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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金银器的中土化及其成因探析

  • Update:2012-07-25
  • 邓莉丽/顾平,江南大学
  • 来源: 《装饰》杂志2012年第5期
内容摘要
宋代是我国金银器发展的特殊时期,也是走过融汇异域因素,逐渐形成自己风格亦即中土化的时期,中土化主要体现于金银器的形制与纹饰两个方面,民族本位文化强固及排外思想形成、瓷器艺术与院体工笔画成熟发展、金银器商品化与世俗化是促使宋代金银器中土化的重要原因。
* 本文为2010 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创意文化与设计美学研究(2010JDXM004)” 阶段性成果。

        宋代是我国金银器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相对于唐代,特别是唐代早期金银器所呈现出的浓郁的外域风格及样式,宋代金银器更多的受到我国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受外域文化影响渐弱,金银器中土化进程发展迅速。“中土化”,也可以称为“本土化”或者“本地化”,但是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外来文化融入到汉族文化背景之下宋代金银器所产生的风格样式的变化,所以,“中土化”一词更能凸显本文研究的目的性。

1. 素面金杯


2. 圜底金杯


3. 象钮溜肩银执壶线描图

一、宋代金银器的中土化表现
1. 金银器形制的中土化
        宋代金银器形制的中土化主要表现于对一些外来器型的改造与创新上。金银杯是唐代金银器常见器物之一,唐代的金银杯形制具有强烈的中西亚输入金银杯的特征,如萨珊式长杯、拜占庭式高足杯、粟特式带把杯等,这些金银杯,或有多曲椭圆形的口,或有算盘珠装饰供手执的高足,或有环状把手,这类特征在宋代已基本不见,宋代金银杯一般形制为无把手、深腹筒形或浅腹敞口、圜底或带圈足,圈足已没有手执功能。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的素面金杯[1](图1),直壁弧腹,下接喇叭形圈足,整体造型简洁优美,符合宋代造物质朴典雅的审美标准。圜底的金银杯(图2)底部不易搁置平衡,这种金银杯应是和宋代盛行的劝酒之风分不开,“作为劝杯,斟满酒之后始终为人手持,因此放置之稳并不在造型设计的考虑之中。”[2]多曲花口形是宋代金银器的常见形制,宋代多曲花口器型应是由唐代多曲金银器沿袭下来。不同的是,宋代的多曲花口器型分曲处凹陷趋于平滑,与唐代早期萨珊式多曲器型分曲处明显凸鼓有很大的不同,且宋代的多曲花口金银器的花形更加写实与多样化,器型宛如一朵盛开的花朵,精巧优美。其他还有一些外来器型如胡瓶、皮囊式提梁壶等在宋代金银器中也难觅踪迹,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的凤头盖执壶[3] 的凤首造型可能与胡瓶口部的鸟头形有一定关系,但其整体形制为宋代执壶的典型形制,把手另侧带管状流口,与胡瓶瓶顶口部作流有很大不同。外来金银器形制的改变与创新表明由唐至宋,外来器型经过与汉族文化的不断融合以及本土工匠的改造,外来特征已趋于淡化,只是流于一种痕迹,器型更加符合中国本土人民的使用习惯与审美需求。
2. 金银器纹样的中土化
        宋代金银器纹样的中土化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一些外域风格的纹样在宋代金银器中已经消失不见。如神兽纹中除我国传统龙、凤纹样外,不再出现唐代金银器中波斯萨珊风格的翼兽、摩羯等神怪异兽纹样。又如唐代金银器中有一种“徽章式”纹样,“以动物为中心,周围环绕联珠圈或绳索纹圆框的装饰手法,在唐代银器中,大都饰在顶部和底部中心,是萨珊艺术常见手法,称之为‘徽章式’纹样。”[4] 就目前发现的宋代金银器来看,已不见萨珊“徽章式”纹样。
        其次,部分外域输入纹样经过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已经被赋予新的样式。如狮子纹,宋代的狮子纹大都做双狮戏球造型,狮子形象温顺,憨态可掬,不同于西域狮子纹庄严凶猛的狮子造型,溧阳平桥宋代银器窖藏的凸花狮子戏球鎏金银盘[5] 上的双狮戏球图即是宋代狮子纹的代表。忍冬纹在宋代也有新的变化,忍冬纹随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一定的改造,形成了各种新的变体,卷草纹便是其一,卷草纹以各类花草的茎叶、花朵或果实为题材,S 形、波形骨式构成,卷草纹在唐代就已日臻成熟,宋代则进一步发展,卷草纹使用的范围更为广泛,宋代的银瓶与银盒往往通体施卷草纹,四川彭州宋代窖藏出土的象纽溜肩银执壶[6](图3)的变体龙纹,将龙尾变形为卷草纹,是卷草纹的创新应用。总体来说,宋代金银器纹样题材广泛,富有中国本土民俗与世俗意趣的纹样增多,各类花卉瓜果、禽兽虫鱼大都含有吉祥美好的寓意,以写实手法表现为主,生活气息浓郁,外来纹样已经不同程度地中土化,具有明显外域风格的纹样基本不见。
3. 器型与纹样风格的和谐统一
        宋代金银器的中土化还反映在器型与纹样风格的统一呼应上。唐代金银器中存在一些外来器型与本土纹样相结合或本土器型与外来纹样相结合的器皿,如何家村仕女纹银带把杯[7],为粟特式带把杯形制,饰唐代仕女与骑马狩猎纹,纹样具有显著的唐代特征,又如萨珊“徽章式”纹样在唐代各类金银器皿中的应用。宋代金银器中已经很难发现器型与纹样上为本土与外来结合的器物,金银工匠多从器物造型出发,巧妙构思,采取因器施画的纹饰布局,且无论造型还是纹样设计上都体现出浓厚的中国本土文化特征,取得了艺术风格与艺术审美的和谐统一。

