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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初起西南风——元代汉地工艺美术中的藏传佛教因素

  • Update:2009-11-24
  • 尚刚
内容摘要
元代汉地工艺美术受藏传佛教影响很深,本文例举的造型是多穆壶、僧帽壶以及塔式盖钮,例举的装饰题材是鹦鹉、金刚杵、八吉祥、变形莲瓣纹。并且,那时还出现了采用藏传佛教图像的刻丝曼荼罗,而因最早匠师阿尼哥的关系,元代特有的织御容也难排除其影响。由于知识的欠缺和蒙古族的尚薄葬、明初的大破坏,故当年藏传佛教的影响大于今日所见,但考古学的发展和研究的进步将使情况改观。元代藏传佛教的影响较少表现于造型,较多表现于装饰,原因当在造型主要联系着使用,装饰主要体现着观念。因占有的物品往往年代较早,且在设有官府作坊的地点(如浮梁磁局所在的景德镇),民间产品受藏传佛教影响更深,故统治阶层对藏传佛教艺术的热中带动了全社会。元是中土深受藏传佛教艺术影响的最早时代,但工艺美术反映的情况却基本是汉藏交融,甚至曼荼罗也会汉藏合璧,这再次显示了汉地对外来文明的接纳未久即行改造。由于藏传佛教并非元代汉地的普遍信仰,故使用浸染其风的作品者也未必是其信众。如果非信众也喜爱,甚至热中藏传佛教艺术,那么,当年的中土西南风虽然初起,却已强劲。

 

 

中土初起西南风——元代汉地工艺美术中的藏传佛教因素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尚刚 

内容摘要:

元代汉地工艺美术受藏传佛教影响很深,本文例举的造型是多穆壶、僧帽壶以及塔式盖钮,例举的装饰题材是鹦鹉、金刚杵、八吉祥、变形莲瓣纹。并且,那时还出现了采用藏传佛教图像的刻丝曼荼罗,而因最早匠师阿尼哥的关系,元代特有的织御容也难排除其影响。由于知识的欠缺和蒙古族的尚薄葬、明初的大破坏,故当年藏传佛教的影响大于今日所见,但考古学的发展和研究的进步将使情况改观。元代藏传佛教的影响较少表现于造型,较多表现于装饰,原因当在造型主要联系着使用,装饰主要体现着观念。因占有的物品往往年代较早,且在设有官府作坊的地点(如浮梁磁局所在的景德镇),民间产品受藏传佛教影响更深,故统治阶层对藏传佛教艺术的热中带动了全社会。元是中土深受藏传佛教艺术影响的最早时代,但工艺美术反映的情况却基本是汉藏交融,甚至曼荼罗也会汉藏合璧,这再次显示了汉地对外来文明的接纳未久即行改造。由于藏传佛教并非元代汉地的普遍信仰,故使用浸染其风的作品者也未必是其信众。如果非信众也喜爱,甚至热中藏传佛教艺术,那么,当年的中土西南风虽然初起,却已强劲。

关键词:元代汉地 工艺美术 藏传佛教

 

   

 

 

元代,藏传佛教地位崇高,汉地工艺美术因之深受影响。本文拟主要依据实物,对此做一初步梳理,切盼抛砖能够引玉。

视觉上,工艺美术品可分作造型和装饰两部分。以下的叙说也由此开始,但那时,还有采用藏传佛教图像的作品,它们不能仅以造型或装饰看待,故须单独说明。

一、造型

尤其在蒙古皇室虔诚崇信藏传佛教之后,大批番僧前来中土,他们也带来了大批器具,为汉地的仿制提供了楷模。在现存的仿制造型中,主要有多穆壶、僧帽壶及塔式盖纽。

1.多穆壶

多穆壶本为藏区用以盛贮酒、油等液体的器具。其形若筒,但被几道横向的凸弦纹环绕,体侧有执,上端一侧设短流。今见元代作品造型尚粗硕,由上而下渐次加粗,而后,却趋向颀长,上下直径彷佛。元代,汉地制作的多穆壶仅见瓷器一种,但到明清,则多出了掐丝珐琅等在内的金属制品。

