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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县《春牛图》的文化意蕴与艺术特征

  • Update:2009-11-05
  • 余永红
内容摘要
礼县《春牛图》系民间春官自制的木刻版画,也称“二十四节气表”,虽以实用为主,但具有深厚的民俗文化意蕴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也是最具典型性的农耕文明视觉符号。本文结合对《春牛图》历史渊源的考察,进一步分析了《春牛图》的传统民俗、民族文化意蕴,并对《春牛图》的艺术特征进行了必要的阐释。
礼县《春牛图》的文化意蕴与艺术特征
 
余永红
 
内容提要:礼县《春牛图》系民间春官自制的木刻版画,也称“二十四节气表”,虽以实用为主,但具有深厚的民俗文化意蕴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也是最具典型性的农耕文明视觉符号。本文结合对《春牛图》历史渊源的考察,进一步分析了《春牛图》的传统民俗、民族文化意蕴,并对《春牛图》的艺术特征进行了必要的阐释。                                                                   
关键词:《春牛图》、文化意蕴、艺术特征
   
在地处甘肃东南部的礼县农林乡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一种古老的民间风俗——说春,是一种具有浓厚民俗文化特征的说唱艺术。说春的民间艺人称为“春官”,每年冬至前后,春官们每两人一组,身背褡裢,怀揣一叠“二十四节气表”,外出说春。春官每到一家,即唱起韵调古朴的春官曲,祝愿主人一家来年吉祥如意、子孝孙贤、发财致富,同时赠送一张来年“二十四节气表”,表明春天即将到来,充当春天使者的角色。本文探讨和研究的对象即礼县春官自制的“二十四节气表”,也称《春牛图》。
《春牛图》系春官自制的民间木刻版画,用各色彩纸印制,图文并茂,文字内容以二十四节气为主,同时附有关于来年的气象、收成等信息的预言,占据画面的绝大部分面积,下部绘制耕牛和农人形象。主旨在于劝农事、促生产,虽以实用为主,但也具有深厚的民俗文化意蕴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也是最具典型性的农耕文明视觉符号。                                                                                            
一、关于《春牛图》的历史探源
本文中所讲的“春官”与《周礼》中的“春官”虽有本质区别,但其源流确是从古代王朝官方而来,之后流传到民间。《礼县志》中记述农林乡一带当地的民间传说中说:“过去每年‘立冬’后,皇上将新一年的‘节气表’,通过规模较大的祭祀活动后,再传给各州、府、县官,再到××庙举行‘拜春’仪式后,把‘节气表’分发给各路春官,让春官通过‘说春’的形式分给各家各户。”,虽为民间传说,但为我们的考察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春官”及其“说春”的源流是由古代官方的系列与立春有关的礼仪、节俗活动发展而来。
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农耕文明时代,历代统治阶级也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因此对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历法、节气都十分重视,传播来年的节气、气象、收成等信息,历来就是一种官方行为。《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冯相氏”之职中明确指出:“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春天是一年的开始,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黄河流域,春天是播种的黄金季节,所以标志春天到来的“立春”节气,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中最重要的节日。《事物记原》中记载:“周公始制立春土牛,盖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土春牛”也首次作为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重要图像符号出现。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立春之日,从中央到地方都要举行迎春礼,“京师百官穿着青衣,郡国以下的官吏头上戴着青帻,树起青幡,并把土做的牛和耕人置于城外,以此仪式告诉百姓已到立春时间,土牛和耕人一直要摆至立夏”,此时,作为农耕文明象征的重要视觉符号系统“牛和耕人”已约定俗成。除了“土春牛和耕人”外,汉代最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画像石中也有少量的“牛耕图”,和《春牛图》图形部分的艺术形式、趣味极其相似,也有劝课农桑的意义,但无“二十四节气”等文字内容,可以称得上《春牛图》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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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后,立春系列风俗活动一直延续并不断发展,《通典》卷一○八“杂制”记载,在立春之前,“两京及诸洲县门外并造土牛、耕人”,向人们昭示春耕季节的到来。宋代在立春之日,形成了“鞭春”、“送小春牛”、“粘春帖”等风俗活动,“鞭春”即鞭打土牛的独特仪式,所以也称“打春”,以劝人们春耕,“在不搞‘鞭春’仪式的广大乡村,则盛行在墙上粘贴‘春牛图’,以观四时节序。”可见早在宋代,就出现了《春牛图》,而且不是单纯的绘画,已经配有时令节序,图文并茂。宋代《春牛图》虽无实物可考,但从文献记载来考察,宋代民间木刻版画已经十分普遍,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年画市场也非常繁荣,《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迎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因此可以推断宋代民间《春牛图》亦应为木刻版画,与现在的《春牛图》在结构和功能方面已基本相同。从贵州台江县流传的《春牛图》形式来看,和礼县《春牛图》基本相同,因此可以推断在元、明、清时期《春牛图》继续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一直延续至今。                                                                                                                

