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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瓷仿古

  • Update:2009-11-27
  • 刘晶晶
内容摘要
本文以考古资料为基础,从仿古切入,讨论了宋瓷仿古的时代背景,梳理了重要窑口仿古产品的面貌及其大致的发展脉络。仿古的宋瓷有祭器和日用器两种,又分属官府、民间两大系统。官府造作包括了祭器,更忠实于典范,简古高雅,追求精良。仿古的日用器与民间的产品则同社会风尚、审美情趣结合紧密,面貌丰富,自由活泼。文章试图展示仿古造就的宋瓷新貌,进而指出仿古创新、古今交融对两宋工艺美术典雅优美时代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内容摘要:

本文以考古资料为基础,从仿古切入,讨论了宋瓷仿古的时代背景,梳理了重要窑口仿古产品的面貌及其大致的发展脉络。仿古的宋瓷有祭器和日用器两种,又分属官府、民间两大系统。官府造作包括了祭器,更忠实于典范,简古高雅,追求精良。仿古的日用器与民间的产品则同社会风尚、审美情趣结合紧密,面貌丰富,自由活泼。文章试图展示仿古造就的宋瓷新貌,进而指出仿古创新、古今交融对两宋工艺美术典雅优美时代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宋瓷、仿古 
 
 
一、引子
陶瓷是宋代工艺美术的代表,造型单纯古雅、装饰平和简素为其突出特点。宋瓷中陈设器和祭器的仿古之风盛行,是宋代仿古思潮的物质体现,也是整个时代工艺美术仿古的典型代表。[1]
仿古在宋代兴起和繁盛,原因可归结于“兴文教、抑武事”[2]、以文德致治[3]的统治政策。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水平整体提高。文人士大夫成为重要的社会群体,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结合释、道的中国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相对地,军事疲弱,始终有强势的民族政权与之并存对峙。同汉唐相比,威加海内、万方来朝的大国气度已不能存。对于这样的王朝,复古、仿古是统治的需要、更是精神的诉求。文人士子成为重要的推行者,他们参与官府造作,也会引导民间生产。
宋瓷仿古发展脉络可分为四期。北宋早期,朝廷议定、恢复礼仪制度,相关的器物造作开始走近古制。北宋中期,陶瓷祭器的礼制意义开始受到关注,郊祀天地的祭器被讨论改用陶瓷以合古制。金石学勃兴,更为仿古提供了实物和理论依据,宋瓷仿古处于酝酿、萌动期。北宋晚期,宋徽宗以皇家和政府力量大肆仿古造作。虽然重点在铜器,但也关注陶瓷祭器。当时有汝窑烧造供御的仿古瓷器,官窑也被设立,陶瓷仿古初现兴盛态势,可惜昙花一现,很快随着北宋灭亡而中断。南宋早期的历史情境非常特殊,宋高宗中兴复古,将仿古陶瓷的祭器功用推向了顶峰,祭器生产也带动了官窑仿古走向辉煌,并对民间造作产生广泛的影响。发展至南宋中晚期,古风弥漫,陶瓷仿古酝酿出新风。不仅官府造作重心转向宫廷日用,民间仿古瓷器也达到了相当的普及。盛期的龙泉窑以仿古面貌的青瓷最具时代特色。宋代古器新用、仿古创新的特点也在此期表现最为突出。
 
二、重要窑场的仿古造作
和金、银、铜、玉等材料相比,陶瓷材料要平凡与普及,宋瓷仿古并无特定限制,但窑场的技术水平会决定产品面貌和质量,所以上品、精品产自名窑,也最具代表性。典型造作往往与官府相关,并引领仿古造作与时代审美的潮流。窑口的生产一般具有持续性,但仿古造作会因为政治文化的影响而突发。靖康之变,宋的统治中心南移。战乱使陶瓷生产格局剧变,也使陶瓷祭器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加速了宋瓷仿古的进程。
下文大致以时间为线索,分窑口讨论宋瓷仿古。
时代较早的可能是定窑。出土物中晚唐五代的定窑产品已有略仿古鼎的造型因素。定窑与宫廷、官府的密切关系发生在北宋早期,但中期以后就被汝窑取代,此时刚有宋代金石学勃兴,仿古风初盛,官府大兴仿古造作更要迟到北宋晚期。不过作为北方的一个大窑场,定窑必然会受到社会仿古风气的影响,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里“论定窑”记述了宋代定窑的仿古造作非常丰富:“……至佳者,如兽面彛炉、子父鼎炉、兽头云板脚桶炉、胆瓶、花尊、花觚,皆略似古制,多用已意,此为定之上品”,但可靠的遗物时代较晚。[4]明代“新烧文王鼎炉、兽面戟耳彛炉,不减定人制法,可用乱真”,显示着定窑仿古的影响。不仅在器形,定窑擅长的印花图案里也出现博古纹样,是古鼎插莲花的内容,只不过晚到了金代。[5]
