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商早期兽面纹青铜礼器的设计符号分析

        兽面纹是出现于夏代晚期，兴盛于商代和周代早期，衰退于西周中晚期的一种纹饰。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设计造型，兽面纹已经成为了代表中国商代和古代青铜器的典型符号，是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最重要的设计符号类型之一。兽面纹广泛应用于夏商周这一阶段的人造物之上，尤其在青铜礼器上为多。中国古代的礼器设计，非常注重等级观念和各种形制，这种形制的规范，深刻影响了设计者在器物造型、纹饰、构思等方方面面的设计思维过程。研究兽面纹器物的设计对服务王权统治和礼教祭祀功能的传统造物行为及其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了一件商代早期的兽面纹鼎进行具体案例分析，通过一个代表性器物管窥在某一段时间范围内的礼器设计。通过设计符号学相关方法，对代表造物案例进行分析，进而结合整个兽面纹的发展史，分析该符号的历史演进规律和这一时期的青铜礼器的纹饰发展动因。
一、典型商早期兽面纹器物的设计符号构成分析
        一件产品具有外延和内涵两方面意指，外延意指是由产品的技术性、实用性等方面决定的，而内涵意指则是由产品承载的社会性、文化性、心理性决定的。[1] 一个设计符号集合的符码组合具有横纵的关系。横轴又称毗邻轴，其特点是包含性质不同的符码类型库，这个类型库在商代礼器的设计符号题材选择上，实质是一个闭合的选择库，例如商代早期的青铜鼎，只能有圆形口沿和四方形口沿，不允许出现三角形、六边形等其他形式。系谱轴又称纵轴，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同一系谱轴的各子单元必有其共同之处，他们所共有的特质使他们同属于一个属类维度，二是在系谱轴里同一个单元必与其他单元清楚区隔。[2] 如果对照语言符号学，可以把兽面纹的载体青铜器看做一个复合的符号文本，其毗邻轴包括如下符号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技术等。如果单独审视造型这一层级的话，还可以把其毗邻轴符号库进一步细分为三大文本段：即
1. 造型文本段（如鼎的耳、身、腿等代表功能技术性的外延语义属性）。2. 纹饰文本段，如表面纹饰以及纹饰的时代风格。3. 解释文本段（如铭文）。本研究将对外延功能文本段和内涵象征文本段分别作出设计符号的系谱轴要素分析。

1. 兽面纹鼎造型要素的设计符号选择规则（笔者绘制）

        图1 是一件典型的商代早期鼎，在造型方面，该鼎为圆拱形鼎耳、口沿为圆形、鼎腹半圆球形、三只扁足。这些符号要素看似随意，实际是严格遵从形制规范的。商早期鼎的鼎腹具有自身的形制特征，主要分方鼎和半圆球鼎。纵观商早期鼎的形制，鼎腹并没有出现过三角形、六边形等几何截面的类型，之所以没有出现，必然是受了某种“规则”的限制，这种规则就是先民依据礼制进行造物行为的一个要求。鼎根据其实用性功能的制约，毗邻轴上可分为鼎耳、鼎足、鼎腹、口沿四个部分。[3-5] 受当时礼制规则的限制，每个部分的可选符号库是多样而又被限制的，形成了一个相对闭合的可选符号库。下图是对典型的商早期鼎的外延性质的各种设计规范类型的总结。
        在纹饰方面，该鼎使用了兽面纹为母题装饰带，上下配合连珠纹装饰带，三条装饰带之间有弦纹分栏线，同时鼎足饰有夔纹。这一时期，多数青铜器物都是通过带状装饰配合弦纹或连珠纹横向装饰，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商代早期的纹饰质朴简洁且装饰结构简单。一般单就鼎来说，仅见一条装饰带组，这个装饰带组分中央母题装饰带和上下的辅助装饰带，有的无辅助带。鼎足可分无装饰和有装饰。有装饰又可分为依据截面分的几种纹饰：夔龙纹适合倒三角扁截面的鼎足，而兽面纹带、弦纹带等等适合在圆形截面使用，故往往出现在圆柱足上，蕉叶足组成的一方连续图案适合头大脚小的锥形足。[3-6] 体现了古人以“质”定“文”的装饰符号选择的巧思。图2 是这一时期较为全面的装饰符号可选择元素库的总结性描述，造物者通过这一规则允许的符号库进行符号选择和替换，设计出新的纹样。

2. 兽面纹鼎纹饰要素的设计符号选择规则（笔者绘制）

        据此我们通过一件商早期兽面纹器物的基本符号构成规律，结合该时代整体造型的符号特征，总结出造型和纹饰的设计符号库。先民在设计兽面纹的时候依据造型和构图的面积、主题、工艺等限制有目的地进行造型和装饰上设计符码的选择，以适应礼制需要，这就是兽面纹的纹饰实现的基本思维。
 