二、宋代金银器中土化的成因
        宋代金银器中土化的成因,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民族本位文化强固及排外思想形成宋代,形成了以儒学为中心思想的新的思想流派,即理学,“理学,又称新儒学、道学、宋学,究其本质,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兼收佛教与道教的思想因子,对三教融会贯通之后建立起来的伦理性的本体论。”[8] 理学的产生不仅给宋代社会的精神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影响着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排外思想的形成便是影响之一。“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理学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9]
        宋代在政治上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与辽、金、西夏等外民族长期对抗,外民族对汉族的不断侵扰,对外战争的屡屡失败逐渐形成汉族与外民族之间的矛盾与仇恨,这种被伤害的民族隐痛使得宋代整个思想领域相对地变得封闭与内倾,特别是范仲淹、王安石变法的先后失败,又给士大夫心灵投上了浓重的阴影,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从外向到内倾的历史变化过程,怀疑并排斥外来,更加固守本土文化。思想观念通常会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影响着一个时代造物活动的发展变化,宋代金银器的中土化正是民族本位文化强固与排外思想形成的物化反映。
        2. 瓷器艺术与院体工笔画的影响
        宋代金银器的形制与装饰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从其它艺术中借鉴,借鉴得最多的便是当时取得杰出成就的瓷器艺术与院体工笔画。“宋代的陶瓷,是工艺美术中最为杰出的一个品种,是我国古代陶瓷发展的鼎盛时期,也可以说,宋代是‘瓷的时代’,人们简称它为宋瓷。”[10] 斗笠碗是宋瓷当中的典型器型之一,器型如同斗笠,因宋代“斗茶”风盛行应运而生,金银器中斗笠碗发现数量较少,其形制与瓷器中斗笠碗一致。梅瓶是最能够反映宋人审美观的器物之一,其形制为小口、短颈、丰肩、长身、足微敛而平底,梅瓶不仅多见于宋代南北各窑,在金银器中也较多见。其它如玉壶春瓶、执壶等也可见这种形制上的借鉴,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借鉴也有可能是相互的。此外,宋代金银器中的部分器型应是和工笔画有着密切的联系。
        纹样装饰上,宋代金银器中的各种花卉果实及禽兽虫鱼等纹样与宋瓷装饰的纹样题材基本一致,其清新、写实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受院体工笔画的影响。
宋瓷与院体工笔画的成熟与繁荣对宋代金银器的中土化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条件,在这种强大的本土文化发展氛围中,外来文化的势力自然被削弱,金银器中土化进程发展得更为迅速。
        3. 金银器的商品化与平民化
        宋代不仅金银产量较唐代增加许多,金银行业也采取开放的政策,除了官府所设的金银器制作机构文思院和后院造作所,地方官府作坊、私家作坊及个体金银匠人也是金银器制造业的主体,“私家制作和买卖金银器皿的作坊行铺更多,也更为广泛,在汴京、临安和建康等大城市中都有金银行或金银铺,有的金银行还和交引铺结合起来,成为商业资本的代表。”[11] 宋代城市打破了原有城郭的限制,各类手工作坊及商业行铺增多,商品经济空前活跃,金银器商品化程度较之唐代大大提高,宋代出土的许多金银器上打印着金银匠户的商品名号就说明了这些金银器的商品性质。
        金银器的商品化程度越高,意味着普及程度越高,原本多为皇室贵族阶层享用的金银器走向民间,特别是银器已成为寻常百姓都能拥有的器物,平民化、世俗化的金银器频繁地参与到宋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渗入到本土文化活动的各个层面,婚嫁、祝寿、设宴、饮酒、品茶、送礼等都可见各式金银器,在这样的情形下,金银工匠在设计制作时必然要更多地考虑到宋人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审美取向等需求,外来金银器的形制及纹饰也逐渐以吸收、融汇的方式进一步完成中土化过程,那些难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符合的异质文化,最终不会被接纳。
        就宋代金银器的整体发展水平来看,或许并没有达到唐代的高度,但这一时期却是我国金银器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也是走过融汇异域因素,在器型及纹样上不断演变定型,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亦即中土化的时期,这种风格为元所继承,并一直延续影响至明清。

注释:
[1] 参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博物馆:《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科学出版社,北京,2003。
[2] 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中华书局, 北京,2011,第82 页。
[3] 同[1]。
[4]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161页。
[5] 肖梦龙、汪青青:“江苏溧阳平桥出土宋代银器窖藏”,《文物》,1986.5。
[6] 同[1]。
[7] 陕西省博物馆等:“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1。
[8] 冯天瑜、杨华、任放编著:《中国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5,第251 页。
[9] 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汉唐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第380 页。
[10]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东方出版中心,上海,2009,第230 页。
[11] 漆侠:《宋代经济史》,中华书局,北京,2009,第7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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