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乘舆”铭漆器看汉代的官府制作

        “乘舆”铭漆器是汉代工官产品中最高规格的一类，“乘舆”原指天子所乘车舆，后来成为天子的代称。《后汉书》载“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颜师古注引蔡邕《独断》：“不敢斥言尊者，故称乘舆”，喻车马御服器械百物。这里指汉代中央或地方性官府作坊为供奉宫廷，专门制作的高档漆器。[1] 最早一批“乘舆”铭漆器得自日本考古学家在乐浪石岩里、贞柏里村的发现。[2] 近年来，“乘舆”铭漆器在贵州清镇、江苏邗江、河南杞县、湖南永州、甘肃武威都有出土。[3] 目前发现的工官刻铭漆器共70 件左右，“乘舆”漆器有44 件，保存完好的20 多件，均产自中央、地方性官府作坊。
        学界对工官漆器的研究多集中在铭文体例和内容，至于官府对漆器制作的严格掌控对产品面貌究竟有何具体影响，却鲜有关注。国内学者对工官管理及历史沿革着力尤多。一些学者对器铭中的素工、髹工、上工、铜耳黄涂工、画工、工、清工和造工等细密的分工及管理进行了讨论。[4] 王仲殊、洪石都观察到铭文中不同时期官吏秩次的差异，认为从阳朔二年（前23 年）起，铭文中护工卒史列名首位，之后成为定制，说明大概自成帝后，中央或郡国政府对地方性工官控制加强。[5] 孙机则强调中央工官与地方工官铭文体例的区别，体现了不同用途：“乘舆”二字在中央工官铭中开头即标明，显示其重要，而地方工官产品中“乘舆”却与其他项目并列，仅表示其规格，而且官员的衔名前不加“臣”字，是因产品不直接进奉。[6]对铭文用途的探讨也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关注。毕梅雪（Michele Pirazzolit' Sersteven）认为汉代工官产品上的“乘舆”字铭是皇权的象征，以区别于诸侯王、列侯等。[7] 李安敦(Anthony Barbieri-Low) 则强调铭文的实用性：不仅能控制生产质量，还能使生产机构对其产出有比较精准的记录，便于中央政府向不同作坊订制的产品配额进行统一管理。[8]