二、遵从礼制的巧思：母型决定地纹，巧妙适应器形
        我们将视野放到整个兽面纹的历时性上，发现能工巧匠们在礼制规范的“设计镣铐”束缚下，通过各种方法围绕兽面纹进行不同种类器物的纹饰创作。具体方法有：1. 商代早期，在母型方面，兽面纹以带状纹样的形式适应于圆形截面的器物上，如鼎、斝、爵、鬲，逐渐替代了夏代末期的网纹、弦纹等几何纹样。在辅助图形上，以单元重复的排列结构形成的带状图形是当时青铜器纹样的一种基本样式，常用于器型的颈部、肩部和腰部等部分，环绕器物形成一条连贯的装饰带。[11] 随着时代的发展，兽面纹的躯干被拉长成带状或反复一方连续以适合器物的圆周表面，或辅以乳钉完成环带装饰。巧妙地把这一母题在器物上表现。此外，兽面纹的辅助符号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巧适文质”的特点，夔龙纹适合倒三角扁截面的鼎足，而兽面纹带、弦纹带等等适合在圆形截面的鼎足上使用，3-4 个蕉叶纹组成的一方连续图案适合头大脚小的锥形足。形成了一种“合情合理”的象征主题选择方式。2. 在商代晚期，很多的青铜器都是直接拟象的，也就是整体造型就是某个动物或人物形态。如象尊整体就是大象的仿生形态。这种直接拟象往往带有一定实用功能，如象尊鼻中带有流口，后背有盖，是盛酒的大型器物。把动物的基本形象与器物功能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第一层次的符号拟象。第二层次的符号拟象则是通过纹饰附加了更多的内涵意义，流口是一组虎、鸟组合，鼻下有一蛇纹；象额有涡状蟠虺纹一对；耳正面为云雷纹，背饰凤纹；器表饰龙
纹、兽面纹。这种双层拟象也在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古人的符号设计思维，礼制需求成为实用功能的先导要求，造型符号具有外延（实用）和内涵（拟象）两面性，而装饰则是视觉感知的第二个层次的拟象。3. 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出现了繁缛华丽的纹饰，兽面纹为主体纹饰，云雷纹填补了轮廓内外的空白，形成了“三重花”的时代特征。综观多个器物案例的图样可以发现，兽面纹的母题决定了云雷纹地纹的走向、大小、范围和花式。根据母题造型的变化而做出适合或变形，使器物表面纹饰体现一种满铺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商周时代的装饰造物行为在象征意义的三大赋形思维是：象征符号的必要性、适应器物造型的巧妙性以及主题造型与辅助图形呼应或互补。
 

三、兽面纹造型兴衰的历史演进规律
        通过一件兽面纹青铜器案例的分析，结合整个兽面纹及其辅助图形的应用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设计符号的兴衰都因外在动因和内在动因两方面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兽面纹的出现、兴盛和衰退的主要内在动因是统治阶级对这一符号意指内涵利用的需求变化。兽面纹在商代达到鼎盛，与商人尚鬼和祖神崇拜有关，占卜和祭祀活动的频繁需要有一个核心符号代表某种连接天人的神秘力量，兽面纹由此登上历史舞台。而周朝建国以来，随着礼制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形成了更系统的统治阶级代表符号系统，兽面纹符号已经不能代表新的礼制系统的需求和内涵。周朝摈弃了祖神崇拜和尚鬼的习俗也成为了兽面纹退出历史的强大推动力，这种象征性符号一旦其意义不被人认可和接受就到了退出历史的时刻。[6-10] 结合龙山、良渚之滥觞，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兽面纹在统治目的和阶级审美意义的改变中不断解构重组。其单体符号造型形式经历了从陶器玉器上纹饰的简单（大汶口时代）到繁缛（龙山和良渚），应用到青铜器上也经历了从简单（夏代至商初）再到繁缛（商晚到西周）的演变，最后由于礼制内涵主题的演变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里可以勾勒出一个设计符号演变的曲线图，装饰符号或设计风格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都是从简单到繁复不断在左右回复中螺旋发展上升，从来单一符号逐渐将符号分解结合来自外部符号的符码组合，当符码组合发展到一定程度成为一种基本的类型并发散出多种使用类型时，也就到了其鼎盛时期，最后随着内涵意义的失宠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工艺水平的发展是其形式由简单到繁复的主要外在动因，如石器时代陶器玉器纹饰的简单造型就是和当时生产水平一致的表现，后期随着工艺的进步，逐渐丰富繁复。进入青铜时代早期，夏代出现的兽面纹只是铜底松绿石镶嵌兽面，说明铸造技术还不成熟。发展到商代早期，形式简单的兽面纹较多，配以弦纹、乳钉等几何造型，说明当时青铜铸造工艺还难以做出纹饰过于复杂的器物。中后期的兽面纹多装饰繁复的云雷纹，器物造型有整体象形满身花纹的，也有固定器物造型但依据主题结合功能进行装饰的，三重花纹的出现标志着青铜工艺的成熟，兽面纹题材的青铜纹饰也达到了鼎盛阶段。简单到繁复的两次回复实质是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不同工艺技术水平发展的体现。

注释：
[1] 胡飞，杨瑞：《设计符号与产品语意》，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北京，2003，第147 页。
[2]“系谱轴”，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204827.htm

[3]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314 页。
[4]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北京，1999，第65 页。
[5] 彭世凡，李朝远：《中国青铜器鉴赏图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第55 页。
[6] 丁孟《你该知道的200 件青铜器》，紫禁城出版社， 北京，2007，第9 页。
[7] 李泽厚《, 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29 页。
[8] 廖群，《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卷》， 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3，第109 页。
[9] 谢崇安：《商周艺术》，巴蜀出版社，成都，1997，第60 页。
[10] 张野：《传统文化设计符号学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位论文，2009，第68-74 页。
[11] 路永泽：“ 商周青铜器装饰纹样构成形式研究”，《装饰》，2006.11，第9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