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解构与时尚重构——“新天地”环境设计中的大众符码化幻象解读

一、设计中大众符码运用在消费社会中的解读

      从18 世纪至20 世纪，文化史一直是与通俗的、低水准的大众文化趣味大相径庭的。而贯穿20 世纪的一大主题却是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的快速传播、经济的高度繁荣，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革、人们观念的转变，以及艺术形态上各种主义的更换，全球范围内兴起了大众文化和文化消费的热潮。哈桑在《后现代转折》中提出，现代社会到了20世纪60 年代出现了一种全面的、根本的转折，后现代主义调转了方向，它趋向于一种多元开放、玩世不恭、暂定、离散、不确定性的形式，一种反讽和断片的话语。他对后现代文化艺术特征的第一个概括是“解构性”，这是一种否定、颠覆既定模式或秩序的特征。[1]

      20 世纪60 年代，西方的现代主义垄断建筑领域已经30 多年。现代主义的简洁、纯净、纪念式的美学风格，以及那些为超大规模的建筑需求而准备的英雄式的现代主义手法，面临的却是欣赏趣味和现实需求已经发生变化的大众。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普及化、快节奏等特点，对精英主义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文化的专业化、永恒性以及高雅艺术对文化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大众符码的引入则赋予建筑新的活力与生机，并在不同的语境中，传达着多样的信息。建筑师罗伯特• 文丘里（Robert Venturi）在波普艺术的影响下，开始对美国城市生活中的大众符号进行研究，并试图创造生动、有活力的城市意象。他在其著作《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中，针对现代主义的强烈批判传统遗产的立场，指出“历史主义”和“民间艺术”是发展当代建筑的两只划船的桨，即“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大众”，他主张采用历史建筑和美国通俗文化两个方面的装饰因素来丰富建筑，使现代建筑具有丰富的审美性和娱乐性。1972 年他和妻子在《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一书中，强调美国的商业文化在现代建筑中和设计中的重要借鉴作用。他们注意不同文化层次的文化趣味为基础，提高“通俗、丑陋”建筑的地位，将“下里巴人”之作提高到“阳春白雪”地位上来。西方城市大众文化的孕育和成长，意味着传统社会地域文化之间的鸿沟被填平，文化从特殊地域中凌越出来，而成为不同地域居民可以共享的文化。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空间的距离正被缩小，地域文化的界限正被填平。

二、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影像化、符号化的消费解构与传统的文化资源在现代框架中的重构

      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化的地域性，而其根源则在于传统乡村社会中地域共同体的存在。从国际上看，历史地段的保护方法经历了观念上的演变，从单纯保护历史文化本身转变为将保护与社会生活有机地加以结合。早期的案例可以上溯到1965 年德国慕尼黑市著名的“津森十字”商业街改造规划，它由津森(Jensen) 教授提出，建议把四条十字相交的历史大街改造为步行街。这个工程充分利用了原有的商业街市和建筑遗产，保护了传统商业街的魅力。它使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城市街道和广场的空间形象更加升华、更加活跃，并由此将具有文化传统的慕尼黑的城市生活方式为人们所体验。

      国内初期的历史地段改造曾走过一段弯路：在“旧城改造”的房地产开发口号下，建筑不分良莠，一概拆除，以这种盲目的方式告别昨天。与曾经的狂热相比，现在理论界主张“有机更新”的呼声得到重视，而在实践中许多城市都对以往的大拆大建的沉重教训进行了反思，期望以更为可持续的方式实现历史地段的自我延续。因此，一种更为温和有序的改造策略就应运而生了——以商业旅游为动力、实现商旅互动，促进历史地段更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历史地段由于其特殊的文化价值而拥有可观的开发效益，依托这种潜在的资源优势，发展文化旅游和商业经营。冯骥才认为：我们的文化遗存在经历了摧毁式的建设性破坏的一轮，城乡的历史遗存被视作过时的弃物，当作累赘，渴望着旧貌换新颜。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迫切，人们越来越看重了不同文化的价值。大家几乎同时发现原先那些应该推倒拆除的“危房漏屋”反倒能吸引游客，招来钱财。这便赶紧刹住推土机，开始在这些“破房子”上大做起文章来。现在又开始遭受新一轮的旅游性破坏了。庸俗化的翻新、粗鄙化的再造，一个又一个粗糙又荒唐的仿古符号在强制性的规划中诞生，而一个又一个城市生动而自然的历史人文的原生态也正在消失。[2]

      历史地段所具有的历史内涵并非一个虚无的概念，它曾经并且正在被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传承着，人就是历史文化的有效载体。然而在商业旅游开发的热浪中，原居民的这种作用却时常被忽视。日本在总结自1975 年以来的历史街区保护工作时发现，将它变成单纯的旅游观光地(Tourism Site)的做法，往往只是对古迹、历史建筑等“器”进行保护，重视复原文物古迹开发成旅游景点，而对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漠不关心。[3] 在所谓的商业改造中，开发商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通常将居住功能置换为商业，高额的原址购房费用往往令希望回迁的原居民望而却步。而作为文化载体的居民一旦被抽离，历史地段的文化脉络将就此中断化为无形。

      当我们看到，无论是媒体在消费者幻想中极度渲染的江南水乡——周庄、同里、西塘、乌镇，还是让人充满了幻想和企望的带有异域风情的彩云之南——云南丽江和大理，乃至在曾经是北京最后一块净土的碧波荡漾、垂柳环绕的什刹海，藤椅、竹帘、灯笼成了最庸俗化的中式大众消费符号，夹杂着怀旧音乐咿咿呀呀地响着，黑灰色的木房与矮矮的门面在红色与绿色的泛光灯下相互辉映，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图1、2、3）“想象中的东方”所表达出来的是那种构筑着并不纯正的，甚至是被歪曲和妖魔化了的东方符号狂欢节。作为历史载体的边缘化与文化的断裂的这些城市，正如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说的那样：“后现代城市以返回文化、风格与装潢打扮为标志，但是却被套进了一个‘无地空间’（noplacespace），文化的传统意义的情境被消解了（decontextualized），它被模仿、被复制、被不断地翻新、被重塑着风格。所以后现代城市更多的是影像的城市。”[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