1.“蜀郡西工”建平五年( 元寿元年，前2 年)，诺颜乌拉M5

2.“供工”成帝河平元年（ 前28 年） 盘， 江苏邗江宝女墩M104

3.“考工”居摄三年（8年）盘，石岩里Ｍ 201

4.“供工”初始元年（8年）“蜀画”漆盘，乐浪古坟

5.“蜀郡西工”建平四年（前3 年）盘，乐浪古坟

        今见实物包括“考工”、“供工”、蜀郡和广汉郡工官产品，年代最早为昭帝始元二年（前85 年) ，最晚为明帝永平十四年（71 年）。“ 考工”和“供工”都是少府属下的工官，产品一般直输中央，以供帝后权臣之需。[9] 两汉时蜀郡和广汉郡等地设有地方性工官，主管器物制作。[10]“乘舆”铭漆器中，颇多“三兽纹”漆盘和“双禽”纹耳杯（图1），多为夹纻胎，装饰采用描漆、针刻和镶嵌鎏金铜釦工艺。有意味的是，这些产品的大小、形制和纹饰都具有相同的特征。
        西汉时期工官“乘舆”铭漆盘的直径一般为26 到27 厘米，铭文显示所容为“一斗”[11] ；耳杯的平均尺寸为长径17 厘米，高5 厘米左右，铭文称所容 “一升十六龠”[12]。东汉早期铭文变为“二升二合”，实测长径为18 厘米左右，与西汉差别不大，说法的不同可能与西汉晚期度量衡制的变更有关。[13] 保存较好的实物有十一件“三兽纹”漆盘和十五件“双禽纹”耳杯，它们虽分别产自不同的官府作坊，但大小相近、造型相同，装饰毫无例外地遵循相同的范本，仅细部略有差异。
        “乘舆”铭漆器一般采用描漆手法绘制纹饰，并以锥画手法刻画细部，盘和耳杯口沿及耳杯双耳往往会镶嵌鎏金铜釦，这类漆器也称为“釦器”[14]。文献中曾提到黄金、白银釦器用于袷祭礼：“宗庙三年大袷祭，子孙诸帝在昭穆坐于高庙，诸隳庙神皆合食，设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绣帐，望堂上西北隅。帐中坐长一丈，广六尺，绣厚一尺，着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黄金釦器。高后右坐，亦幄帐，却六寸。白银釦器。”[1《5] 后汉书》中说：东汉桓帝“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釦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16] 江苏邗江发现的两件形制、装饰完全相同的漆盘，一件针刻“乘舆髹画纻黄釦斗饭盘，元延三年，供工强造，画工政、涂工彭，工章，护臣纪、啬夫臣彭、掾臣主，守右丞放、守令臣兴省”，另一件为“河平元年，供工，髹、漆、画工顺， 工姨绾，护忠，啬夫昌主，右丞谭，令谭，护工卒史音省”，盘外底都书有“中官”两字[17]，乐浪古坟中相同样式的“建平四年 ”三兽纹蜀郡漆盘有“大官”等字[18]，按卫宏《汉旧仪》：“太官尚食用黄金釦器，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银釦器，如祠庙器云。”“中官”指中宫诸官，掌皇后饮食，而“大官”即“太官”，是掌管皇帝膳食的职官[19]，这些造型一致、尺寸同一，纹饰相近、制作考究的饮食器，可能用于天子主持的祭祀、典礼或宫廷宴饮，有时也会赏赐给一些贵戚权臣。[20]
        汉代的官府制作承袭秦代的“物勒工名”，到西汉中晚期漆器制作分工已相当细密，管理体制逐渐完备。“乘舆”铭漆器的铭文内容一般包括制器年份、工官名称、器名及容量、工匠名及各级官吏，以便考核。在产品制作中，同样的范本也许被重复使用，产品面貌趋于统一。采用标准化的设计其实在秦代已发其端。云梦睡虎地秦代墓群所出漆容器很多大小、尺寸都非常接近，如圆盒尺寸一般为21-22 厘米，高17-18 厘米，流行在黑漆地上以红、褐色彩绘云气和变形鸟纹。[21] 按睡虎地M11 秦简《秦律十八种·工律》，“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 ”及“为计，不同程者毋同其出”[22]，可见秦代官府制作的产品在造型、尺寸方面必须严格符合规定的标准。
        西汉早期，成都市府辖下的作坊产品的尺寸规格已逐渐采用标准化设计，如马王堆一、三号墓中的成套饮食器，有不少带“成市草”等烙印文字，是成都官府作坊的产品[23]，盘、耳杯、樽、卮等漆容器的大小、形制完全相同。不仅有些器物自铭容量规格，而且简牍文字中也言明器物尺寸，以所列举的平盘为例，口径分别有三尺一寸、二尺和一尺六寸几种规格[24]，汉代二尺，约合36.8 厘米，一尺二寸约28 厘米，分别与出土实物中的117 号、127 号平盘相对应。从实用的角度来讲，采用标准化设计确实有诸多便利。同类器物在尺寸、形制上的统一，可以使不同的工种之间合作无间。以工官产鎏金铜釦漆饭盘为例，如果在制胎和制作鎏金铜釦时分别都采用了标准化设计，那么任何具有相同尺寸的漆饭盘成形后，在负责镶嵌铜釦的黄涂工手里，就能有与之相配的铜釦饰件。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汉代漆器都采用标准化设计，三兽纹漆盘和双禽纹耳杯的设计体现出高度统一的装饰风格，可能和“乘舆”铭漆器的特殊用途有关。今见实物大多为饮食器，包括案、扁壶、盒、樽、卮、盘和耳杯等器形，其中耳杯、盘占主流。“乘舆”铭漆器的数量并不多，按笔者的统计，“乘舆”铭漆器在所有出土物中所占比例为1.3%。实物的稀缺是因为当时产量确实不高，每一件产品从制胎、初髹、再髹、釦口、包耳、彩绘到打磨、修整等种种工序，要经由不同工匠之手，再由官吏层层验收，糜费的大量人工自不待言。上文已提到，为“太官”、“中官”等供奉进御的产品，一般用于皇室庆典、廷宴、颁赐、赗送等各类礼仪[25]，当然要符合正统，不但造型、尺寸、纹样都要遵循官方标准，装饰手法亦要中规中矩。
        中央工官在引领时代风格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有时也会追随地方工官的一些流行样式。以三兽纹漆盘为例，较早的设计见成帝河平元年（前28 年）漆盘（图2），为“供工”产品，三兽之间以三朵火焰形云气纹间隔，并在顶端延伸出三条直线指向盘心圆点，线条非常纤细，这种样式一直延续到平帝居摄三年（公元8 年）（图3）。而蜀郡漆盘至少自成帝永始元年（前16 年）起，直线变为圆点排列，此后环绕兽纹的圆点纹更突出，变得饱满和细密。“供工”产品自初始元年（前8 年）以降，主纹才变成与蜀郡漆盘相若的圆点纹，今见实物包括乐浪古坟发现的两件“供工”初始元年（公元8 年）漆盘（图4）[26]，与“蜀郡西工”建平四年（前3 年）漆盘（图5）相比，三兽间都为圆点纹，两者不但纹样、构图完全一样，装饰技法也毫无二致。乐浪“供工”盘铜釦外缘针刻“乘舆髹蜀画纻黄金涂釦盘，容一升，初始元年，供工服造，守令史臣并，掾臣庆主，右丞臣参，令臣就省”字样，其中“蜀画”当指蜀郡工官流行的漆器纹样。[27] 可见，“供工”产品完全沿用了蜀郡工官的设计，而且制作这些漆盘的工匠似乎有意强调对蜀郡样式的模仿。在用色上，蜀郡漆盘内壁绘制的兽纹比“供工”作品要丰富得多，外壁的云气纹也更生动流畅。蜀郡工官的产品因不直接进奉[28]，在样式创新上，也许有较多的自由发挥，而中央工官可能受御用规范的限制，因此装饰略显板滞单调。
 

