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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岁时的欢娱

  • Update:2009-11-04
  • 黄德荃
内容摘要
在传统农业中国,岁时节令变化因其对农业生产的决定性影响而与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紧密联系。古人由于生产力低下而逐渐形成对孕育万物的天地按时(一般是按节令)祭祀的传统,并渐渐形成后世的节日。与现代相比,古代的“节”较少“庆”的意味,而更多的是对岁时的分节,以便于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故而重大节日基本都在农闲之时。
节日:岁时的欢娱
 
黄德荃
 
内容摘要:在传统农业中国,岁时节令变化因其对农业生产的决定性影响而与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紧密联系。古人由于生产力低下而逐渐形成对孕育万物的天地按时(一般是按节令)祭祀的传统,并渐渐形成后世的节日。与现代相比,古代的“节”较少“庆”的意味,而更多的是对岁时的分节,以便于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故而重大节日基本都在农闲之时。
 
关键词:岁时、节日、农业生产
 
 
在人一生的生命活动过程中,岁时年节贯穿始终,甚至可以说与人类的历史等长。人们所走过的每一步,总会留下或深或浅、花样迭出的印痕。这印痕,有的逐渐被岁月磨平,现在已经难觅踪迹,有的则年复一年地加深,成为人生旅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个路标和驿站,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情感。
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度,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随着岁时的流变而时时调整,春种秋收,夏育冬藏,关系生计的农事活动深深依赖于岁时的变化。也正因此,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岁时节令的变化规律,并形成了系统的知识。同时,也对孕育万物的天地和繁衍后代的先祖充满了深深的敬意,祭祀天地祖先的活动在原始社会就开始形成了规模和一定的礼仪要求,而这些则成为后世节日的重要甚至主要活动内容。比如,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低,人们完全依赖、从属于自然,因而天神和土地神就成为原始信仰的重要对象,祭天地成为经常性的活动,后世春节期间祭祀天地、先祖的传统与此不无渊源。再如,古人每到年终岁尾,总要举行一种大规模的除祟活动——“大傩”,驱鬼逐祟以迎接新年。《后汉书·礼仪志》里面就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载,说是宫中每年腊日的前一天都会举行大傩,谓之逐疫,以驱除宫中的鬼魅邪祟,而百官官府则会制作驱鬼的木面兽,并设桃梗、鬱櫑(即郁垒)、苇茭等,这些无疑都显示出后世除夕的影子。
除了必备的信仰传统和仪式规范外,节日之成其为节日所需的另一项要素——历法的产生和发展、完备也为节日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业生产离不开对季节气候变化的认识,先秦时已经逐渐形成,并在秦汉时正式定型的二十四节气,因其全面、细致地反映了一年中主要的气候现象,有力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而广为人们接受,“节”也逐渐与之配套、适应。但在当时,“节”与今日之“节”有所不同,较少“庆”的意味,而更多的是对岁时的分节,是对两节气相交接之日的确定,并显著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以每月之朔望为标准,即以初一、十五为“节”;二是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节”之确定,本身就是为了区分不同节气,方便农业生产,而随之产生的重大节日基本都在农闲之时。前一特点今日基本仍然如此,而后一特点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占据主流的今日已经不具有显著意义。
大体而言,我国节日的发展遵循着如下线索:先秦时期萌生;秦汉时期,后世主要的节日和相关节俗产生并大致定型;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充实发展,并注入宗教因素,一些原始巫术性质的活动渐渐被宗教信仰或对历史人物的崇拜所取代;唐宋时期将节日活动中禁忌、禳灾驱疫等成分剔除殆尽,使之转为娱乐、礼仪性质,敬神驱鬼的仪式成了人们的娱悦项目;明清时期,除娱乐性继续加强外,年节应酬开始充溢于节俗活动之中,另外,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小农经济的渐趋衰落,一些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节日及节日活动进一步淡出人们的岁时年节生活。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传统农业的中国,人们在生命萌动的春天撒下希望的种子,在万物成长的夏日辛勤地耕耘,在硕果累累的金秋收获一年的甘甜,而在肃杀清冷的冬季,一直忙碌劳作的人们终于等来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冬闲。