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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整体版图视阈中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

  • Update:2017-07-07
  • 刘剑伟、张 杰
  • 来源: 2017年05期
内容摘要
无论是静态保护,还是动态调整,我国的现有历史街区保护观念都是基于历史街区与新城区的区别对待。历史街区在城市版图中的“孤岛”性存在愈加凸显出其存在危机。本文尝试在城市设计的整体版图中,平等对待历史街区与新城市空间,从城市自身的生长规律去审视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问题。城市是历史版图与未来愿景共同作用的结果,原真性是城市空间永远不变的真身。这种原真性,并非仅仅固化在城市诞生的那一刻,它是由时间沉淀而成的品性与气质,寄托了人们对一座城市栖居与亲近的情感诉求。无论是基于历史版图的存续,还是基于未来愿景的开拓,生活在城市空间中的形形色色的人才是真正的主体。因此,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街区无须背负过多,只需随着原真性城市空间的脉搏自然生长。关键词:城市整体版图、历史街区、原真性、自然生长

20 世纪80 年代起,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形成于农耕文明时代的旧城环境与工业时代的空间需求产生了巨大矛盾。发展的车轮无情地碾压着千百年以来形成的城市格局,老旧的城市街区显得更加脆弱。由此,历史街区成为保护对象,受到人们的重视,有关其保护与更新的讨论与实践层出不穷。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历史街区的城市环境与产业发展空间需求之间的矛盾有所缓解,许多历史街区因此而获得新生,相关的理论问题也逐渐清晰。然而,历史街区在城市版图中的“孤岛性”分布,使其仍处于随时有可能被吞噬的危机状态,学界还未深入探讨历史街区与新城市空间之间的互通互融问题。基于此,本文尝试在城市设计的整体版图中去思考如何让历史街区与新城市空间具有同等的地位,实现二者之间的互通互融,甚至不用“保护”,亦不用担心其消失。
一、现有的历史街区保护观念
历史街区是指以一定规模的历史遗存为基础,具有完整的历史风貌,并具有延续的社会结构和功能结构的生活街区。[1] 自欧洲18 世纪末西方城市保护盛行伊始,历史街区一直备受关注。经过《雅典宪章》《内罗毕建议》和历史街区保护国际研讨会等国际性学术研讨的积淀,有关历史街区保护的相关理论从无到有,至今天自成体系,形成了保护更新理论、风貌整治、活力复兴、社会问题、公众参与、旅游开发六个由表及里的、关注“物质空间—人文要素—物质经济”的有机循环层次。[2]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先是对文物建筑的保护与重视,后来扩展到历史文化名城,随后又增加了历史街区保护的内容,历史文化遗产的多层次保护体系由此形成。
在实践层面上,我国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可分为“博物馆式”的静态保护和动态调整两种类型。静态保护主张街区及建筑的格局、架构、工艺、材料等保持不变,其风貌务必具有历史真实性,即使是修缮,也要做到“修旧如旧”。阮仪三先生主持规划的乌镇历史街区的保护是静态保护的典型代表,在对历史街区进行整治的过程中,保留了原有的街巷格局,老屋、老桥、老街的修补全部使用旧料,对原有的历史风貌与景观进行了完整的保护与恢复。北京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也是如此,经过修缮改建,对城市街巷肌理、历史遗存建筑、建筑风貌、历史文化内涵这四个方面进行了保护,实现了降低人口密度、传承亲和的传统邻里关系、调整地区功能等方面的社会学意义。[3] 这两个案例都注重与内部居民的协商,尊重了居民的意愿与诉求,且使原有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得以延续。动态调整主张对街区建筑或街巷肌理进行局部改造,以适应新的功能需求。上海新天地是动态调整的典型代表,保留了原有的建筑形体及立面整体外貌,对建筑的内部空间进行更新以适应新的功能需要,同时采用在原有里弄空间嵌入公共空间的策略颠覆了原有的空间模式,“用西方现代城市空间观念替换了原有的建立在中西文化交融基础上而形成的空间格局,并进而瓦解、破损了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成为城市中的一个类似孤岛的地区”。[4] 动态调整以房地产开发商、政府部门与规划设计部门的协商结果为准,居民被要求服从,参与性极小,其开发强度大,对原有建筑风貌的改变较大。
无论是静态保护,还是动态调整,我国现阶段的历史街区保护都是将历史街区与新城区加以区别对待,历史街区与新城空间的隔阂显而易见。静态保护模式虽然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的历史风貌与特色,但是有些历史街区与城市生活相脱节,在旅游业的产业政策下,成为面向游客的建筑遗存的“标本”,从生活状态上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活力,是对城市空间原真性的保护性“扼杀”。而动态调整模式则容易力度失准,造成城市物质空间与社会结构空间的双重原真性遭到肢解,最终成为“建设性”的破坏。阮仪三先生所倡导的“历史真实性、生活真实性、风貌真实性”[5] 的历史街区保护标准面临着严峻的现实考验。由此,我们设问:跳出历史街区的视域范围,回归城市的整体版图,打通历史街区与新城空间的联系通道,实现双方的互融,是否可行?