 

礼县地处西汉水上游,文化历史悠久,是仰韶文化的重要遗址之一,5000多年前氏族公社时期的遗物遍布县城周围,更重要的是,礼县也是秦人的发祥地,“西犬丘”就在县城东北永兴一带,秦汉以来的汉民族文化传统一直在这里延续,与农耕文明息息相关的立春系列民俗文化在此承传、发展,“春官”与“说春”风俗,可以称得上古代立春民俗事象的活化石,礼县《春牛图》则是这种民俗文化活动的视觉载体。
二、对《春牛图》文化内涵与艺术特征的阐释
《春牛图》又称“节气表”,其文字部分内容主要是中华民族传统中的“二十四节气”,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农耕民族,先民们对由于地球的公转与自转所形成的时令、节气很早就有深入的研究,是先民们根据本土的天文、地理,经过长期的观察、实践、总结而产生的,具有极高的科学和实用价值,对促进本土的农业生产具有更为本体的意义,也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春牛图》文化意义的主体。除二十四节气以外,《春牛图》中也有关于来年的天时气象、收成等方面的信息,例如“×牛耕田”、“×龙治水”、“×日得辛”、“×人共丙”“×屠共猪”等,耕田之牛、治水之龙越多,说明来年的雨水越充沛;得辛之日越短,说明来年五谷成熟越早;共丙之人、共猪之屠越少,说明来年的收成越好,在当地民间,取“丙”的谐音为“饼”。《春牛图》中还有关于来年出行、红白喜事等活动的导向性信息,例如:“喜神东南”、“大利南北、不利东西”等,虽有迷信的成分,但在科学相对不发达的古代以及农村,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都产生重要的影响。文字内容虽然有限,但传达了几乎所有与农业生产及其它民事活动相关的重要内容,对农民的衣食住行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在缺乏文化人的农民家庭,《春牛图》就是他们行动的指南。每年立春至春节期间,《春牛图》也成为陇南乃至陇南以外广大地区农民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兼实用与审美为一体的装点居室的艺术品,与大红大绿的年画、鲜活亮丽的窗花、和煦明媚的阳光一起,将春的气氛推向高潮。
从艺术表现语言来分析,《春牛图》既有民间艺术的质朴、古拙,又有传统民族文化艺术的清新、典雅。
和其它民间艺术一样,表现过程不受过多规范的约束和限制,大胆自由,对比强烈,和山西新绛、陕西凤祥等地区的木版年画《春牛图》相比,后者虽然也具有北方民间艺术的雄强与粗犷,但与天津杨柳青等民间年画风格更为接近,纯绘画的因素浓厚,表现手法较细腻、艳丽,而前者则更具有北方艺术古朴、粗犷、稚拙的典型特征。《春牛图》中刻制的文字占据了画面的主体,虽然出自民间艺人之手,但不拘成法、天真率意的字体,反而触及到了书法艺术审美的本质,产生了另外一种独特的美,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感受和审美享受,文字不受过多传统书写规范的制约,章法于单纯之中又富有变化,结体随意,也杂有许多错别字,但从造型艺术的角度来看,反而增添了几分率真和浪漫,和雄健古拙的北碑书风有异曲同工之妙。
图像部分内容,以造型敦厚、古拙的春牛和农人形象为主体,春牛的形象采用民间艺术中“添加”的装饰方法,在牛的图形部分刻“牛”字,突出主题;农人头戴草帽,有的手拿鞭子,合于“鞭春”主题,有的肩扛木犁,正向田野行进,似乎传达“人勤春早”之意,用极其有限的图形元素,传达出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民间生活气息。刀法稳健,采用减地平雕加阳刻、阴刻线的方法,线条粗犷,造型古拙简练,黑白对比强烈,产生了如民间剪纸、皮影一样的视觉效果,但语言更直接、朴实。和传统民族绘画相比,在“质”和“文”的关系问题上,更倾向于“质”的表达,这也是民间艺术的共同特征。从众多《春牛图》中的人物和春牛造型来看,虽然有符号化的倾向,但由于出自众多不同的民间艺人之手,而且每年都要刻制新作品,所以艺术形象更加丰富多彩,情态各异、意趣横生。单纯简洁的造型中,却蕴涵着深厚的精神因素,和原始社会彩陶文饰中的人物、动物形象一样充盈着强烈的生命意味,同时又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寄予着民间艺人对天道的敬畏,对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具有中国传统艺术“意象”化的典型特征。这也是造型艺术的内在规律使然,写实艺术追求面面俱到,但留给观众回味的东西反而有限,意象造型的艺术作品,艺术形象的抽象性增强,但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纯抽象,造型既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和基础,又有较大的自由度,因此艺术形象反而包涵了更多的精神内涵,给观众以更多的想象空间。                     