已知汉地最早的多穆壶出土在北京的铁可墓,作品为景德镇青白瓷。此墓建于皇庆二年(1313年)。[1]铁可是元前期的重要人物,其传记载入《元史》。[2]他生前的官职包括中书省右丞相,死后则追封延安王,此人祖籍巴基斯坦,早在窝阔台时代,其父斡脱赤、其叔那摩已经显要,他们都是僧人,那摩还被贵由师事,蒙哥更尊之为国师,以“总天下释教”。以铁可的尊贵地位和宗教背景,墓中出现多穆壶十分自然。

2.僧帽壶

僧帽壶是藏地常见的茶壶,多为金属质。据说,其得名是因壶顶形象类似萨迦法王的僧帽。已知的元代汉地僧帽壶仍为陶瓷,也产于景德镇,有北京出土的青白瓷,也有菲律宾出土的青花瓷

元代的僧帽壶造型敦厚浑朴,与明清不同。后世的僧帽壶主要仍为陶瓷,但数量大增,在明代景德镇御器厂的青花和红釉等著名品种里,都有僧帽壶。清乾隆时,还出现了仅做装饰的僧帽壁瓶,足见其颇受青睐。当然,这与清代帝王,特别是乾隆帝也崇奉藏传佛教有很大关系。

3.塔式盖纽

藏传佛教的影响不仅及于器物的整体造型,还渗透到若干传统造型的细部。典型例证为青花釉里红四灵纹塔式盖罐,它出土在景德镇附近的江西丰城,带“至元戌寅”(1338年)款。[3]罐身堆塑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近底处饰变形莲瓣纹一周。盖以覆钵塔式作钮,塔龛内,有一佛像,塔下六方为须弥座。此罐的盖钮形如藏式佛塔,与北京故宫所藏乾隆掐丝珐琅塔形象同属一类。

这只盖罐不仅饰有汉代即已出现的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另有藏式覆钵塔形盖钮、藏传教影响再度兴起的变形莲瓣纹等,故颇能反映汉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它同出一墓的还有青花釉里红堆塑楼阁式谷仓,与盖罐一样,它也是专门殉葬的,谷仓上有以钴料书写的墓志,盖罐上则有“刘大使宅凌氏用”等字样,显然,其主人为汉人,是小吏的家眷。她使用的明器融合汉藏艺术,说明了藏传佛教艺术不仅令蒙古族上层热衷,也令汉族一般民众接受,其传布不仅在北方,还深入南方,融入当地的民间传统风俗和信仰。

二、装饰

这里的装饰所指为题材,而不包括构图、色彩及装饰材料等。当然,藏传佛教的影响不仅限于题材,如元代新君送到吐蕃,“张于帝师所居殿中”的刺绣即位诏,其玺印用“珊瑚珠盖之”[4] 体现了藏传佛教对珊瑚的宝爱。但如今,这已仅见于文献。

在元代汉地的装饰题材里,受藏传佛教艺术影响的,主要有鹦鹉、金刚杵、八吉祥、变形莲瓣等。

1.鹦鹉

鹦鹉是佛教的吉祥鸟,佛经中,鹦鹉极为常见,甚至专有经典取名《鹦鹉经》。

在元代的织金锦里,纳石失最高贵,[5]它就经常取用鹦鹉纹。实物中,黑地对鹦鹉纹纳石失尤其著名,它收藏在柏林的工艺美术博物馆,在其多棱形团窠外,还有龙纹,故此作取以藏为主的汉藏合璧方式。与它比较,“御用领袖纳石失”装饰的文化内涵纯粹得多。元代皇后常在袍服的领口和袖口装饰纳石失,它们是工部属下别失八里局的产品,[6]实物今已不存,但形象还能见到,[7]据台北故宫所藏《元代皇后像册》,鹦鹉纹是领缘纳石失的重要题材,在15位皇后里,至少4位饰用鹦鹉纹。

台北的元代帝后像属小型御容,常常用在他们死后。皇后领缘纳石失采用鹦鹉题材当含深意。已有专家指出,《阿弥托经》里的西方极乐世界,即鹦鹉栖身之处。皇后御容用它,或有“(佛)来迎(亡者)往生(西方净土)”之意,而这当“出自藏僧构想”。[8]