二、开放街区理念的启示
“开放街区”是由法国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克里斯蒂安·德·包赞巴克所创立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理念,它是相对于封闭街区而言的。封闭街区是欧洲古典城市的主要元素,街区建筑周边为道路,街道两边为多层建筑,街区地块中间为庭院。开放街区遵循了传统街区中的建筑与地块边界的一致性,但是建筑形态变多层为多层、高层、中层等多种竖向高度的组合,建筑单体形态独立,沿地块边界布置,中间依旧为庭院,建筑单体之间的空体空间形成了视觉缺口,从而导入了阳光、自然阳光、空气等。
从表面上看,开放街区是“开放”与“封闭”的区别,但其中的区别远不止一堵墙。事实上,开放街区是对现有城市规划思想的挑战,在思想与手法上都与原有的城市规划理念相去甚远,从而导致了开放街区相对于原有城市的系统性变化。事实上,开放街区理念是包含了路网密度与街道尺度、用地功能的复合性、建筑空间围合形态与路网的几何一致性、单体建筑形态的独立性与多样性、公交主导的城市规划策略、街道交通稳静化、可防卫空间设计、公共环境空间的精致化设计八个考量因素的系统性理论。(图1)


路网密度与街道尺度保障了住区地块的合理尺度与人口数量。用地功能的复合性有助于短距离内实现就业与生活,从而缩短通勤距离,提升生活品质。建筑空间围合形态与路网的几何一致性、单体建筑形态的独立性与多样性,一方面保证了公共空间的底线以及城市肌理的秩序性,另一方面保证了建筑形态的地域性、时代性及多样性。公交主导的城市规划策略、街道交通的稳静化,可以减少汽车的使用及其对街道步行生活节奏的干扰。可防卫空间设计可以通过建筑形态、路网密度及街道尺度的设计加强空间的监视性,以应对小区开放后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公共环境空间的精致化设计则保障了小区开放后,户外环境质量的保障与提升。开放街区所有的体系性要素,从路网的密度与尺度到街道的交通稳静化,从建筑形态的多样性与功能复合性到环境空间的精致化设计,都是以人的尺度、感受、体验为基准,旨在营造适宜人居住与生活的城市空间。
开放街区体现了街区建筑实体空间的开放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开放的心态。开放街区架构的美学系统没有规定各种限制因素和禁止条件,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各种可能性。包赞巴克的开放街区理念回应的是古典城市发展理念的同质性、相似性和标准模型化,探索的是异质性与对比化,“鼓励多样性、独特性,甚至是矛盾性,接受时间流逝过程中发生的演变,调节不断变化和进步的发展过程,求大同,存小异”[6]。进一步讲,开放街区理念是对20 世纪初国际现代建筑大会城市规划思想的反思,是对欧洲古典城市传统封闭式街区的批判性传承,也可理解为对历史与未来的妥协,是在中国与欧洲建筑师当代条件下的一种妥协。[7]事实上,它正是城市设计面对旧建筑形态与新需求之间的一种平衡策略。这种平衡策略及其所倡导的建筑形态的多样性、功能的复合性,以及宜人的空间尺度,为从城市的整体版图上实现新旧建筑形态的并置,实现历史街区与新城区之间的互通互融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方法论的启示。
