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公共艺术中物质材料的文化属性

公共艺术，简而言之是指由艺术家为具有开放的、公开特质的、有公众自由参与和认同的某个既定的特殊公共空间所做的艺术创作与相应的环境设计。它通过作品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体现着人们对于自己城市地域的认同感以及对生存环境的思考。在现代城市的建设中，公共艺术作品已越来越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作为一个社会环境的标志和象征公共艺术作品所蕴含的人文思想和城市精神。公共艺术在积极的意义上表达了当地身份特征与文化价值观，它所呈现的是一种当代文化的形态。这其中，构成公共艺术作品的媒介材料在诠释作品观念和精神指向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现代公共艺术作品中，艺术家对于材料的关注和倚重达到相当深刻的程度，这不仅说明了艺术家自身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创作观念的转变，同时也凸显出物质材料在现时语境中所具有的文化质感。自然的物质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催生文化与文明。当今天的人们迷恋和陶醉于自身精神世界的时候，其实物质对于我们心灵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在工业文明、科学技术乃至文化艺术的推衍中无不体现着对于物质材料的倚重和依赖。在文化体系的认定中，精神与物质被认为属于两个范畴的指向，与精神文化比较而言，物质文化从物的功能特性和社会语义方面都具有本身的特定文化定义，物质文化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物质材料的作用正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这已成为人们较为普遍的共识。在有关人类文化的历史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我们生活中精神文化层面的文化产品如设计作品与公共艺术中的媒介载体，物质材料与艺术设计作品始终保持密不可分的相伴相生的关系，只是由于艺术设计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和人文魅力引人注目，就使得物性变得悄然无声，含而不露。事实上，当文化艺术的影响显现于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不断丰富和改变着人类的文化蓝图的同时，物质材料在社会文化中的角色亦发生了深刻的演化。20 世纪初，现代社会文化面貌的形成以及现代主义思潮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使得物质材料与社会文化、公共艺术的关系发生了质变，伴随着工业文明与现代科技发展，在我们充分享受着由于物质极大丰富所带来的快意的同时，也感受到因物质对文化常态的碰撞和对形而上的渗入所带来的精神冲击。
罗克西•潘恩（Roxy Paine）是20 世纪60 年代出生的美国当代艺术家，其公共艺术作品使他受到广泛关注并在当代艺术中产生很大影响，不同类型和形式的作品构成了他代表作的主体，在罗克西•潘恩的公共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创作里对物质材料的利用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及物质与材料在当代公共艺术中的角色转换。其中，1999 年开始进行的公共艺术项目：金属树木（以不锈钢工业管道构成的树状结构不锈钢雕塑）集中反映了一个核心的问题——人、物质、技术在自然生态循环系统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作品以装置的形式安放在室外公共空间，在昭示自然世界的平衡被人为打破的同时，亦引发我们对于生存环境不可预见、无序演变的思考和忧虑！罗克西•潘恩选择了不同树种的混合体（包括橡木、榉木等不同物种的特征）用不同口径、不同长短的不锈钢管焊接而成，放置在瑞典森林，与真实、自然的树木植物同处一境，作为创意的延伸，潘恩在2002 年惠特尼双年展的主打作品是一棵50 英尺高度的不锈钢树，安置于纽约中央公园。作品首先告诉我们：理想的花园最终体现出的人工性质，原来贫困、落后的居住区和大片沼泽地在人类雕琢加工后打造成为一个可信的、可复制的自然景观。这也正是我们生活现状的真实写照。不锈钢树雕以艺术的名义与环境融合，使周围的森林和景观都成为这个环境艺术作品的一部分并被观众接纳。至此，这并不是作品的真实意图和全部意义，在金属树木强行植入自然环境的那一刻起，我们感受到突兀、紧张，看似和平共处，但正是这种相安无事的表象下，蔓延着科技文明对自然生态的侵略。每年随着春天的到来，公园茂盛的树木郁郁葱葱，开花植物缤纷绽放，而不锈钢树也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生机勃勃、鲜活翠绿的自然环境面对着死寂无声、冰冷坚硬的金属材料，这种有机植物与既冷又重的不锈钢工业材料的对峙令人陌生和担心，并引出一个悖论：一棵没有生命的死树，无视时间的流逝和生命周期的征候，坚韧而冷酷，金属材料的特性使它能够拖垮身边自然的生命之树而永远地“生”存下去。不可调和的异质材料的元素组合为我们模拟出一个另类逻辑关系的现实，潘恩通过作品中所蓄意体现的矛盾唤起观众对深层问题的关注，对现实提出疑问，作品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观念艺术家对于当下语境中物质材料和文化精神可能产生更多、更深刻的关联的思考。
2009 年秋季正式对游人开放的柏林新博物馆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今天对于物质材料的文化阅读提供了实例。柏林新博物馆（Neues Museum）始建于1841 年，为新古典主义风格，博物馆曾是19 世纪德国博物馆建筑设计中的典型代表。二战期间，新博物馆遭遇炸弹袭击而大面积损毁，只剩下外墙的新博物馆在无奈进入长达70 年的休眠之后，由英国建筑师戴维•奇珀尔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负责修缮工程，历时10 年。新博物馆如涅槃凤凰从战争废墟里浴火重生。需要强调的是，人类的历史文化决定着今天公共艺术的特质，柏林新博物馆在经过艺术家别出心裁的设计修整后，已经具有了公共艺术的特征，公共空间的物理性、社会性、象征性在新博物馆找到了对应，共同构成了作为公共艺术的外部存在方式。博物馆的改造者奇珀尔菲尔德在谈到他的创意时说：他的翻新理念并不是复制所有细节，而是恢复原有大体框架。他在修复博物馆部分结构时使用了砖和混凝土，但更多的还是力争去重新使用那些当年被炸碎的残料，包括一些石柱断料和仿古埃及彩绘天花板等。奇珀尔菲尔德力排众议，没有采纳公众倡议的对该建筑进行全面维修，绝不保留任何战争痕迹的方案。他没有将原博物馆的残缺材料完全清理掉，而是让战争的痕迹通过材料的形式和新博物馆融合在一起，并保持原样——白色的现代化的楼梯紧靠着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弹痕的旧砖墙；当年的圆柱仍然有火烧过的印迹；在天花板和墙壁上，“新古典主义”的镶嵌和仿埃及壁画，都能看到剥落的痕迹。其结果令人着迷、信服，最终得到了民众的认同。这里传达出一个信息，柏林新博物馆的改造在原有建筑样式不变的原则下，其翻建材料的选择成为关键节点。艺术家为柏林新博物馆修复所选择的材料既有现代新型建筑材料，同时也保留了原有建筑材料（包括残料、断料等），将不同历史背景和语境中的材料并置同一个“界面”，其意义早已超出了对博物馆的物理性修复，而是在保留了历史记忆的同时，赋予作品更为深刻的意义，并引发了我们对作品的深层解读。（图1-4）