    2.金刚杵

金刚杵是佛教护法天神手持的兵器,佛事活动中,则为上层僧侣的法器。

元代汉地工艺美术中,金刚杵屡见不鲜。形式大体有三种:或在每个图案单位中,做一只单独出现,如江苏金坛窖藏中的银盘[9]或两只交叉成十字,如东京出光美术馆里的青花碗,这种形式还发现在景德镇元代瓷窑遗址的青花瓷罐残片上;[10]或在一件器物上,同时出现上述两种形式,如铁可墓铜镜

以上情况都是将金刚杵用为主要装饰,从元代开始,金刚杵还会频频出现于辅助装饰,其典型为杂宝纹,这种题材里,金刚杵也常作为杂宝之一,以细小的形象出现。

3.八吉祥

八吉祥指的是宝轮、法螺、宝伞、宝盖、莲花、宝瓶(罐)、金鱼、盘长,它们分别简称“轮”、“螺”、“伞”、“盖”、“花”、“瓶(罐)”、“鱼”、“长”,是藏传佛教著名的八种吉祥物。[11]

1313年的铁可墓,有面装饰八吉祥的铜镜,这是汉地已知最早的实例。不过,元代的八吉祥纹主要见于陶瓷,最著名的作品为“太禧”盘,它是浮梁磁局烧造的卵白釉瓷。“太禧”系掌管皇家祭祀的太禧院、太禧宗禋院的简称,这个官署初设于天历元年(1328年),时名太禧院,次年,更名太禧宗禋院,后至元六年(1340年),被与文宗有杀父之仇的顺帝裁罢,因此,“太禧”盘的烧造也必在此12年中。[12]而非如一般所说,延烧到元末。“太禧”盘为数不少,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赛格勒博物馆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都有收藏。

“太禧”盘外壁印变形莲瓣纹18只,盘心为双角五爪的云龙,内壁是“太禧”铭和被卷草环绕的八吉祥。八吉祥的内容与后世习见的不同,有珠而无罐,而在更早的铁可墓铜镜上,却已饰有后世习见的轮、螺、伞、盖、花、罐、鱼、长了,八吉祥是元代汉地受藏传佛教影响新出现的纹样,看来,其定型不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

八吉祥出现于元代的汉地制作,肯定有那时崇奉藏传佛教的背景,铁可墓铜镜已是证据,铁可叔父贵为“总天下释教”的国师。“太禧”盘也是证据,帝王笃信藏传佛教,故其祭祀器物使用八吉祥。另一个证据出现在苏州的曹氏墓(1265年),墓中的云龙纹缎裙的图案包含着八吉祥里的轮、螺、花、鱼四种[13]曹氏是元末枭雄张士诚的生母,葬曹氏时,张士诚已降顺元政权,缎裙的面料经丝银灰色,纬丝褐色,当即元代文献所称的“银褐”(或作银霜褐迎霜合色,这是当时禁限服用的高贵颜色。故缎裙面料或许还出自朝廷的赏赐。不过,八吉祥纹不仅被统治集团钟爱,也受百姓欢迎,如龙泉青瓷也会以之装饰。[14]这体现的是统治集团文化的影响。

明清时代,八吉祥数量更多,特别在清,不仅作为装饰题材,还会成为造型因素,甚至有些掐丝珐琅和粉彩瓷等干脆整体以八吉祥造型。

4.变形莲瓣

变形莲瓣是种双肩近平,中央出拱的装饰题材。元代,经常出现于青白瓷、卵白釉瓷、银器、铜镜等等,特别在典型的元青花上,变形莲瓣成为标志性的辅助纹样,被反复用为边饰,并且,一件器物会多次出现

固然巩义石窟的窟门已形若标准的变形莲瓣,但它毕竟久违汉地,元代复出并大批涌现应有藏传佛教的背景,特别是它们常与金刚杵、八吉祥搭配,它也被藏传佛教认同的艺术内涵就更加显豁。

三、刻丝曼荼罗及其他

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有两幅元代的刻丝曼荼罗,图像分别为大威德金刚和须弥山。[15]