三、案例的解读:巴塞罗那Exiample 历史街区的Superilles 计划
19 世纪末由建筑师Idelfons Cerdà 监造的巴塞罗那Eixample 网格状社区是街区制的典型代表,其核心思想是“城市呼吸”理论。基于理想主义与公众健康两个考量因素,Cerdà 设计了尺度不超过150 米的均质的网格状城市空间格局。在这种均质的网格状城市空间格局中,地块区域无优劣之分,可以确保每个市民都可以获得充足的阳光和绿化空间。因而,这项规划被认为是属于普通大众的规划方案。[8] 街区建筑的最底层是商业空间,多为水果店、超市、酒吧、小饭店等,生活所需都可以在街区或相邻街区中得到满足。150 米尺度的网格带来了密路网,因而巴塞罗那虽然汽车人均拥有量很高,但是堵车现象较为少见。种种迹象表明了巴塞罗那街区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因而国内学者在论述街区制时多以巴塞罗那Eixample 地区为范例。(图2、3)
Cerdà 的设计思想建立在低密度建筑的理想之上,即具有充足的阳光、新鲜的空气、街道的绿树。然而,随着建设实施的深入,建筑的密度和容积率开始加高,原先规划的庭院空间与绿地空间被建筑所侵占。不断增加的汽车也扰乱了原有街道的宁静,带来了汽车尾气与噪声,临街居民不堪其扰,以致健康状况得以恶化。在巴塞罗那都市区的320 万人口中,每年由空气污染而致早夭的就有3500 例,当地的生态系统与农业也受到其不良影响。[9] 今天,巴塞罗那的街区制也面临着诸多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挑战。__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巴塞罗那制定了新的城市交通规划——“超级单元”(Superilles),以降低21% 的交通量,并清除60% 的汽车主导的街道,回归“原来的市民空间”。根据规划,九个单位街区构成一个超级单元,超级单元的内部交通不允许小汽车、摩托、公交等进入,除非为内部居民自有,且速度不超过每小时10 公里。300 公里的自行车道以及十字正交形的公交网络将承担因小汽车减少而带来的交通压力。与此同时,通过改变道路标示线、公交线路等现有市政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公共交通组织。任何人在300 米范围内都可以到达公交站,等候时间不超过5 分钟。均衡的公交网络可以保证两地出行的一次换乘率达到95%。在超级单元里,巴塞罗那的公共决策者们希望将建设、经济、供水、垃圾运送、新陈代谢、社会凝聚等所有城市的挑战都得以解决。[10](图4、5)
巴塞罗那Eixample 区的超级单元计划通过空间形态的复原恢复了街区原有的空间肌理。与此同时,通过公共交通的升级与管理、街区功能的复合实现了人行尺度的稳静化公共空间环境、便利的商业服务与较短的办公往返距离,增强了街区空间的宜居性与活力。由此,历史街区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实现了活力的提升与生命的延续。另外,巴塞罗那的整个城市版图也没有因Eixample 街区空间肌理的复原而成为城市版图中的孤岛。历史街区与新城空间的有机融合在现实中成为可能。
四、历史版图与未来愿景,谁是适应的主体?
