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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临淄手工花边业发展过程及成因分析

  • Update:2009-11-09
  • 汤爱青、孙宝芹
内容摘要
本文以临淄的手工花边业发展为研究对象,从时代背景、从业人员、文化、地理与交通等因素为切入点,分析了近代手工花边传入临淄地区得以发展的成因,以此来启迪我们的开拓创业、包容和纳取的精神。
近代临淄手工花边业发展过程及成因分析
汤爱青     孙宝芹     
 
 

 

内容摘要:本文以临淄的手工花边业发展为研究对象,从时代背景、从业人员、文化、地理与交通等因素为切入点,分析了近代手工花边传入临淄地区得以发展的成因,以此来启迪我们的开拓创业、包容和纳取的精神。
关键字:临淄、手工花边、齐文化
 
  
   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社会结构处于动荡之中,在思想上受到西方文化剧烈冲击的同时,传统的生产工艺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近代临淄地区的手工花边享誉国际,这种花边技艺就是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舶来品。在西方传教士的传授下,手工花边在临淄落户并广为流传、发展,迅速成为当地的出口产业。在中外交往日益扩大的今天,追溯近代花边的兴起及发展历程,对增强改革开放意识,启迪勇于开拓的创业精神,将不无裨益。
一、手工花边概述
手工花边的制作技术由绣花业和绦带业发展而来。针绣花边源自绣花,枕结花边源自绦带,目的都是为了让织物轻盈、透光。针绣花边(needlepoint lace),是以针作为生产工具来进行花边的生产,它是刺绣品的衍生物,将纺织品切割出小洞并通过针绣得以加固,经过锁扣的工序成为一些小的几何图形,缺少的经纬纱被细细的辫状绳结所代替,这也意味着从普通绣花向花边形式的转变。枕结花边(pillow lace),由于其生产工具为一段绕线的小木棒,因而也被称为绕线管花边或者是棒槌花边(bobbin lace)。这两种花边流行于17世纪,在18世纪中叶,由于洛可可风格服饰盛行,花边的发展和应用达到了顶峰。随着19世纪机器花边的出现,手工花边的生产逐渐衰落,1900~1910年间,欧洲机制花边得到迅速发展,使机制花边取代了手工花边,欧洲各国以手工花边谋生的人数剧减,手工花边的生产逐渐转移到一些不发达国家。清朝末年,西方手工艺随着他们的坚船利炮一同进入国门,西方商人看中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精湛的绣花技艺,在中国沿海与内地农村制作欧式绣品,回国销售。欧洲的花边编结技艺由传教士传入我国,先进入通商口岸城市,尔后发展到内陆城市。
二、临淄地区手工花边业的发展
19世纪80年代晚期,一些传教士发现临淄的梭子长条花边与意大利的棒槌花边工艺上有相似之处,就将意大利的棒槌长条花边带进了临淄地区。临淄花边艺人将传统的工艺与西方的编织技术进行了结合,从此,棒槌长条花边,在临淄生根并发展起来。起初,这种花边技术局限于教徒内部,1890年后,在社会上逐渐流传开来,其传授方式为女教徒向农村妇女传授,经营方式是由神父提供原料和生产工具,收买花边成品,带回本国销售谋利。1895年,临淄花边艺人在临淄办起经营棒槌长条花边的私人作坊,自行放货收货。在齐陵、皇城、齐都一带,开始有了首代花边人和作坊(线坊)。后来,又在齐都、齐陵、皇城等地,成立了“裕成祥”、“福民”、“利民”等花边庄,成了临淄农村妇女主要的副业。这时生产的花边图案与梭子长条花边图案大致相同,针法有单稀、打结、松柏翅、三角稀布、蝴蝶等,式样还是长条,只是生产工具由棒槌代替了梭子。原料改用了白、灰色棉线。
1893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茂兰(James McMullan )在山东烟台开设了“仁德洋行”。 1905年,临淄田家庄人姚宾才在烟台时,发现“仁德”洋行经营的棒槌花边,与临淄生产的棒槌长条花边相似,遂即与其挂勾联系,要求洋行供料来临淄加工。1909年田家庄的姚宾才在西关成立益成祥花边庄,并聘请铁佛庄李相艮为其制图。这是辛亥革命前后,临淄经营花边业的第二代。由于经营手段灵活,业务发展很快,没有多长时间,业务遍及临淄四乡。继姚宾才之后,王星元在白兔丘兴办了“信昌”花边庄;崔太来在石佛堂村开办了“益兴永”花边庄;陈志茂在皇城办起了“德聚公”花边庄。这四家经营各式棒槌长条花边的手工工厂,均与烟台“仁德”洋行签订合同,搞来料加工。当时四家作坊,业务兴隆,在1920年,年产值约达白银3000余两。民国9年(公元1920年)撰写的《临淄县志实业志》中说:“家家工艺花边发网,恃此糊口者不下万人。”1931年,上海华通局出版的《中国重要商品》中记载:“民国初期,……中国花边工业之中心,以山东省烟台及其附近一带为盛。当初外国宣教师教导一般妇人为之,使渐次发展现时所出,颇多优良之品。通常有格子花边与网形花边两种:格子花边多销澳大利亚;网形花边则以美国为主要市场。其他莱州、青州(今益都、临淄等地)、登州(今蓬莱一带县市)地方,从事花边工作者颇多,殆已为山东特产物之一矣”。以后因连年战乱,对外贸易锐减,据1933年《中国实业志》记载:“山东花边输出以招远、临淄为著,年出口仅三万打”。比之前期,已有很大的衰退。1935年,临淄的“益成祥”花边庄的花边仍有较多生产,全县加工者仍有5000余家,益都(今青州)、寿光等县也为之加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从事花边生产的人越来越少,至解放前夕,临淄生产的花边大套只剩10余个品种,生产工艺简单落后。
