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特艺术的装饰性特色分析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美术运动在新工业文明的感召和影响下，呈现出积极多元的态势，各种艺术流派风起云涌、层出不穷。“维也纳分离派”也当仁不让地在这场文化、艺术盛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分离派”运动领军人物的克里姆特也首当其冲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克里姆特受到人们广泛关注的原因，并非因为他像毕加索那样具有新锐的艺术理念，以及马蒂斯式简约的形式语言。他的成功源于他具有叛逆精神的艺术创作和对19 世纪末西方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的揭示，以及他所领导的“分离派”艺术运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克里姆特的艺术创作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跨越了绘画与工艺的界限，打破了过去传统架上绘画的单纯模式，辅以金、银等工艺性材质对画面进行装点，使其作品在富有装饰性意味的同时，又富于画面工艺制作性的意趣，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纵观他的艺术创作，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具有浓郁装饰性意味的艺术创作，以及这些作品折射出的心理寓意。这种个人情绪的宣泄，审美意趣和想象创造力的彰显，使其作品的隐喻性、神秘的象征性透射了出来。诚如表现主义大师蒙克所言：“美术家实现是服从于他的规则，这规则把情感和思想放在一切之上，只利用现实作为象征。”[1] 故此，克里姆特的艺术作品与同时代的艺术家相比更显不同，也给后人带来了更多的思考。
 

一、平面化的几何化图式
        众所周知，克里姆特所处的时代已是传统绘画体系被打破的时期，标志着西方艺术发展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艺术创作中，形式因素越发受到艺术家们的青睐。将形式作为一个单独的因素进行探究是现代艺术的一大特色，或者说是一种潮流，克里姆特也不例外。他善于发现和强调视觉艺术中的一些个别元素如：线条、色彩、图案等，利用不同的几何纹样的形状、色彩和肌理之间的对比呼应关系造成一种新颖的装饰性效果。充分挖掘其自身表现力，使其独立于一切关系的表象之上。作品《处女》就是很好的例子，一群裸体少女的形体交织在一起，中间少女身上偏紫罗兰颜色的长袍上不同的螺旋形、椭圆形的图案围绕着少女的形体，并配以鲜艳、明亮的装饰色彩和少女四周散布的不同花朵形、椭圆形的图案遥相呼应。（图1）这些具有阴柔美的象征性图案凸显了少女的性感以及她们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探求。在其作品《吻》中，画家使用了大量的几何图案，男人身上近乎黑白相间的方形图案不仅显示出了男性的阳刚之美，且与女子身上具有阴柔美的椭圆形图案形成鲜明的对比。（图2）他们相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几何图形，使得这对恋人在花丛中尽情相吻的情境从金色满盈的背景中凸显出来，更将充满渴望的少女与沉浸于爱情的恋人有机地联系起来。在衣饰纹样的处理上画家采用了波斯细密画的手法，几何图案和波斯细密画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装饰性意趣。他把视觉余味重新纳入画中，凸显了图案在绘画创作中的视觉表现力。而这种全新的艺术表达方式，使画面所呈现的艺术形象在对客观事物的阐解方面起到了别样的艺术功效，这些由点、线、图案所组成的画面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复制性形象的再现，而是注重画面整体节奏、气氛的营造，以及画家独特艺术情感的宣泄。

图1

图2

        同样，在1898 年创作的黑白画《鱼床》中，画家用黑白流畅的曲线勾勒出少女的形体，再以舒缓优美的线条造成波浪之势，这种类似于东方线条的运用，与背景中宛如东方“行云流水描”形成不同的特质，给观者以别样的平面装饰之感。从克里姆特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画家对古老东方平面化、装饰性艺术的偏爱，以及东方绘画艺术理念对他的影响。他能巧妙地把东方艺术元素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不仅强化了画面的装饰性效果，同时也取得了象征性的意趣。像《伊利莎白像》前景中的类似于东方式云纹和浪花纹也都是对东方装饰纹样很好的借鉴。在《芙丽德里克·玛利亚·贝儿肖像》中，中国传统的波浪与漩涡图案使得人物服饰与背景相互交织在一起，同样取得了很好的装饰性效果。（图3）

图3

        由此可知，任何作品的内涵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手段才能得以显现。在克里姆特的艺术创作中，他通过对点、线、面、图案等绘画元素的精心组织，使得画面形成了一定的形式美，也使作品的意蕴得到了升华，这是对艺术本质探索后的一种意识与精神的提升。像十字符、螺旋形、方形等图案在其多幅作品中被反复运用。这不仅拓宽了图案的表现形式和范畴，更为重要的是突出了绘画的象征性，使观者在驻足画面时，会不由自主地把思绪引向深层次的隐喻中去。

