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玻璃三千年

两汉时代，中国玻璃有不小的发展。种类包含了礼器、饰物、葬具、容器以及带钩【图3】、印章等等。礼器中，璧依然占据了很大比例，在兴平茂陵一带发现的璧，形体颇大，直径超过了23厘米。饰物里，牌饰最有意义，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11对，每只【图4】长10厘米、宽5厘米，晶莹光洁，厚薄一致，为早期难得的优质平板玻璃。比蝉、猪等更富时代特色的葬具是衣片，如邗江西汉墓中的出土物，显然是高级贵族敛葬的玉衣组件。由于主人的高贵身份，满城汉墓的耳杯【图5】和盘相信是宫廷制品，其外观似玉，造型则与当年流行的漆、铜、陶一致。不过，当年的玻璃容器每每来自西方，它们在广东、广西、洛阳都曾出土，器形有碗、杯、瓶和带承盘的高足杯，相信产在罗马帝国。

3  西汉带钩，广州横枝冈出土

4 西汉鎏金铜框牌饰，广州南越王墓出土

5 西汉耳杯，满城刘胜墓出土

应当与战祸连年、经济凋敝、生灵涂炭有关，魏晋南北朝的玻璃器难以振作。国家残破至此，上层人物仍恣情欢娱，竭力追逐精美玻璃器。在统治阶层墓葬里，精美的玻璃器屡有出土，它们大抵来自西方。北方的发现以罗马玻璃【图6】居多，南方的收获则以萨珊作品为主。伴同中西交流的深入，西域配方、西域风格的玻璃也曾烧造在中国。《魏书•西域传》载，北魏太武帝时，中亚的大月氏商人曾在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铸石为五色琉璃”，作品之美，超逾西方。虽然史称“自此，中国瑠璃遂贱，人不复珍之”，但在稍晚的时代，西方玻璃仍是宗亲勋贵炫耀的奇宝，如洛阳的河间王元琛府中，琉璃碗等“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洛阳伽蓝记》卷4）。西方做法的玻璃大量涌现，也引发了本土技术的进步。既往的中国玻璃大抵范铸成型，自此，吸收了西方的吹制法，如定州北魏塔基中的瓶、钵，它们是太和五年（481）以前的制品。

6 罗马鸭形注

隋朝国祚短促，但在玻璃史上地位突出。那时的玻璃有三类：西方输入的钠钙玻璃、中国传统的高铅玻璃、产在中国但受西方影响的钠钙玻璃，其中，最后一类备受关注。大业四年（608）年的西安李静训墓出土玻璃竟达24件，其中的扁瓶、无颈瓶和两只小杯都属于这一类。因气泡少、工艺精，造型又与当年的瓷器相同，那只绿色透明的扁瓶【图7】最受关注。至于其做法，不仅为吹制，口沿和圈足还取用了西方贴玻璃条的技术。

7 隋扁瓶，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玻璃产在中国但受西方影响，这当与祖籍中亚的何稠大有关联。《隋书•本传》称，文帝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措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那时的青瓷并不透明，故说绿瓷的效果逼似玻璃，难免令人生疑。不过，如若参证了各地出土隋代玻璃每为绿色，且了解瓷釉成分与玻璃类近的事实，一种解说就很有道理：何稠的仿品是用绿瓷釉的配方烧成的。  隋代最重要的玻璃器得自李静训墓，它们便以绿色透明者居多。李静训养在深宫，何稠为宫廷服务，其间的联系不言自明。

唐代本土玻璃的发展首先表现于器形的丰富，如瓶有长颈、无颈、扁身、葫芦形之分，杯有高足、直筒、敞口之异。乾县唐僖宗靖陵（888年）出土的涅白色的云龙纹带銙、龙凤纹璧、龙凤纹佩等，应是官府作坊的仿玉制品。涅白色玻璃以株洲出土的簪最为光润，而仅在湖南，蓝色的簪、钗等玻璃首饰就屡有发现。唐代玻璃中，绿色透明的所占比例不小，相信与何稠的创造仍有技术上的联系。扶风法门寺地宫（874年）出土过淡黄绿色的“瑠璃茶椀柘子一副”【图8】，无论造型，抑或质地，都堪称这类制品的杰作。

8 唐托盏，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

唐代中西交流频繁密切，西方玻璃也大量进入中土，其中，最精美的作品仍得自法门寺地宫。它们大多为伊斯兰玻璃，装饰手法包含着雍容的贴塑、珍稀的彩绘、华丽的刻纹描金【图9】。其精美考究令人赞叹，即令在西方，那时的同样作品也绝少保存。当年，它们都是皇家礼佛的珍宝，西方高档玻璃器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知。

9 伊斯兰刻花描金盘，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