其实,冬闲之“闲”并非真闲,而只是一年户外劳作的一个暂时修整,利用这一段“闲暇”时光,人们可以调适自身,为来年春天的农作养精蓄锐,对生产工具也可以进行一些修缮、维护工作,而有些手艺的男人们则更是会抓住这一时机,走出家门,到外面的世界去挣一些零用钱来贴补家用……这种紧紧围绕着农事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忙与闲的时间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全年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随着时间在人们的零敲碎补中悄悄溜走,不知不觉间,“年”已经快要来了。其实,要说是不知不觉又不尽然,因为冬至的来临就已经宣布了年的即将到来,不然,又何来“冬至大如年”的俗语呢?反正,不管怎么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进入腊月,各家各户都会开始着手准备年货预备着过一个红红火火的年,既是以红火热闹辞去旧岁,也是以同样的红火热闹迎来新春。甚至可以说,人们在辛勤劳作中压抑了一年的激情全在岁尾这几天发泄了出来,或者也可以说,人们的激情全在新春这些天消耗殆尽。年,的确是中国人的狂欢节。在传统中国,这种狂欢从进入腊月开始就一浪高过一浪,到除夕和元旦(即今日的大年初一)达到第一个高潮,再到正月十五闹花灯,这种全民狂欢的劲头再起波澜,之后才算渐渐偃旗息鼓,直到正月结束,进入二月,开始农业生产,人们这才“消停”下来。
腊月里,第一个重要节日就是腊八,今天,腊八节的意义似乎已经仅存腊八粥了,腊八之成节以及腊八粥之节物一般也被认为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因传说佛祖于是日悟道成佛,腊八粥也就以佛门所施为贵,比如今日之北京,每年腊八,天尚未亮人就已经在寺院前排成了长队以求得一碗“佛粥”。实际上,腊八在我国之成节,就其本源而言,与佛教并无关系,而是与祭祀神灵、祖先及驱疫逐鬼相关。古代,祭百神称“蜡”,祭祖先为“臘”,秦汉以后则统称为“臘”,因这种祭祀是在十二月进行,所以十二月又称腊月,这种祭祀之日则称腊日。十二月八日腊祭之俗的形成在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中已有明确记载:“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沐浴转除罪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是日不仅有祭祀活动,还有驱疫仪式,即傩。或许,最初的腊日和腊八是两个不同的节日,但因在同一天,故而最后合二为一。这一推测或许正确,因为就目前所见的文献资料而言,明确记载腊八粥之俗的是在唐代,而前文已说过,魏晋南北朝时期,节日、节俗中原始巫术的因素减少,宗教因素引入,唐宋时期更进一步剔除禳灾驱疫的成分,腊八与腊日在唐代合并正合乎节日的这一发展线索。
过完腊八,民间就逐渐开始了“忙年”,俗谓“过个大年,忙乱半年”,这忙乱之事约而言之,主要包括祭灶神及一切诸神、打扫房屋、置办年货。就这样忙忙碌碌的,年来到了人们眼前。除夕与春节,分别作为岁末和岁首,合为中国最重大的节日,无论是谁,也无论他身处何地,都必须过这一个“年”。过年,早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成为灵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夕夜主要是辞旧岁迎新年,这天必须贴好门神、春联,祭拜祖先,全家团聚,共吃年夜饭,假使有人实在无法回家,家里的饭桌上也必会为他摆上一副碗筷,以为象征之意。吃过了年夜饭,便是守岁,全家团坐桌前,边吃消夜边嬉笑玩乐,直到天明。守岁之俗今天仍然盛行,不过有时会打些“折扣”。比如河南某些地方,仅是一家之主守到新旧交替之时,燃放开门爆竹,以示除旧迎新、迎福纳吉之意,而且这爆竹也只有一响,但个头和声音都要比普通爆竹大出许多,颇有炸响春雷之势。除夕之夜最受小孩子欢迎的莫过于压岁钱了,而今天,这压岁钱与门神、春联、守岁、爆竹一样,早已失去了其最初的驱邪“压祟”之意,仅存渲染烘托节日气氛的意义了。
从春节开始,新的一年就到来了。当代虽然以西历的1月1日为一年之始,但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只有大年初一才是真正的岁之始,而“元旦”,在西历被引入以前,指的就是大年初一这一天。春节的节俗活动基本与除夕一脉相续,但也有一些新的活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拜年,拜年至今仍十分盛行,人们即使嫌其繁累,却仍年复一年乐此不疲,这种心理与行为的矛盾足可证明传统的约束力之强。整个正月几乎无日不节,各种礼俗活动、禁忌俗信、娱乐项目等五花八门,人们既受到禁忌的约束,又尽情地参与到各种娱乐活动中。在这种种娱乐活动中又以正月十五闹花灯最为壮观。
元宵节之名得自于其所处的时间,新年第一月为元,夜晚为宵,故名元宵,从其异名“元夜”、“元夕”可更清楚地看出其名称所自。元宵节在现代以赏灯、放烟火、吃元宵为主要节日内容,但其最初产生亦与驱祟、祭祀有关。最晚在唐代以前,正月十五尚无“元宵”之名,而只是称正月十五、正月半或正月望,直到唐末才出现元宵之名。隋代以前,正月十五的节俗活动只是占卜、登高避邪、祭祀紫姑等,到了隋代,应当是受佛教在正月十五燃灯礼佛的影响,灯开始在这一节日中出现,彻夜不灭,并有了灯树、鱼灯、龙灯等样式。而在长安和洛阳,正月十五夜晚更是“万方皆集会,百戏尽来前”,车来车往络绎不绝,男男女女都穿出自己最好的衣装,乐舞、杂技、马戏等竞相登场,直到繁星寥落,斜月徘徊,夜色深沉,人们仍然沉醉其中,乐而忘返。唐宋以后,花灯和百戏都成了元宵节的重要娱乐项目,宋代又把谜语和观灯相结合,产生了灯谜,使元宵节在热闹中又加了几分“文气”,至今,这些活动仍十分流行。闹过了元宵,似乎腊月以来的劳累全随烟火一起被宣泄了出来,人们的生活也变得充实起来,于是,人们安静下来,开始准备进行新一年的生产活动。
 