现实中的城市版图是历史版图与未来愿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之间谁占主导地位,学者们早已有论述。20 世纪末,美国未来学会曾经预言21 世纪为再生的世纪,建筑与城市空间不再以新建为主,而是以包括历史空间在内的既有建筑空间的适应性再生为主,从巴塞罗那Eixample 街区的更新可见一斑。其在明确历史空间的保存上存在价值判断上的绝对性,但对其再生及其周边城市环境的更新,却是相对性或选择性的。保护本体之外的更新,对历史城市的未来更具选择性。[11] 简单地来说,这是历史版图对未来愿景的适应。
20 世纪80 年代吴良镛先生提出的城市细胞有机更新的理论却是另一种思路。吴良镛先生的城市更新理论强调:“城市设计要义更在于研究蕴藏于城市与形态结构中原有秩序之理,并根据其‘理’予以新的创造,并且还由于城市设计是一过程。因此,这项工作随着城市设计赓续的发展,不断发掘追求基层中的整体秩序之理,并予以再创造的过程之中。”[12]依据城市有机更新理论,吴良镛先生对北京菊儿胡同进行了“新四合院”形态的设计。“新四合院”保留了原有院落结构,但在建筑形体上增加至二到三层;同时兼顾私密性与公共性,并可容纳现代所需的生活设施。对此,我们可理解为未来愿景对历史版图的适应。(图6)


历史与未来,新与旧始终是一种矛盾关系:一方面是以历史版图作为主体,强调历史版图对未来愿景的适应;另一方面是以未来为主体,强调未来愿景对历史的适应(准确地说是继承)。两者虽大同小异,但是主客的互换实则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每个城市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路径的选择当依据实际情况而选择。进一步追问,适应主体选择的依据何在?
五、“原真性”城市空间:起源与新开端的平衡
“原真性”(Authentity,也有学者译为“真实性”),是国际上定义、评估和监控文化遗产的一项基本原则。阮仪三先生历史街区保护的“历史真实性、生活真实性及风貌真实性”三个标准就是基于原真性准则而提出的。对于历史建筑而言,同济大学常青先生意识到“建筑的历史真实性,是建筑在不同时期演变中‘真实’的叠加,严格意义上的‘原真’是不存在的”。[13] 的确,单纯从物态上,是难以把握到建筑的历史“原真性”的。历史街区亦是如此。
然而,原真性本身又是超越物态的。1996 年《圣安东尼奥宣言》指出:“在特定类型的遗产地,例如文化景观,保护总体特色和传统,如模式、形式和精神价值可能比保护遗址地的物质特色更为重要,因而可能被优先考虑,因此,原真性是一个比物质完整性更宽广的概念。”[14] 超越具象的物态,原真性代表的是城市空间与生俱来的气质。尽管难以把握,但确实是存在的。
只不过,这种原真性同时包含了起源与新开端。在美国学者莎伦·佐金看来,“ 起源指的不是最早定居在社区中的那群人,(它)暗示一种让人能在该城市落地生根的道德权属。就此而言,原真性是一种生活与工作的连续过程,是一种日常体验的逐步积累,一种人们对眼前房子、身边社区每天依然如故的期待”[15]。新开端则代表着新的社会阶层、空间形态、文化气息、商业业态等所带来的活力。原真性的概念既包含了空间维度的形态包容性,也包含了时间维度内在情感的延续性。每一座城市、每一个社区在其兴建之初都具有某种气质特性,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与发展在所难免,但是始终可以保持不变的是气质特性与鲜活的生命力,这正是一座城市的原真性。
城市空间的原真性就像是城市的灵魂。把握住了灵魂,形态的变化则可以丰富多样;失去了灵魂,固然物态形象还在,可已然成为僵尸。吴良镛先生所言蕴藏于城市与形态结构中原有秩序之理就可理解是城市建筑空间的原真性。除了物态的形式,长时间生活于此的居民甚为关键。作为受保护对象的历史街区,一般原住居民的比例需要达到60%。而一般的旧城区改造,原住居民几乎全都被拆迁至郊区地段,造成在市中心生活的几乎都是外来富裕阶层的人,加剧了社会阶层的隔阂与社会结构的单一化。一个有活力的城市需要容纳多种类型的人。城市空间的多样与开放,不仅是指城市的建筑与空间形态,而是指向生活其中的小商店、小规模、中产阶级、贫穷者。一座城市应当既能容得下富有阶层,同时也能容得下贫穷的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应当既可以实现富有的梦想,同时也应当具有贫穷的权利。本质上,社会的多样性,而不是建筑实体和功能的多样性,才是城市灵魂的赋予者。
历史版图与未来愿景在城市版图的拼贴中可以你来我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原真性却是城市永远不变的真身。而这种原真性,并非仅仅固化在城市诞生的那一刻,它是由时间沉淀而成的品性与气质,它寄托了人们对一座城市栖居与亲近的情感诉求。它蕴藏在物态形象的背后,又以物态形象而呈现。无论是基于历史版图的存续,还是基于未来愿景的开拓,生活在城市空间中的形形色色的人才是真正的主体。
结语
城市从建成那一刻起,就开启了自身的历史之旅。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个城市都是历史性的,每个空间也都可理解为历史性空间,保护与更新实际上是每个城市都必须要直面的问题。