三、近代手工花边业在临淄得以发展的原因
近代手工花边业之所以能在临淄这一内陆城市的得以发展,有其直接和间接原因。直接原因包括独特的时代背景、地理与交通原因、从业人员队伍的扩展等,间接原因主要为当地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1.独特的时代背景
手工花边的传入时间是19世纪末,当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的工农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民族工商业者和农民为了摆脱自身的困境,具有极强烈经营及加工手工花边的愿望;此外,在19世纪末期,由于大机械化生产的发展,机制花边成为生产的主流,国外手工花边的生产已基本停顿,而广大贵族成员、新兴资产阶级阶层的存在使得手工花边这种贵族消费还有着广泛的市场;各国外洋行从事花边经营业务可从中牟取暴利,也有经营外贸花边的强烈愿望;再有,大批传教士的涌入使花边工艺具备了的传授人员,种种因素皆源于当时中国的独特时代背景。
2.地理与交通因素
地理与交通因素是临淄地区花边业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临淄虽不是沿海开放口岸,却是位于鲁中中心的主要城市之一,1904年6月1日,全长440.7公里的胶济铁路全部建成通车。胶济铁路全线包括青岛至济南的干线、张店至博山和淄川至洪山的支线。而临淄位于胶济铁路的干线,便利的交通使临淄地区花边业的顺利发展得以重要保障。生产花边所用的材料及花边产品可源源不断地通过铁路,在青岛、烟台等沿海开放口岸与临淄这一内陆城市之间传递。
3.从业人员队伍的扩充
从业人员队伍的扩充是临淄地区花边也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从业人员的迅速扩充,临淄地区的花边业也就失去了得以发展的经营条件和加工条件。从业人员的增加表现在花边庄经营者的增加和加工者的增加两方面。
首先,经营者的增加。当时的民族工商业者深受帝国主义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的严重压迫。手工花边作为西方手工艺和传统手工艺的结合,必须进行手工操作,有工业化生产的不可替代性,且在欧美等国有着较广泛的销售市场,从事花边业可获得稳定的利润,从而使临淄地区经营花边庄的业主不断增加。由于花边一般都是将材料发放给乡下妇女加工,所以花边业务的经营,不需要大量资金和设备,而销售一般都与沿海地区的洋行挂钩,有可靠的销售渠道,最终可稳妥的获得高额利润,这也是经营者不断增加的另一原因。
其次,加工者的增加。当地农村向来以纺织、织布作为主要的家庭副业,但自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农民生活陷于极度贫困。由于从事花边的生产工具成本不高,且当地妇女有从事手工业的传统习惯,容易接受花边编织技术;虽然花边加工的收入很低,但通过花边加工,其收入仍可以维持家人生计,如此一来,加工人数也大为增加。
4.齐文化的间接影响
临淄是齐文化的发源地,齐文化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点在潜移默化中给临淄地区的广大人民以深刻的影响,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冲击着当地人民的思想和思维模式。齐国的开创者姜太公以“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方针开创了齐国工商立国、富国的传统,成为了继任者一以贯之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齐国由原来地薄人少的穷国,逐步发展成为百业兴旺、人才济济的富国强国,也使齐人以经商事贾闻名于世。工商业风尚浸染了齐人上千年,经商这一实践性行为,成为影响齐人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大大增强了齐人对外来文化、外来事物的适应和接受能力。在“开放、纳取”的齐文化影响下,使临淄地区成为花边传入之初便率先开展生产的内陆加工区之一。
结语
临淄手工花边是西方工艺与中国传统的针绣技艺、审美情趣的结合,在手工花边的身上,不仅体现了齐鲁文化的物质化发展,而且折射出齐鲁文化善于纳取的基本精神。手工花边的许多品种虽然产生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近代,然而滋养它的土壤却是中国大地的各个地区,这种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手工艺术,被我国各地的民间艺人所接纳,并通过不懈的努力将这种艺术传承和发扬下去,
 
参考文献:
[1] 多米尼克·博尔韦、玛丽·布瓦耶:《时装行业》,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2] 朱乐平主编:《临淄县志》,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
[3] 周志骅:《中国重要商品》,华通局,上海,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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