二、独具匠心的金工技艺
        如文章开头所言，由于新艺术运动是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产生的，社会生产力在获得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拓展了艺术家们的思维创造力，促使他们的艺术表现手法不断更新。在新艺术运动中，艺术家们开始尝试使用工业化生产的新型材料，并且探索它们在艺术表现中的作用和可能性。作为新艺术运动领军人物的克里姆特，也是尝试新材料在绘画中的运用的实践者之一。在画面中运用“金色”是克里姆特在艺术上的另一个成功。克里姆特对“金色”的运用，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以及所受的教育，他的父亲是维也纳郊区布姆加特的一个有名的金银首饰匠兼铜版工艺匠，在当地可谓名声顶鹤。从小的家庭熏陶对其日后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工艺美校系统的油画与壁画训练也使他受益匪浅。毕业后与其弟及朋友自立设计工作室，承接壁画与装饰画工程，更为他提供了实践基础，诚如画家自己所言：“只有通过艺术，不断渗透到生活中去，艺术家才能找到基础，以取得进步。”[2] 由此可见，家传的金工技艺的潜移默化，以及多次装饰工程的艺术实践对画家的艺术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画家早期的艺术深受荷兰、瑞士象征主义画派以及拉斐尔前派的影响，但画家后来不断地从拜占庭镶嵌画和东欧民族艺术以及东方的艺术中吸取营养，并将亚述、希腊和拜占庭镶嵌画和东方平面装饰性引入绘画，同时辅用金银箔片、涡卷的花纹、螺钿、孔雀的羽毛，使绘画与工艺性在其作品中达到了妙趣的结合，也使其绘画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装饰性视觉效果。
        从20 世纪最初的十年，克里姆特就开始在他的画作中大量地使用“金色”。在其代表作《吻》中，画家将油画颜料与金粉混合使用，并在画作安装于墙壁之后，辅以金、银、珊瑚等名贵材料又对画作进行镶嵌。从而使其画风不仅在油画作品中，而且在工艺作品中也独具匠心。强烈装饰性的金色几乎笼罩整个画面，于是“金色”成为其作品的主色调。《雅德勒· 菠萝奇· 波尔肖像》也是他“金色时期”的一幅重要
画作。（图4）画面中的人物除了脸部、肩部和双手之外身体的其他部位都被包围在金色之中，非色彩的黄金在结构上担任重要的角色，使人物与空间，浓厚与轻柔并存于一个非真实的世界中，所有的绘画旋律都被融化在光彩夺目奢华的金色世界中。阿恩海姆曾说：“形状是一种比颜色更为有效的通讯手段；另一方面，用形状却不能取得颜色的表情效果。就表情而论，最显著的形状效果也比不上日落和地中海蓝的效果。”[3] 克里姆特在画面中对金色材料的使用为我们开启了希望之门，也为现代艺术殿堂平添一份厚礼。在他的壁画作品《生命树》中，画家也是让金色充满画面，无论是树干还是类似于东方卷曲纹的树枝都被金色所覆盖，使绘画与工艺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像这样的作品在克里姆特的艺术中不胜枚举。马茨奇对于克里姆特的艺术成就给予这样的评价，他说：“克里姆特是新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他不仅在绘画上，乃至工艺上都表现突出，可以说他是自马卡特以来最具个人风格的艺术家。”[4] 这句话是对克里姆特艺术人生最好的总结。

图4
 

结语
        “哲学家以语言文字来表现他的精神思索，才能成为哲学思想；艺术家的精神，以艺术语言表现出来才有价值。”[5]克里姆特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去关注和表现自己对生命和世界的独特感受。他突破传统绘画的表现形式，以平面化、装饰化以及多重意味的表现手法，几何化的构图形式给现代绘画注入更多的活
力。虽然当时人们对克里姆特的艺术成就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发感受到其艺术的独特意蕴。作为世界性艺术大师，他那具有装饰意味的油画、壁画、肖像作品贯穿他整个艺术生涯，这些点、线、图案等几何元素组成的图式在绘画本体与内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把最强烈的深藏于绘画内部的永恒箴言，从自然主义的冥想题材及其风格中解放出来，使作品的象征意义得以充分地表露。他所创立的分离派的艺术风格对现代设计与工业生产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今的艺术家及设计者仍从他们的艺术风格中汲取营养，以获取创作的灵感。

注释：
[1]（美）罗伯特·休斯：《新艺术的震撼》，刘萍君等译，上海美术出版社，1989，第247 页。
[2] 卿笑天：“樜谈装饰象征主义绘画大师克里姆特的艺术”，《湘南学报》，2006.6。
[3] 沈行工：“略论油画色调的处理”，《美术》，1982 .3。
[4] 何政广主编、曾长生撰文：《克里姆特》，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2005，第40 页。
[5] 齐晔：“浅析克里姆特绘画的艺术语言”，《美术大观》，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