忙里偷闲端午节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白居易《观刈麦》)但就在这“人倍忙”的五月,人们却忙里偷闲,创出一个热热闹闹的端午节。关于端午节的起源,现在一般认为是纪念屈原,但实际上,早在屈原之前,端午节的许多活动就已经存在,而且这些活动较多地指向驱疫避毒,比如端午竞渡,其本意实际是把疾疠瘟疫送入水中,随流而去,而粽子则是兼具祭祀水神功能的夏日节令食物。在流传至今的一些端午节俗活动中仍可看到避毒的遗迹,如门前悬艾草、菖蒲,饮雄黄酒,做五毒香包等。端午之选在五月,且多以驱疫为主要内容,是与古人把五月视为恶月的俗信紧相联系的,五月阳气始衰,瘟疠疾疫蠢蠢欲动,而五月五日又是本月阴气始盛之日,故而人们在这一天要举行盛大的仪式送走瘟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端午活动中送瘟疫的成分渐渐消散,保留下的形式里部分也转化为娱乐项目,而端午节俗的发源地与历史人物屈原生活地的重合以及关于屈原的传说便赋予了端午活动新的意义——纪念屈原。端午节的这一发展演变也是我国节日风俗发展演变的一个规律:一种民俗活动的产生必有其最初的目的,这种目的一般与当时的生产生活或人们对自然及自身的认识水平相关,具有非常实际的价值意义,而当这种目的获得解决或不再重要后,这一民俗要么随之消失,要么以旧的形式与新的需要相结合,“旧瓶装新酒”,在新时代继续发展,但其本原意义则渐被人遗忘。
 