大威德金刚曼荼罗共织出人物142身,黑色的主尊大威德金刚置于中心。图像按内圆外方布列,这是藏传佛教艺术典型的中心式构图。下方的两端还分别织出明宗兄弟、他们的妻子做供养人。在已知的元代丝绸实物里,此作尤其重要。它尺幅巨大,长245.5厘米,宽209厘米,为现存最大的元代刻丝;等级最高,是今日唯一可以认定的皇家丝绸;图像珍罕,明宗形象今日仅此一见。此作应即《元史》所谓织佛像,而非《元代画塑记》所谓佛坛。为织佛像提举司的产品,这个提举司在将作院所辖大都等路民匠总管府属下。开机在泰定帝晚期,完成则在文宗初即位到明宗登基的之间,即13281016日到1329227日之间,很可能已贴近明宗登基之日。当年,它是被送到吐蕃萨迦寺供养的。最初的主人是泰定帝,但完成前的天下易主令供养人改变。[16]

如果说刻丝大威德金刚曼荼罗显现的还是藏传佛教艺术风貌,那么,刻丝须弥山曼荼罗则反映了汉藏合流。它83.3厘米见方,构图亦为藏传佛教艺术典型的中心式构图。中央为重迭数层的须弥山,在其侧下方,左右分别有内置三足乌的太阳、内置桂树与玉兔的月亮。须弥山及日月被方形的七层海洋包围,海洋之外,四方有十二座山岳,象征四大洲、八小洲。十二山岳的形象颇有中国青绿山水风韵,因此,刊布资料的海外专家以之比较元初画家钱选的作品。以上图像均出现在圆形内,圆外四角则各有一插莲花的宝瓶,莲花枝蔓左右盘卷,各围出形体较大的八吉祥的两种和两枝较小的折枝莲花。

当年,刻丝藏传佛教图像应有不少,但今日已屈指可数。可以例举的是台北故宫吉祥喜金刚,它本为清宫旧藏,原题“元刻丝嘛噶喇嘛像”,而台北的专家指出,它是吉祥喜金刚,为修持无上瑜伽密法所供奉的五大本尊之一。[17]

虽然形象、配色能够“宛然如生”,但刻丝毕竟制作费工,如果售卖,价格一定高昂,远非一般百姓可以承受。但社会上层对藏传佛教与其艺术的热中,却必定导引出汉地的新时尚,于是,元前期就涌现出不少以佛像和“西天字”为装饰的一般丝绸,有人织,有人卖,还有人裁以为衣服,穿行街市。对此的禁令颁布在大德九年(1305年)。[18]起码类似织佛像纹的丝绸似乎也曾在新疆盐湖元墓里出土,[19]本是幅面较大的织金锦,被裁为窄长的衣缘

说到丝绸,还有织御容应该谈到。这是用刻丝手法织出的先帝、先后的肖像,以在其专有的寺院殿堂等内供奉祭祀。中国人制作御容最晚发端于唐,但御容采用织造方式,却是蒙元特有的。已知最早织造御容的匠师是阿尼哥,[20]他是首位帝师八思巴的弟子,跟随其师进入中土。固然御容取用织造方式体现着大汗对丝绸的特殊爱恋,纵使刻丝技术在宋代已经成熟,但织御容第一人的文化背景应有意味。这样,织御容是否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也应考虑。

四、结语

对元代汉地工艺美术中所见的藏传佛教因素,以上叙说了不少,但肯定还只是冰山一角。除去因作者学力浅薄造成遗漏外,还有一个原因不能忽略,即当年的这类制作往往出自官府。由于蒙古族的尚薄葬和明初的大破坏,[21]元代官府文物不仅今见寥寥,而且所占比例也远低于当年。相信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研究的进步,日后会对元代的藏传佛教艺术知识更全面、了解更深刻。

就目前的知识,元代汉地工艺美术中,藏传佛教因素较少表现于造型,较多表现于装饰。原因当在造型主要联系着使用,装饰主要体现着观念。藏区与汉地生活方式、习俗有别,故于造型吸纳较少,而藏传佛教却是同样的信仰,故于装饰接受较多。

统治阶层对藏传佛教与其艺术的热衷带动了全社会。在本文列举的材料里,归统治阶层占有的物品往往年代较早,如多穆壶、八吉祥、金刚杵、变形莲瓣,而归下层人物所有的若知时代,则较晚,显例是塔式盖纽。应当由于统治阶层的喜爱,藏传佛教艺术也逐渐流行社会,如龙泉青瓷装饰八吉祥、百姓将织出佛像并西天字的丝绸裁为衣服。由于瓷器保存较多,今见带藏传佛教风韵的汉地工艺美术主要是陶瓷,本文举例的实物仅龙泉青瓷不产在景德镇,而今日的景德镇,当年设置了唯一的官府瓷窑——浮梁磁局,“太禧盘”即其产品,而典型的青花瓷制作当与其匠户有关,这样,当地的一般明器也采取了汉藏艺术交融的方式。