如前所述,《春牛图》的主要特征就是图文并茂,古拙雄健的书体和意趣横生的图像相得益彰,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趣。在中国传统木版年画中,图文结合也是常见的形式,但一般都以图像为主,文字起点明主题和意义的陪衬作用,而《春牛图》中的文字占据了画面的几乎三分之二,我们不排除文字内容的需要对形式的决定作用,但这种画面的组织结构确实具有其独特的审美效应。文字部分和图像部分形成了章法布局、墨色浓淡、轻重的强烈节奏变化,又通过面积对比、协调统一的刀法将整个画面有机统一起来,而切非常自然,毫无做作之感。
书画结合是中国民族绘画发展过程中的最典型特征,《春牛图》的画面构成形式产生了类似于明清时期的文人大写意绘画的视觉效果和审美意趣。在文人大写意绘画中,画面的书法与图像统一在书法用笔的笔法之中,而在《春牛图》中,文字与图像则统一在古拙的刀法之中,浑然一体。中国民间艺术与作为主流的民族艺术虽然属于不同的两个系统,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民族绘画艺术也有对民间艺术的排斥现象,但民间艺术是民族艺术的源泉和根本,所以民族艺术对民间艺术的吸收也是艺术发展的必然现象,文人画的非功利性、业余性与民间绘画不仅有相通之处,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艺术趣味方面也积极吸收民间艺术的营养,来丰富文人画的审美内涵。明清时期的文人画家大都注重向民间艺术学习,陈鸿寿、石涛、任伯年以及扬州八怪中的部分画家都不同程度地受民间艺术的影响。我们可以将清代画家金农的作品和《春牛图》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在艺术趣味上何其相似!“漆书”体与《春牛图》中的文字在结体、意趣方面如出一辙;图像造型的古拙、笔法的老辣稳健与《春牛图》中的图像韵味也十分相似,很显然画家对民间艺术有深入的感悟,并借鉴在自己的绘画艺术中,所以虽然同为“扬州八怪”,但很显然金农的绘画形式意味更浓厚,更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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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先生晚年放弃了正统文人画的艺术审美趣味,大胆革新,吸收民间艺术的特长,使其绘画艺术焕发出勃勃生机,稚拙而意趣横生的长题书法与古朴的艺术形象有机结合,创造出了既有强烈的艺术个性,又有深厚民族文化精神和民俗文化意蕴的新风格,这对我们今天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注释:
1《礼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758.
2《周礼·仪礼·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89.77340.
3李彬著·《山西民俗大观》[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1993.23.
4彭卫、杨振红著·《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629.
5吴玉贵著·《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492.
6徐吉军、方建新、方健、吕凤棠著·《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660.
7吕胜中编著·《中国民间木刻版画》[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0.5
8林木著·《明清文人画新潮》[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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