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彩绘玻璃看哥特式艺术的审美特征

彩绘玻璃（Stained Glass），也有的翻译成彩色玻璃、镶嵌玻璃，是窗户装饰的一种工艺。简单来说，即先用铅条编连成各种抽象的轮廓，然后再用小块的染色玻璃拼接彩绘而成，所以带有单线平涂似的绘画意趣。 彩绘玻璃窗在罗马风式建筑中便已经有所运用，但是早期罗马风式建筑因为内部光线较暗，为了更好的采光，多用淡色玻璃，甚至无色玻璃，纹样也较简明，大多为抽象纹样或植物纹样。到哥特式建筑诞生之后，为了便于采光，窗户不仅数量增多，而且面积加大，几乎占据了建筑的全部壁面，这就使得教堂内部惯用的装饰手法——壁画和壁面镶嵌再无用武之地。但大面积的窗户却为中世纪工艺匠师们提供了一个施展绝技的空间，并导致了彩绘玻璃工艺的兴起。尤其是到了公元13世纪和14世纪，彩绘玻璃窗已成为哥特式教堂建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本文试图从彩绘玻璃的材质与光线之美、色彩之美、窗户结构的发展以及人物形象的演变这四方面入手，由远及近、从宏观到微观地具体分析彩绘玻璃所体现出来的哥特艺术之美。

一、材质与光线之美
“没有了阳光，哥特教堂中的彩绘玻璃窗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 玻璃是一种具有折光反射作用的物质，它从诞生时起就与光线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尽管几乎所有的原始宗教，特别是在创世神话中都突出了“光”（光明）与世界同时诞生以及象征世界秩序的特殊意义，但是光在基督教信仰中的象征意义更加特殊，而且在中世纪时期逐渐在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努力下演变成为基督教神学美学的思想基础。彩绘玻璃在中世纪这个时期的产生与盛行并不是偶然的，玻璃这种材质与光之间的关系恰好形成了一种材质的象征性。

彩绘玻璃尽管是为宗教服务的，但是它毕竟是一门艺术，在它身上体现着深邃而丰富的美学意义，它不仅仅与宗教象征含义之间联系紧密，更为重要的是它适合了人类内心的情感需求。从材料上来看，玻璃这种透光的材质从它一诞生起就注定与光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在古代，光的意义和象征性远没有中世纪那么明确，从古埃及人到古希腊和罗马人，似乎都没有形成把玻璃与光联系起来的观念。但是，基督教神学思想与新柏拉图主义的结合促进了光的美学思想的大发展，光成了上帝绝对之美的化身。而彩绘玻璃窗的出现，恰好担当了上帝之光与凡世之间桥梁的作用。

今天的视觉知识告诉我们，通常人们所看到的事物都是物体在视网膜上所呈的倒像的映像。而中世纪的人们却认为这些事物具有主动性，拥有巨大的能力。光线在基督教中一直被看作是上帝所赐，人们在所有造物中寻找神圣光线的痕迹实际上也就是寻找上帝的痕迹。在旧约里，光伴随着善，而黑暗则意味着神的愤怒。《创世纪》中的第一句话便开篇明义的向阅读者宣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新约中则更加直接地暗示了上帝的本质：“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收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这样一来，光就作为一个重要概念进入了美学之中，并成为中世纪盛期美学的核心观念之一。这样，彩绘玻璃窗所体现出来的光耀之美对于中世纪的大多数人来说就成为了对上帝本性的暗示，也是能够与上帝沟通的一座桥梁。

在这种感知论视觉美学理论的影响下，彩绘玻璃艺术所凸现出来的光线的作用，被自然而然地被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这是因为，在早期基督教和罗马式风格时期，教堂内的光源主要是依靠烛光，但是哥特式风格却是通过采进阳光这一过程，使室内呈现灿烂的景象。在当时的所有艺术类型之中，只有在哥特式教堂中巨大的彩绘玻璃画其接受的光线是直接的，这也是其他艺术媒介不能达到的光线效果。正如Hayward所说，没有其它任何一种艺术能像彩绘玻璃那样直接地受到环境的影响，因为它的美感就存在于光照之中。 就这样，建筑师便可以通过将阳光转化为五光十色的光谱来控制室内光，使光线完全根据设计师的预定要求射出。

因此，当耶稣宣布说：“我就是世界的光” 时，那些在色彩斑驳的窗户上舞动的光便成为了上帝以及上帝与人之间道路的象征。可见，在整个哥特式艺术体系中，彩绘玻璃在传达宗教思想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哥特式大教堂是针对一个个信徒而建造的，其核心目的是要宣扬救赎的思想，因此，令信徒感受到与上帝之间的交流是教堂建筑的主要目的。这种双向式的交互过程正如布鲁斯•雪莱所形容的，“中世纪哥特风格大师们试图用石头和玻璃来描绘人类的宗教核心问题。他们想描绘一种张力，一方面是人立志达到天国的高度；另一方面是神屈尊向卑微者讲话。因此，哥特式运动是双向的。柱子、拱门和尖塔，像一排排准备升至天空的火箭一样连为一体，指向高空。另一方面，神的荣光透过色彩斑斓的铅框玻璃窗与卑微者相遇。这就是建筑大师们融人类理性与神的启示为一体的版本。” 于是，窗户上的彩色玻璃以及它所透射出来的光，就成了信徒们接近上帝的神圣通道，彩绘玻璃艺术也就通过光的魅力传达出了基督教思想的核心理念。

到了13世纪中后期，光学（perspectiva）理论的发展逐渐改变了人们的视觉经验和观看方式。英国牛津大学的首任校长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1168—1253）写过一部《论光》的著作（De Lace），他致力于沟通观察和理解，发展了光的“入射”理论，其对折射之光的理解已初涉“物理学”的基本原则了。 格氏的学生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2—1294）是一位更具实验意识的开放学者，他清晰了解只有实验方法才能给科学以确实性。他对光学尤其感兴趣，其阐述已经涉及了许多透视学和光学的理论，例如他对光的折射和反射等光学性质就进行了详尽叙述，探索了光线透过人眼玻璃体中透明物体时所形成的折射现象。这些光学科学家从理性和科学角度对光的作用进行的研究和论述，不仅体现了13世纪人们试图调和信仰之光与理性之光的努力，客观上也促进了光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这些科学家都是教会人士，包括格罗斯泰斯特和培根。生活在一个主教教堂大兴土木的时代，他们却如此强烈地关注光学及相关学科显然并不仅仅是一个巧合，他们极可能受到了从庄严的彩色玻璃窗涌入的光线的影响。卡米尔认为：“视觉的这种摄入（入射）模式与接受性认知概念不仅改变了艺术家们进行观看的方式，而且还改变了他们创造形象以及人们看待这些形象的方式。……这样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在观看者与被看者之间就确定了一段至关重要的距离，……现在观看就意味着从外部世界中直接获取有关该物体的知识。” 同时，他指出，对光线折射现象的探索改变了彩绘玻璃的表现方式。彩色玻璃制造技术向更高透明度的改进趋势，反映出了此时人们开始希望通过增加透光度而使更多的空间得以呈现。这方面的一个明确例证就是氧化银着色剂的发明。
 

（本文为节选，全文请阅读《装饰》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