耀州窑的仿古造作值得注意,因为有可靠的北宋遗物。考古出土集中在陕西、甘肃一带,那里为周原故地,多出古器。耀州窑仿古与同期汝窑不同,以纹饰见长,古鼎造型的香炉间饰以仿古纹样与时尚花纹,应是当地的民间造作。发展到南宋,这样的装饰逐渐弱化,甚至消失,是官府引导偏好粹美青釉的风尚所致。耀州窑仿古香炉造型挺拔雄强,颇具北地风貌,影响了北方诸窑,直到金代,还可见类似的产品,迥异于南方的圆润柔美。[6]
北宋晚期的汝窑极为重要,它是距离宋代自置官窑时间最近的民间窑口。汝窑的精品供御,有奁式炉、出戟尊等典型的仿古造型,而更多古风浓郁的产品。这一类汝瓷重釉而绝少纹饰,妙仿古意,典雅优美,是宋代高档瓷器的典范。显示着与北宋中晚期好古、仿古兴盛的关系,体现徽总皇帝在仿古方面的审美主张。影响直接作用于官府系统的生产,进而影响民间,最终影响到整个时代。
钧窑不见于宋代文献,但受到后人的极度推崇。归于北宋钧窑名下的仿古器物多为传世品,如用作花盆的尊,还有鼓钉洗、海棠盆等。考古证实钧窑确在北宋末兴起,与所谓“汝官窑”的烧造时间大体相同,创烧伊始,就具有很高的烧制水平。此时的产品以不带任何装饰的一色素面器物为多,釉色极近汝窑,淡雅而悠远。出现的高温铜红彩和铜红釉是它在仿汝基础上的发明。窑址出土的香炉形制似鼎,与耀州窑鼎炉近似,同汝窑仿古却有明显区别,可知宋钧仿古。不过窑场生产在金元时期更盛,遗物中那些类似于传世钧瓷的残片需要进一步研究。[7]
北宋时期进行仿古造作的还应该有北宋官窑,文献记载为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京师自置,稍晚于汝窑仿古供御。当时宋徽宗仿古正盛,不过造作重点为铜质祭礼器。以古器为样本,追求严谨造作的同时,徽宗也认为:“善法古者,不法其法,法其所以为法之意”,礼仪制度需要“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8]这种变通的主张在汝窑供御产品中已有体现,则北宋官窑仿古也应如此。若再与之后南宋官府组织的相关生产联系,北宋官窑还可能生产陶瓷祭器。
南宋初年,宋高宗的中兴复古是紧接徽宗之后的又一仿古高峰,而陶瓷造作更胜过之前。历史悠久的越窑此时已经走向衰落,但由于官府定做祭器获得了短暂的兴盛。寺龙口和低岭头越窑址的新产品里,包括了典型仿古的青绿釉带耳鼎式炉、青釉刻花瓷钟、觚,它们和天青色乳浊釉器物同时出现。传统的艾色青釉器也有仿古造型,刻画回纹、云雷纹、兽面纹等仿古纹样,也用流行的莲花、牡丹、卷草纹样。这样的仿古造作同北耀州窑的产品相呼应,都是结合时尚的产物,体现出民间审美的影响。[9]
典型的仿古仍在官窑。高宗朝先后设立了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目前学界基本公认它们的遗址分别在杭州凤凰山老虎洞和乌龟山八卦田。根据文献,修内司窑随着绍兴十四年礼器局成立而建,负责烧造重新议定的陶瓷祭器,郊坛官窑的建立与郊祀天地使用陶瓷祭器有必然的联系。典型的南宋陶瓷祭器以杭州严官巷出土的素陶大尊类器为代表,[10]造型、纹饰、材质表现均与文献所记一一相应。这类产品是自北宋开始的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努力规范礼器、重建三代礼乐制度的结果,甚至我们可以由此推想文献记载的北宋陶瓷祭器面貌。它们数量极少,窑炉遗址在老虎洞窑附近,反映出还是规模较小的短期生产。郊坛官窑有类似遗物,同样很少。与之相对的,是那些釉质如玉,造型模仿鼎、鬲、簋、觚、尊等古器的产品。若以素陶大尊为标准判断,它们不一定属于祭器,延续并发展了北宋仿古经典的汝窑青釉器物风格与特色。南宋官窑的产品重心在后来转向了宫廷日用,种类更丰富,生产更成熟,装饰还出现繁丽的镂空蔓草花纹。表明陶瓷仿古从最初的严格制作,逐渐转为供应奢侈生活与迎合好古风尚。[11]
官窑的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高宗以后的南宋中、晚期。此时民间的龙泉窑生产进入盛期。龙泉窑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产品一度呈现越窑风格。北宋朝廷使用汝窑器物时,这里的产品还“质颇粗厚”[12]。南宋中期以后,龙泉窑烧成了独具风格的粉青、梅子青厚釉,与传统的越器的艾色薄釉形成对比,仿官和仿古成为盛期产品的特色,也是促成兴盛的重要原因。黑胎器物仿古有觚式瓶、尊式瓶、觯式瓶,白胎青瓷有鬲式炉、琮式瓶,釉色纯粹如玉,造型古朴雅致,少有装饰,简素优美。龙泉窑仿古盛在南宋,并且应在官窑之后,但其仿古可以上溯到北宋末南宋初,有越窑传统风格的鼎式炉遗物。面貌接近寺龙口越窑址的出土物,对花草纹样的运用显示着植根于民间审美的活泼,可能是受到徽宗、高宗两朝仿古影响,产生于民窑,应用于民间的造作。宣和年间,制样宣索、益加工巧[13]的产品,或也包含此类遗物。但龙泉窑盛期仿古最终淘汰了这种越器风格,因为时代追求指向官窑风格的简古优雅,基本保留对流行纹饰的应用,在晚期产品上表现尤其突出,显示出民窑特色与官府造作的融合发展。[14]
