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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土山湾美术工艺所工艺教学评述

  • Update:2012-08-13
  • 张爱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2012年第7期
内容摘要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土山湾美术工艺所以西方传教士文化为载体,在当时“中体西用”的半开放氛围中,建立了适于自身长期发展的运营模式,其以技能培养为主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及教学内容,客观上对中国早期的工艺教育起了启蒙和催化作用。

土山湾美术工艺所是19 世纪末20世纪初由天主教会在上海设立的西方工艺技术的教育与传播机构,在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对近代上海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启蒙意义。土山湾美术工艺所地处上海徐家汇南部的肇家浜沿岸,即今天的上海徐家汇地区漕溪北路、蒲汇堂路一带。“距沪郊不远之处,曰土山湾,其地与徐家汇同为天主教之势力范围。国人留沪甚久,而竟未知其地者,然留沪之法人,则未有不知之者,盖其地一大美术工艺之工场在焉。”[1] 这里所说的“大美术工艺之工场”即是指土山湾美术工艺所,是当时上海天主教会创办的土山湾孤儿院的附属机构。

一、土山湾美术工艺所的教学机构
土山湾美术工艺所,是上海天主教会创办的土山湾孤儿院的附属机构。土山湾孤儿院原由天主教教士薛孔昭司铎于1855 年创建于青浦横塘,1864 年迁到土山湾。孤儿院附设的美术工场,初始招收的学徒多为孤儿院的孩子,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招收社会学员入学。
相对于现在的设计教学,土山湾美术工艺所的工艺教育教授科目比较简单,教学内容也比较粗浅,但作为上海近代工艺美术教育的雏形,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工艺教育的发展。至20 世纪初土山湾美术工艺所的教学机构设置如下:
“慈母堂: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民国九年(1920 年)毁于火灾,用于孤儿们进行宗教活动。慈云小学:设立初级4 年,高级2 年,主要收教本堂收养的贫苦男生,稍收工人子弟。
工艺训练班:孤儿高小毕业后,继以两年的初步工艺训练,形式是半工半读。……每日除上课外,其余时间在工艺训练班实习雕刻、绘画、手工、铁工等工艺。
工艺场:2 年初步训练后,管理修士视学生天赋、性情而定,分派至一工场,学习专门工艺。每日9 小时工作外,晚上尚有夜课,使以前所学习学业不致忘掉。工厂分五大部分,即成衣制鞋部、印刷部、木工部、绘画部和铜器部。”[2]另外,据曾经在土山湾美术工艺所学习过的老人回忆:他们6、7 岁进入孤儿院慈云小学念书,课余时间在工艺训练所实习雕刻、木工、铁工、机械等工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管理修士视每个人的专长及爱好,分派至一工场,学习专门的技艺,从这时起孤儿才进入美术工场,进行为期六年的美术学习和工厂实习。这六年期间,实行封闭管理,不准随意外出。可见,工艺场是学生接受工艺教育的主要场所。工艺场由绘画部、木器部、铜器部、印刷部等工艺车间组成。
绘画部是较早设立的部门,也称为图画馆,学生在此主要学习西洋绘画艺术,包括铅笔画、水彩画、木炭画、油画等。当时画馆作品很多,几乎各地天主教堂都有他们制作的画像,但由于天灾人祸,现在已经难得一见。仅在1887年土山湾印书局刊印的《道原精粹》中,附有300 幅木板插画;1892 年出版的《五彩古使像解》及《五彩新使像解》中收录224 幅图片,这些图像是现存土山湾画馆作品的珍贵资料。木器部“木工及雕刻匠,约共一百九十人。木工所造者,为各种家具以及医院教堂等用具。家具有施以精巧雕刻者,如食堂一套用具十八件,椅、桌、柜、橱,均深刻龙纹或其它花纹”。[3] 据相关资料记载,在1915 年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木工部的木雕曾获得金、银奖牌。铜器部原为白铁作坊,设有铜器、银器、电镀、铁工、翻砂、机械等工作间,以制造祭台、圣像等教堂用具为主。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前后,开始承接教堂以外的订单,如学校用的铁床、台、
椅、家庭用铁具及儿童车等。土山湾印刷部的前身,是由法国天主教会传教士爱桑于清咸丰九年(1859 年)在董家渡创办的印刷所。1864 年,土山湾孤儿院成立后,印刷所于清同治八年(1869 年)迁入土山湾,成为土山湾美术工艺所的印刷部,既有传统木版印刷工艺,也有石印及珂罗版印刷工艺,其印刷品的社会发行量较大。

1. 土山湾美术工艺所绘画部


2. 曾经在土山湾美术工艺所学习的铜匠艺人

二、土山湾美术工艺所的教学模式
土山湾美术工艺所作为教会孤儿院的附属机构,在成立之初就有明确的目的——为教会输送工艺美术人才,办学定位明确:培养学生的工艺技能、技巧,教给他们生存的本领。在这样明确的教学目标下,工艺所采取“工作间”教学模式,形式上类似于现在设计学院的“实验室”。
各工作间鼓励学生亲身体验各种不同材料、加工工具的特殊性,学生要能够调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观察、感受不同的材料及工艺,进而形成审美经验,并在亲身实践中产生“形诸于外”的冲动。各“工作间”都强调技能操作的重要性,被分派到工作间实习的学生要接触各种材料,掌握材料的性质、形式、结构等,同时也要熟悉工具设备的运用。例如图画间的教学,以临摹写生为主,学生在这里要掌握擦笔画、木炭画、铅笔画、钢笔画、水彩画和油画等不同画种绘画材料的特点,进而掌握不同的绘画技法。待学生掌握一定技巧后,工作间以教会的名义接纳社会订单,让学生进行独立创作,在具体实践中磨练技艺。应该指出,土山湾美术工艺所各工作间的教学表面看来是明确的技能教育,但其教学素材都与天主教会的教义有关,在教会的道德教育中扮演了“协调者”的角色。学生最初接触的绘画题材、塑作目标、雕刻对象都是圣经故事,通过长久持续的视觉、触觉接触,这些圣经故事对学生的身心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客观上是对学生的“精神净化”,是对天主教会的宗教教义的直观解读,这应该也是土山湾美术工艺所工艺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


