂直层级化的结果。美国建筑理论家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Alexander)早已指出“城市不是一棵树”。
现代主义建筑所走的两条道路——国际式建筑与苏联社会单元式小区,在20 世纪70 年代不约而同地因失效而遭到遗弃。其失效不在于其功能或使用性的失能,而是其空间逐渐丧失了持续生产意义的能力。功能主义者将社会空间性的程序与物质空间形态绑定,形成“形式—程序”,也就是“形式追随功能”。苏联工业主义者将程序与社会组织形态绑定,行成“社会—程序”,即“统一投资,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分配,统一管理”。这个“绑定”限定了程序进入环境的方式,使得空间逐渐固化僵硬而失去了差异性与多样性,并因此逐步丧失了产生意义的能力。现场调研显示,北京建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扩大式街坊小区内,大多数内部的公建空间如俱乐部、小剧场、幼儿园、合作社、医务室等,在当代多因远离城市开放空间而被迫改变使用性质或遭到废弃。因此,要想重新恢复这种能力,首先要从“松绑”开始。


在21 世纪的当代城市中,当年充满批判与革命精神的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空间逐渐成为历史。今天伴随着大量而又迫切的城市更新与老城区复兴,新现代主义以及当代传统主义顺势而起,将展示出一幅幅带有人情味的抽象图像或者满是乡情的具象图像。但是其实这些图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图像与背景的关系,图像自身内部的关系以及图像与图像的关系。环境建筑学将以一种科学的方式介入城市环境的操作之中,不仅能在传统的历史文化街区中梳理与调节,如北京青龙胡同街区藏经馆支路改造项目(图9-12),也可以通过电脑编程,将城市结构形态参数化,并设计出全新的城市街区模型,如无锡蠡湖新城总体规划。(图13-14)


在今天的北京,胡同是否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北京胡同?通过修旧如旧或单纯的建筑保护是否可以挽救胡同的退化?在青龙胡同的方案中,[12] 通过如同神经外科手术一般谨慎的操作胡同的“环境—程序”,来间接地促成或激发胡同邻里的复兴。藏经馆胡同支路是一条死胡同,我们在这条胡同与藏经馆胡同的连接处设置一个象征性的出入口,既区隔了内向的胡同邻里空间与外向的公共空间,也强化了胡同内部空间的空间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将会逐步增强胡同邻里之间的交流与共同生活,人们渐渐会走出各自的房间,在胡同中共同踢毽子、吃炸酱面。这个设计不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却激发了人们自主改善维护环境的热情。因此胡同在这里不再是印象,而成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它在将死胡同——藏经馆支路重新恢复为街坊邻里的共同空间的同时,也让藏经馆胡同的主路充满了公共性特征。一组红色织物与钢架构成了这个环境建筑,它源于对这个空间的结构形态学分析及其“环境—程序”,而非始于一个形状。其建筑形式是这一“环境—程序”的物化形式。随着2016 年北京设计周的结束,红色织物被撤去,仅仅留下一个外表抽象的钢架,但是它产生的意义并未消失。这里的人们可以在各种事件中,重新将它妆点起来,例如在节日里挂上灯笼等。人们因它而在城市公共空间相遇,而在邻里间交往。
所有的街区终将成为历史文化街区,因此对街区历史的关注就是对未来的关注。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改造最终要回答:这是谁的街区?这里保护的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街区?
注释:
[1] 车飞:《固本培元——当前中国城市建筑的保护与发展》[J] ,《中国建设报》,2015 年11月30 日。
[2] 意大利建筑理论家M. Tafuri 指出:“豪斯曼的巴黎,按照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制度化空间来组织。”
[3] 菲利普·巴内翰,让·卡斯泰,让- 夏尔·德保勒:《城市街区的解体——从奥斯曼到勒·柯布西耶》[M],魏羽力、许昊译,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2012。
[4]“结构形态学”为作者车飞本人提出。
[5] Operative Urban History: Reading Saverio Muratori's Typomorphology Theory and Design Practices.
[6] 罗伯·克里尔编著:《城镇空间——传统城市主义的当代诠释》[M],金秋野、王又佳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7] 指意大利建筑师Giambattista Nolli 在1748 年所作的罗马城市规划图。在诺里的地图中,城市被开放的公共空间紧密地组织在一起,城市形态结构是围绕着市民社会的公共建筑与街道组织在一起的。因此,诺里地图代表了一种市民社会的城市模型。
[8] Colin Rowe, Fred Koetter. Collage City [M], MIT Press, 1978.
[9] 车飞:《北京的社会空间性转型——一个城市空间学基本概念》[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10] Edward W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 [M].p77.
[11]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城乡规划卷- 规划志》[M],北京出版社,2001。
[12] 青龙胡同街区更新与再生项目——藏经馆支路改造。该项目由中关村东城园管委会、北京歌华创意服务中心以及属地街道共同发起。设计者是车飞,项目于2016 年北京设计周期间完成。
参考文献:
[1] 车飞:《北京的社会空间性转型——一个城市空间学基本概念》[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2]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城乡规划卷- 规划志》[M],北京出版社,2001。
[3] Architecture theory since 1968, Edited by K. Michael Hays[M].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England. 2000.
[4] Labor der Moderne Nachkriesarcitektur in Europa[M], Edited by Ingrid Sonntag.Saechisischen Akademie der Kuenste.2014.
[5] Deleuze & Guattari for Architects[M], Edited by Andrew Ballantyne. Routledge, Londonand New York. 2007.
[6] The Idea of The City[M], Edited by Robin Middleton,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1996.
[7] Die Aesthetik Der Platte, Wohnungsbau In Der Sowjetunion Zwischen Stalin Und Glasnst,Philipp Meuser[M], Dom Publishers, 2015.
[8] Atlas of the Functional City[M], Edited by Evelien van Es ect. THOTH Publishers, gtaVerla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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