从北宋晚期开始,宋瓷仿古的精品就主要集中在和官府相关的窑场,先后有汝窑、钧窑、北宋官窑、越窑、南宋修内司官窑、郊坛官窑、龙泉窑。宫廷、官府以及徽宗与高宗两位皇帝的的作用不可忽视。这一系列器物明显坚持着整体风格的一致,同时也有随宜的发展,集中体现仿古造作“因时之俗”的变化趋势。
民间造作有北方的定窑、耀州窑,南方的景德镇窑也仿古。考古发现有北宋青白瓷鼎炉,和汝窑、官窑的仿古差异较大,当属民间造作。典型的遗物在南宋后期,有四川遂宁金鱼村窖藏的四件青白瓷鼎炉为证,仿古精致,极为少见。成书于南宋末的《陶记》列举了名为“鼎”、“彝”、“鬲”、“香奁”的炉,以及叫做“觚”、“胆”、“壶”、“律管”、“兽环”,均是仿古。[15]元明清时,景德镇成为瓷业中心,但有如遂宁窖藏的宋代青白瓷鼎炉不复出现。如今那里仿古瓷业已泛滥,但主要仿造明清彩绘瓷器,与宋时仿照古代铜器玉器的烧造瓷器的意义绝然不同。宋代景德镇窑仿古还有湖田窑遗址出土的玉璧形瓷质佩饰和瓷质仿玉璧、仿玉环、仿玉珠等的组合佩饰。仿古细致到主体纹样之外有序排列隆起的珍珠状谷点纹作地,而运用褐釉显示纹饰,为戏剧人物故事题材,[16]同是仿古新作。在宋代,也只有在民窑,在古风弥漫、经济发达、重视现世生活的时代里,才会有这种面貌的产品。
吉州窑在宋瓷仿古中民间风格最为鲜明。造型有所变通,装饰用当地特色的黑釉、玳瑁釉、兔毫斑、白釉黑色彩绘等。[17]宋代许多地方窑口生产仿古形制香炉,这与当时焚香礼拜、熏香盛行相关。这些窑址有:北方的河南鲁山段店窑遗址、[18]耀州窑系统的旬邑安仁瓷窑遗址,[19]南方的江西江山碗窑前屋宋代青白瓷窑址、[20]福建三明市的青白瓷窑址的南宋至元的龙窑、[21]泉州地区的晋江磁灶古窑址、[22]广元瓷窑铺窑址、[23]重庆涂山宋代瓷窑遗址[24]等。民间窑口的仿古产品不及名窑和官府造作,但质量一般高于同一窑口的其他产品。流行的纹样、装饰手段被宋人自由应用到仿古陶瓷的生产之中,古物样本的造型也发生了改变,仿古成为一种意象和风格,更广泛、更积极、自然地融入日常的生活。
 
三、结语
宋代仿古肇始于礼制恢复,宋瓷仿古也极可能始于祭器改作。素陶祭器是特殊的一类,最有时代特色的首推釉色粹美、简古典雅的产品,以汝窑、官窑、龙泉窑为代表。耀州窑、景德镇窑、吉州窑等民窑仿古产品受到官府影响,更多见时尚因素。
仿古的陶瓷炉、瓶最终成为宋人的生活中的雅致道具。[25]最初文人士子们对三代与古物是崇尚关怀的严谨态度,造作寄托对古代的理想。在现世生活里,这种感情逐渐转化为游宦闲居、摩挲赏玩器物时的想象,变成一种基于当下的精神状态。[26]到南宋中晚期宋瓷仿古发展至成熟,面貌用古风浓郁来形容更为准确,表现出宋人好古仿古,但又关注现世,融合古今,积极创新。陶瓷是宋代广泛存在、并获得极大成就的工艺美术品类,仿古的产品是它重要的一部分,必然地影响了时代风貌的形成,自身发展出的典雅优美,也正是时代风格的突出特点。


[1] 尚刚:《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辽宋夏金•宋瓷艺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54页。
[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
[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三。
[4] 朝阳市博物馆:《辽宁朝阳南塔街出土的金代窖藏文物》,《北方文物》, 2005年第2期,第44-47页。
[5] 刘淼:《金代定窑瓷器的初步研究》,《文物春秋》,2006年第2期,第8-19页。
王运至:《辽宁清原县二道沟出土定窑系统瓷器》《文物》1980年第10期,第95-96页。
[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7]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钧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1期,第26-52页。
秦大树:《钧窑始烧年代考》,《华夏考古》,2004年第2期,第75-94页。
[8]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首第四:大观二年诏,礼缘人情,以义而起,因时之宜御今之俗。善法古者,不法其法,法其所以为法之意也已。……《玉海》政和三年,颁行《五礼新仪》。……御制序曰“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议礼局请刻石太常寺。