开放街区的理念为我们展示了基于历史版图与未来愿景“妥协”的理念,其所表现出的开放性与多样性,为城市提供了基于自身特性发展的可能性,也为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形态的共存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方法论的启示。可是城市自身的特性该如何描述,又该如何把握?综合了起源与新开端的原真性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依据前述莎伦·佐金的观点,原真性其实包含了我们对生活状态与生活环境依然如故的一种期待。城市空间物态形态的背后是社会阶层的多样性。城市空间只有既让人拥有富有的梦想,又让人具有贫穷的权利,方可实现原真性的延续。城市的原真性就是由形形色色的城市居民经过时间的积淀而自然生成的。
历史街区是城市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在整个城市都在更新的状态下,历史街区不可能停滞不前,因为局部与整体的节奏失调会带来城市发展的畸形。城市必须要因原真性而自然地变化与生长,从而变得包容开放。既然如此,历史街区无须背负过多,只需随着原真性城市空间的脉搏自然生长。
*基金项目:本文为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上海市城市公共空间形态与文化活力关联性研究”(编号:2015EWY004)及作者上海国际设计创新研究院高水平研究员刘剑伟作为访问学者在东南大学访学期间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 戴湘毅、王晓文、王晶:《历史街区定义探析》[J],《云南地理研究》,2007 年第5 期,第19 页。
[2] 黄勇、石亚灵:《国内外历史街区保护更新规划与实践评述及启示》[J],《规划师》,2015年第4 期,第31 页。
[3] 林楠、王葵:《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北京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 试点) 规划设计》[J],《建筑学报》,2013 年第11 期。
[4] 孙施文:《公共空间的嵌入与空间模式的翻转——上海新天地的规划评论》[J],《城市规划》,2007 年第8 期,第31 页。
[5] 阮仪三、孙萌:《我国历史街区保护与规划的若干问题研究》[J],《城市规划》,2001 年第10 期,第25 页。
[6][法]克里斯蒂安·德·包赞巴克:《开放街区——以欧风路住宅和马塞纳新区为例》[J],《城市环境设计》,2015 年Z2 期。
[7] 李振宇:《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妥协——关于“包赞巴克”开放街区的断想》 [J],《城市环境设计》,2015 年Z2 期。
[8]Joan Busquets :《城市历史作为设计当代城市的线索——巴塞罗那案例与塞尔达的网格规划》[J],鲁安东、薛云婧译,《建筑学报》,2012 年第11 期。
[9] 顾天奇、许威、周雨濛:《从“开放”到“筑墙”,国外城市街区开放的反思与实践——以巴塞罗那Superi11es 计划为例》[J],《上海城市管理》,2016 年第5 期,第25 页。
[10]Marta Bausells. Superblocks to the rescue: Barcelona's plan to give streets back toresidents [EB/OL] (2016-04-03)[2016-06-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6/apr/0l/story-cities-13-eixample-barcelona-ildefons-cerda-planner-urbanisation.
[11] 常青:《思考与探索——旧城改造中的历史空间存续方式》[J],《建筑师》,2014 年第4 期。
[12] 吴良镛:《北京旧城居住区的整治途径——城市细胞的有机更新与“新四合院”的探索》[J],《建筑学报》,1989 年第7 期。
[13] 常青:《历史建筑修复的“真实性”批判》[J],《时代建筑》,2009 年第3 期。
[14] 陆地:《对原真性的另一种解读——〈圣安东尼奥宣言〉译介》[J],《建筑师》,2009 年第2 期。
[15][美]莎伦·佐金:《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M],丘兆达、刘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6 页。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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