注释：

[1]《后汉书》卷5《安帝纪》，第208 页。
[2]（ 日）梅原末治：《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京都：桑名文星堂刊行，1943。其它发掘报告见关野贞：乐浪郡时代の遗迹，（京城）朝鲜总督府, 1925-1927 年。原田淑人、田
泽金吾：《乐浪》， 东京帝国大学 文学部，1930。Harada Yohito原田淑人, Rakurō 乐浪, Tōkyō: Tōkō-Shoin, 1930.
[3]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59.1。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文物》，1991.10。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102 号西汉墓”，《考古》，2000.4。开封市文物管理处：“河南杞县许村岗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2000.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州市芝山区文物管理所：“湖南永州市鹞子岭二号西汉墓”，《考古》，2001.4。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12。
[4] 周世荣：“汉代漆器铭文‘ ?工考’”，《考古》，2004.1。王世襄：“中国古代漆工杂述”，《文物》，1979.3。何豪亮：“汉代漆器‘ ’工再说”，《中国生漆》，2008.1。陈振裕：“战国秦汉漆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7，第342-369 页。

[5] 王仲殊：“汉代的漆器”，《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 北京，1984， 第43-53 页；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文物出版社，北京，2006，第73-75 页。
[6] 孙机：“关于汉代漆器的几个问题”，《文物》，2004.12。
[7] Michele Pirazzoli-t’Sersteven, Workshops,Patronage and Princely Collections, During the Han Period, 《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文集·器物（下）》，台北故宫博物院，1991,pp.415-429.
[8]Anthony J. Barbieri-Low, The organization of Imperil Workshop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1, pp.333-334.
[9] 王仲殊：《汉代的漆器》，《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北京，1984，第43-53 页。
[10《] 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第七》，第731-732页。
[11]“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千二百黍实其龠，合之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汉书》卷21《律历制》，第23 页。
[12]“一升十六钥”字铭参见武威“绥和元年”铭耳杯、湖南永州市鹞子岭 M2“元延四年”铭耳杯等，见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1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永州市鹞子岭二号西汉墓”，《考古》，2001.4。
[13] 石岩里阳朔二年扁壶。见《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第10 页。
[14] 傅举有：“中国漆器金银装饰工艺之三，金银釦漆器”，《紫禁城》，2007.7，第162-172 页。
[15] 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北京，1990，第31 页。
[16]《后汉书》志第八《祭祀中》，第3178 页。
[17]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文物》，1991.10。
[18] 见《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第15 页。
[19] 朱德熙、裘锡圭：“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文物》，1973.12。
[20]“ 臣尝从之东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非当所以赐臣下也。”这里“东宫”指太子。《汉书》卷72《贡禹传》，第3070 页。
[21]《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北京，1981，第16-19 页。
[22]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北京，1978，第69-70 页。
[23] 俞伟超：“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北京，1985，第146-151 页。
[24] 马王堆一号汉墓简一八九， 简二〇五， 简二〇六。117 号、127 号平盘尺寸见第95 页，器物登记表，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北京，1973，第144-146 页。
[25] 江苏盐城西汉墓出土的一件漆盘，盘内底所绘漩涡三兽的中央有“大官”二字，文字与花纹组合在一起，并非制成以后添写。孙机认为这种图案在宫廷进御的漆器上亦通用，因此可以推论这件三兽纹漆盘为特殊订制的产品，与前例中的两件邗江供工三兽纹漆盘纹饰完全相同，这件漆盘有可能也是工官产品，仅未列铭文。
[26] 另一件为“乘舆髹蜀画纻黄金涂釦盘，容一升，初始元年，供工服造，守令史臣并。掾臣庆主，右丞臣参，令臣就省。”《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第21-39 页。
[27] 町田章将蜀郡工官漆器分为三期，他认为典型的“蜀画”风格从早期马王堆漆器基础上发展而来，这一时期装饰比较多元化。（日）町田章：“漆器”，《汉代の美术》，大阪市立美术馆编，Tōkyō: 平凡社，1974，第211-224 页。
[28] 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