[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寺龙口越窑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10] 唐俊杰:《祭器、礼器、邵局——关于南宋官窑的几个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6期,第45-60页。
[11]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址》,《文物》,2002年第10期,第4-31页。
杜正贤:《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编著:《南宋官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12] (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宋叶寘《垣斋笔衡》云(《坦斋笔衡》在文渊阁四库全书中记为《垣斋笔衡》)……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
[13] (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上: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甆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様须索,益加工巧。
[14] 浙江省轻工业厅编:《龙泉青瓷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15]白焜:《宋•蒋祈〈陶记〉校注》,《景德镇陶瓷》,1981年《陶记研究专刊》,第36-51页。
[16] 赵曰斌:《“饶玉”新证》,《景德镇陶瓷》,1990年第4期,第31-34页。
[17] 余家栋:《试论吉州窑》,《南方文物》,1982年第3期,第36-50页。
[1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鲁山县人民文化馆:《河南鲁山段店窑的新发现》,《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第45-63页。
[19] 李绥成、景凡:《从新出土瓷器谈旬邑安仁窑的几个问题》,《文博》,1993年第1期,第63转56页。
[20] 江山市博物馆 柴福有:《碗窑前屋宋代青白瓷窑初探》,《景德镇陶瓷》,1993第Z1期,第25-28页。
[21] 三明市文管会 李建军:《三明中村回瑶宋元青白瓷生产概述》,《景德镇陶瓷》,1993年Z1期,第18-24页。
[22] 陈鹏 黄天柱 黄玉玲:《福建晋江磁灶古窑址》,《考古》,1982年第5期,第490-498页转489页。
[2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广元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广元市瓷窑铺窑址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3年第3期,第3-21页。
[24] 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涂山宋代瓷窑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10期,第894-915页。
[25]扬之水:《两宋香炉源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第46-68页。
扬之水:《宋代花瓶》,《故宫博物院刊》,2007年第1期,第48-65页。
[26] 陈芳妹:《追三代于鼎彝之间——宋人的从“考古”到“玩古”的转变》,《故宫学术季刊》第23卷第1期,庆祝八十周年院庆特刊,民国九十四年(2005年)。《中国文学历史与思想中的观念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2005年,第267-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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