少女的节日
近年来,出于商业经营的考虑,对应着西方2月14日情人节,中国的情人节也一再被提起,七夕节,这样一个快要淡出人们生活的节日就这样又回到了人们的记忆之中。称其为中国的情人节,所依据的当然是牛郎织女的传说。早在东汉时期,这一传说即已定型,《古诗十九首》中就有对这一故事的描写:“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曹植《九咏》注中还明确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文选·洛神赋》李善注引),这是称牛郎织女为夫妇的明确记载。他们的爱情故事再经过后世的不断丰富补充,在民间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情人节的传统即由此而来。其实,把七夕节称为情人节并不全面,也不准确。一方面,称其为爱情节或许更恰当一些,另一方面,就传统而言,七夕最重要的内容其实是女儿节。
七夕节俗中与牛郎有关的少之又少,更多的节俗活动都与织女有关。乞巧就是与织女有关的一项重要节日活动,也是七夕之别名“乞巧节”的由来。每年此夕,少女们都设置香案,陈设瓜果,虔心礼敬巧手的织女,希望自己也能心灵手巧、美丽动人。这种乞巧活动既有女孩儿单独进行的,也有小姐妹聚在一起共同进行的,更有举行隆重的“乞巧会”的。另外,已婚女子还会在这一天种生以求子。七夕节的参加者主要是少女以及初婚女性,可以说是女性的节日,形成对照的是,中国至今没有专属于男性的节日。这在男子居于统治地位,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传统中国似乎不可理解。但其实若细细想来,这专属于女性的节日恰恰是与家庭、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相一致的。男主外女主内,女性要扮演好家庭主妇的角色,而这一角色所要求女性做到的,无非相夫教子、料理家务。女红是家务劳动的重要一项,生儿育女也是家庭、家族交给女性的一项重要任务,女孩子只有心灵手巧才能找到好婆家,已嫁之妇只有生了儿子才能在夫家扬眉吐气。因此,七夕节之设置正体现了社会对男女角色期待的不同,也是几千年农耕社会的必然要求。而七夕节在人们的生活中从淡出到回来的过程,也正是前文已经说过的节日风俗发展演变规律的反映:社会的变化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改变了人们对女性角色的预期,作为女儿节,它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但随着商业的发展,作为情人节,它又被赋予了新的存在意义,“旧瓶”再次装入了“新酒”。
 
月到中秋分外圆
中秋赏月是今天中秋节的一项重要活动,但与其他节日一样,祭祀早于娱乐,早于赏月之俗的是祭月。《礼记》中已经有天子秋夕月的记载,至汉代,赏月之俗方始形成,但直到唐宋,祭月、赏月之风才开始盛行,甚至还出现了唐明皇游月宫的传说,著名的《霓裳羽衣曲》也被说成是精通音律的明皇从月宫偷学下凡。至宋代,中秋节之名正式确定。
因古人认为月亮属阴,故有“男不拜月”之说,或者即便有男子参加拜月,但其礼仪仍由女子主持。又因月中有蟾宫、桂树、玉兔、嫦娥,故祭拜月亮时所祈求的对象一般皆与此有关,男子祈求早日蟾宫折桂,金榜得中,女子祈愿能像嫦娥一样美丽。供奉月神的,除节令鲜果外,当然少不了月饼,虽然供奉之后都是被人分而食之。在唐代,中秋吃月饼之俗就已经形成,宋代则更是在中秋这天互赠月饼,以取团圆之意。中秋节被看成团圆节,无非是因为月亮最圆,而圆与团圆又有着不解之缘。没办法,谁让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团圆、圆满的民族呢。
祭拜月亮,有直接望月而拜的,也有用月光马当神位来祭拜的。月光马中所绘无非月宫、嫦娥、玉兔等,因月中总少不了玉兔,所以后来玉兔也就与月神一起享受供奉,或单独受供奉。只是,与月光马命运不同的是,祭拜完毕,纸绘的月光马往往与千张、元宝一并烧掉,而泥塑的兔儿爷却渐渐沦为儿童的玩偶,此风一开,日盛一日,兔儿爷不再是高高在上受人祭拜的对象,而是成了中秋节的一种重要玩具。从祭拜到赏玩,中国人的节日总是能这样“以人为本”。
 
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岁时年节对自然季候变化的准确把握,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而节日功能从祭祀到娱乐的变化,则反映了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能力的提高。节日使得人们一年的生产生活张弛有度,“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节日里的狂欢,其正面意义不容忽视:纵情狂欢是对身心的调适和对秩序有节制的“破戒”,正是在这“一弛”之下,保证社会机制正常运转的秩序方得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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