元是中土深受藏传佛教艺术影响的最早时代,工艺美术反映的情况却基本是汉藏交融,常见的形式为中国传统产品采用藏传佛教因素,单一的造型、特别是装饰也往往汉藏合璧。“太禧盘”的装饰还带龙纹,这应当是等级的象征,意义不及丰城盖罐。但更典型的还是须弥山曼荼罗,它当年应为上层人物所有,是纯粹的宗教作品,本应严格遵循藏密仪轨,却显示出汉地的变通。接纳未久即行改造,在中国各朝代、各艺术门类皆然,不独元代汉地的工艺美术。

由于藏传佛教并非元代汉地的普遍信仰,故使用浸染其风的作品者也未必是其信众。如以塔钮盖罐为明器的刘大使妻凌氏、如身着装饰“佛像并西天字”衣服穿行街市的人物,而变形莲瓣纹出现最多的青花瓷则大批销往伊斯兰世界。如果非信众也喜爱,甚至热中藏传佛教艺术,那么,元代的中土西南风虽然初起,却已强劲

 

 注释:

[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元铁可父子墓和张弘纲墓”,《考古学报》,1986.1,第101页。

[2]宋濂等:《元史》卷120《铁哥传》,中华书局,北京,1976,页30743078

[3]杨后礼、万良田:“江西丰城县发现元代纪年青花釉里红瓷器”,《文物》,1981.11,第7274页。

[4]李翀:《日闻录》(页422下):“皇元累朝即位之初,必降诏天下。唯西番一诏,用青苎丝书粉,诏文绣以白绒,穿珍珠网于其上,宝用珊瑚珠盖之。如此赍至其国,张于帝师所居殿中。可谓盛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册866),1993 

[5]拙作:“纳石失在中国”,《东南文化》,2003.8,第5463页。亦收入《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三)第1441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永乐大典》卷19781《局》:“《元史·百官志》:‘别失八里局,至元十二年,为别失八里田地人匠经值兵革,散漫居止,迁移京师,置局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段匹。十三年,置别失八里诸色人匠局,秩从七品。今定置大使一员、副使一员。’”中华书局,北京,1960,页17a—18b

[7]台北故宫所藏《元代皇后像册》里的诸后像上,可见领缘纳石失,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刻丝大威德金刚曼荼罗上,有两位皇后做供养人,从中又能见到袖缘纳石失。

[8]葛婉章:“辐射与回向:蒙元时期的藏传佛教艺术”,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种文化与艺术》,台北故宫博物院,2001,第252253页。

[9]肖梦龙:“江苏金坛元代青花云龙罐窖藏”,《文物》,1980.1,第60页。

[10]刘新园:“元文宗—图帖木尔时代之官窑瓷器”,《文物》,2001.11,第56页,图22

[11]周丽丽:“瓷器八吉祥纹新探”,《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312—332页。

[12]拙作:《元代工艺美术史》,第20420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1999

[13]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苏州吴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6,第293页。

[14][11],第316317页。

[15] James C. Y. Watt and Anne E. Wardwell:《丝绸价如黄金时》(When Silk Was Gold: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大都会博物馆,纽约,1997,第9599页、第101103页。

[16]拙作:“一幅巨作,几点猜测——关于元代刻丝大威德金刚曼荼罗”,第三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研讨会(2006.10,北京)论文。

[17]《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第320页,葛婉章文。

[18]方龄贵:《通制条格校注》卷28《杂令•佛像西天字段子》:“大德九年八月初二日,宣政院奏:‘街下织段子的匠人每,织着佛像并西天字段子货卖有,那般织着佛像并西天字的段子,卖与人穿着行呵,不宜的一般有。’奏呵,奉圣旨:‘怎生那般织着卖有?说与省官人每,今后休教织造佛像、西天字样的段子货卖者。’钦此。”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653

[19] 王炳华:“盐湖古墓”,《文物》,1973.10,第30页。

[20] 拙作:“蒙元御容·二·1,《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4,第36页。

[21] 拙作:《元代工艺美术史》,第312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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