三、土山湾美术工艺所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土山湾美术工艺所“其施行的教学方法和理论也和中国传统有很大的区别”[4],它以学校化的、集体授课的工艺教育形式取代了单一的师徒相授。
中国传统的师徒制工艺传授方式多采用由师傅一人引导教育一个到几个徒弟的方式,学生数量有限,依靠师傅个人的感悟与经验,在理论上不易形成系统。这种教授方式的师徒关系以传统人际关系为准则,打着血缘亲族宗法制的烙印,加上封闭的生产方式,使以师承联系起来的艺术群体或个体带有保守、因循的缺点,扼制了学生的创造性。
土山湾美术工艺所虽然在形式上依然采取工徒制,但是在教学上已不是一对一的单个指导,而是由多个教师分别担任不同科目的教学。像上文所说,土山湾美术工艺所的教学目标是在尽量短的时间内,采取便捷方法,培训大批动手能力强的绘画、雕刻、印刷等专业的熟练技术人员,为宗教教义的传播服务。其教学任务的确定以上述教学目标为准则,具有较强的务实性和针对性,不同科目都设有专职教师,可以形成相对稳定的专业理论体系。如图画间由专职教师分别传授擦笔炭画、水彩画、油画等,课堂作业以临摹范本为主,从1907 年土山湾美术工艺所出版的《绘事浅说》、《铅笔习画帖》等教材来看,它的教学程序很严格。另外,据张充仁先生回忆,他14 岁刚进入画馆时,就被分配到照相制版部,师从教学主任爱尔兰修士安敬斋( 字守耶),所学科目是在中国几乎属于空白的照相制版技术。当时黑白照片的敷彩着色依靠水彩画技术,而水彩画技术由法籍修士潘相公教授。像这样围绕同一教学目标,不同科目由不同教师分别授课,就是为了求得最直接的教学效果。
土山湾美术工艺所为学生创造了丰富而真切的实践氛围,形成了集体学习的氛围和环境。授课时,任课教师把学生集中到某一工作间,在“做”中学习并积累经验,以教师示范与学生模仿相结合进行技术教育,便于教学过程中师生间及学生间的交流。这样的授课方式表面看起来还是作坊式的师徒相授,但在具体教学中,它一方面突破了师徒相授的“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等狭隘观念,集中一批学生共同传授,以学校化的工艺教育取代了单一的师徒制,师生间没有传统手工作坊中依附、雇佣的师徒关系。另一方面,不同教师担任不同课程,工艺教育在理论深度上比传统教育模式更深刻,避免了言传身教带来的技艺传授的随机性,有利于土山湾美术工艺所的长期发展。


四、土山湾美术工艺所的教学内容
土山湾美术工艺所是教会孤儿院的附属机构,其教学内容的编撰既要符合天主教义,又必须适应内部教学条件,能够付诸实施。此外,工艺所的教学对象以十几岁的少年为主,教学内容还要适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兴趣。
针对上述特点,工艺所在探索中逐渐确立了适应社会需求的技能养成为主的授课内容,由浅及深进行量化教学。任课教师对课程的教授内容预先进行优化选择、组合,然后把经过量化的内容传授给学生。以绘画部的图画间教学为例,首先要教授绘画的基础知识,教师编印《绘事浅说》、《铅笔习画帖》等教材说明绘画的基础理论和技法体系,阐述绘画方法的共性及单一技法特点,引导学生尽快掌握基本的绘画技法。在掌握基本技法的基础上,以大量临摹进行课堂训练。临摹对象也有一定次序,学生首先临摹圣像,随后临摹风景、人物、花卉等。有基本描摹功底后,以工作间的名义接受社会订单,将学生临摹复制的作品对外出售,进行社会课堂训练。
考虑作品受众多为中国民众,图画间教学也注意吸取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特点,聘请当时上海著名的画家来校讲课,如任伯年就曾在图画间讲学。土山湾美术工艺所也创作了一些中西技法合璧的油画,代表性作品是徐光启与利玛窦谈道的巨幅油画,把西方油画的色彩和中国工笔画的笔法进行了巧妙地结合。虽然因为条件和目的的局限,土山湾美术工艺所的教学场景仍然是手工艺作坊的师徒相授形式的延续,并没有完全实现“理论化”、“系统化”,而是采取“技术”辅以“艺术”课程的方式,但是它对工艺教学的形式、内容及方法等问题的探索和实践,明显带有了现代工艺美术教育体系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工艺教育的发展。

注释:
[1] 徐蔚南:《中国美术工艺》,中华书局,上海,1940, 第161、162、163 页。
[2] 杨孝鸿:“传教士与西洋美术在近代上海的传播”,《艺术探索》,2005.2。
[3] 同[1]。
[4] 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杭州,2002,第14 页。

参考文献:
[1] 袁熙旸:《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2] 宋浩杰:《历史上的徐家汇》,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3] 李超:《上海油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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