不同时代的材料记录了不同的历史沉淀，各个时期片断的对接也连贯起了历史轨迹，演绎了人类文化的进化。将被战争磨蚀的材料残片放置在现代风格的设计中，反映了德国民众正视过去对战争深刻反省的态度。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理想环境模式。而理想环境模式的形成与特定民族和文化的生态经验密不可分。艺术家既忠于历史又融入现代风格的创作理念和民众对博物馆新旧材料交替所形成的景观结构的接受，显示出德国民族在自然生态系统中铸成的文化特质，作为具有创造性思维的艺术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所在国家、社会、民族的特殊文化观念、思维定式的影响，与此同时，公共艺术作为多样介质构成的艺术性景观反过来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造人类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模式。它们决定了民众的社会心理特征和生活方式以及公民意识。柏林新博物馆以公共艺术的身份介入到城市生态文化经验中。新旧材料共同存在，与观众互动，衍生出特定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从众多当代公共艺术作品中，我们对物质文化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物质不仅仅只是从者的身份，只是被观看和利用，而是开始以某种方式“回视”着观看者，且具有自己的话语权，作品拉近了人类与物质的精神关联。正如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所言：巨大的革新必将改变各种艺术的所有技术，并以此影响创意本身，最终或许还会魔术般地改变艺术概念。在当今时代，大众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大众强调希望事物在空间上和人性上更为“贴近”。观众在与更为熟悉、更为亲和的物质媒介材料的互动交流中，进行观照和体验，对作品的意义会有着不同以往的感知方式，从而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其意义在于，当对象从一个文化媒介被转移到另一个文化媒介之时，显现的性质就取得新的价值。材料的奥妙在于，在一个场合中是形式，在另一个场合中却是意义，它迫使观者超脱于对作品的简单意义接受的被迫理解状态，而进入了主动参与的多元理解，这种解读品味艺术品方式的变化也是使物质材料在当代艺术语境中被赋予更多文化与精神特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类的公共环境是一个社会群体部落为形象的活动舞台，是一个与地貌、人种、文脉、生态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类生存环境。公共艺术更多地从材料的角度来考虑和对待公共环境设计，使它能够融汇、植入到作品之中，进而影响或改变了所在地域的景观，由于突出某些特质而唤起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与认识，对物质材料所蕴含的文化属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利用将使公共艺术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在塑造城市的面貌并赋予新的独特文化性格方面发挥其独到的作用，深刻并持续地影响着公众的精神状态与对周遭世界的认知。
 

参考文献：
[1]（ 德）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李伟、郭东译，重庆出版社，2006。
[2] Eleanor Heartney,R o x y P a i n e , B r i t i s hLibrary,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