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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晚明”牙雕断代的再认识——以圣母子和送子观音像为例

  • Update:2013-03-11
  • 董丽慧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2013年第2期
内容摘要
本文以“圣母子”和“送子观音”图像在中国的出现和相互影响为例,结合基督教在华前三次大规模传播的历史,试图以基督教图像在中国的传播和演变为切入点,论证目前存世的所谓“晚明”在托钵修会和耶稣会影响下的基督教题材牙雕,应当早在这些晚明传教士入华之前就已经被生产出来,很有可能是在元代方济各会的影响下生产的,从而将目前存世的一部分所谓“晚明”牙雕的断代提前。

 16 世纪晚期开始,牙雕生产在福建省发展起来,尤其是在福建沿海的漳州。福建政府在漳州设置了外贸管理机构,一方面起到了限制其他地区海上贸易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保障了漳州外贸通商的合法性。从漳州到当时的西属马尼拉只需八天航程,交通十分便捷。作为当时中国对外的贸易中心,漳州在16 世纪中国的商贸地位大致可相当于20 世纪的香港。[1] 福建牙雕的影响深远,在明清时期,被称作“福建风格”的牙雕产业随后分别以广东、北京、上海、厦门等地为中心广泛建立起来。[2] 鉴于对海外目标客户群体的定位,大部分出口牙雕都明显以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图像为范本,“圣母像”是些“福建风格”牙雕作品的常见题材。美国学者吉尔曼(Derek Gillman)则认为,这些牙雕作品仍带有很强的线描感,其原因大概是受到了木版画的影响。[3] 可见,本土工艺的传统仍深深影响着这些外销牙雕作品。于是,在外国人看来,这些“中国制造”的牙雕作品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而在中国人看来,这些牙雕又为迎合外国人的口味而“洋气”十足。
在这些“亦中亦洋”的牙雕作品中,“圣母子像”和“送子观音像”是比较常见的题材,二者的图像也往往十分相似。(图1、2)葡籍多明我会会士克路士(Gaspar da Cruz)在1556 年冬天曾游历到中国南部,他怀疑中国的送子观音像实乃基督教的圣母子像,由传说中向东方传教的圣多马(St. Thomas)及古基督徒所制,因而猜测中国古代可能有基督教存在。[4] 许多学者同意这一观点,即中国的送子观音信仰实际上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5],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观音怀抱婴儿的图像,直到明朝才开始出现,而大量关于观音送子神迹的经文也都出现在晚明以后。[6]

1. 圣母子 牙雕


2. 送子观音 牙雕


3. 扬州出土基督教墓碑(局部:圣母子)


4. 扬州出土基督教墓碑

自六朝以来,观音菩萨这一神祇就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观音信仰逐渐在中国流行开来。但观音早期图像均被描绘为男性形象,直到宋朝以后,男性观音才逐渐被女性观音图像所取代。观音信仰研究专家于淳芳提出“为什么观音菩萨只有在中国才经历了性别转换”,并给出她的回答:“这是一个永远得不到满意答案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我们至少需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与中国文化和宗教有关。第二个因素与观音的‘历史’在佛教典籍中的匮乏相关。也许正因为缺乏一个完整的观音神话,使得在中国创造出新的神话成为可能。这些关于观音的神话,正是根据中国人关于神祇的理解创造出来的,因此能够满足中国人对宗教的需求。”[7] 而学者帕尔默(Martin Palmer)则认为,观音形象在华女性化的现象应当与基督教传入中国有关:“在观音菩萨的性别发生变化的时期,除了基督教的圣母,并没有其他女性神祇(尤其是抱着孩子的女神)曾出现在中国。这就足以说明,在将男性观音变成一个慈悲的、仁爱的、美丽的女神这一创举中,基督教入华所带去的圣母像,与佛教神学的贡献不相上下。”[8] 虽然帕尔默的论点并没有考虑中国传统中实际存在的其他女神(比如,早在两汉时期就已流行于民间的西王母),但她的确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毕竟,在845 年的宗教迫害运动中,中国早期基督教很可能并没有被根除,而对圣母的崇拜可能以对佛教神祇的崇拜秘密流传下来,进而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促成了男性观音向女神形象的最终转变。这一观点也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比如,苏帕(Alexander
Coburn Soper)以“观世音”一词最早被写作“光世音”为例指出,在早期入华的基督教典籍中,“光”这一符号与上帝紧密联系在一起,早期观音信仰的形成应当受到了传入中国的早期基督教(景教)影响。[9]
而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圣母像实物出现在扬州出土的一个意大利人的墓碑上。(图3)墓碑上的拉丁铭文表明,墓主人是多米尼克·德·维龙尼斯爵士(Sir Dominico de Vilionis)的女儿卡特琳娜(Katerina),她死于1342 年6月。[10] 就在卡特琳娜死前的半个世纪中,关于中国和亚洲的游记《马可·波罗行纪》(1296 年)在意大利出版并风靡欧洲,引发了欧洲人对于神秘东方的狂热向往。同时,也是在13 世纪末(1294 年),意大利方济各修士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来到了元大都(汗八里,今北京),成功地获得了元世祖忽必烈的传教许可,还获准在离皇宫相当近的地方修建起了教堂。1307 年孟高维诺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的总主教,从此,直到元朝末年,基督教在中国繁荣了60 年[11],被称为继唐朝的“景教”至此,基督教终于在中国得到了合法地位,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也不再是令人害怕的异教国家。西方传教士和东方使臣们携带着书信和礼物,在中国与欧洲大陆上以及阿拉伯海、印度洋上和南海海面上穿梭不绝。
这块刻有圣母像的1342 年墓碑在1952 年出土于扬州旧城墙的南门附近,出土之前,这块墓碑很可能被用作城墙的一块承重石。[12] 圣母子的图像刻于墓碑顶端,下方是圣凯瑟琳的殉道图和拉丁铭文。(图4)单就墓碑顶端着长袍端坐的圣母像而言,胡天龙神父(FrancisA. Rouleau)认为,这件坐器具有“典型的中国风格”[13]。另外,学者阿尔诺德(Lauren Arnold)指出这幅圣母图从中国本土的观音图像中借鉴了许多微妙的细节,比如,圣母玛利亚背后的头光就很容易让人将这位女神与中国的水月观音联系起来。阿尔诺德更进一步推测,这幅扬州出土的圣母图像实际上很有可能影响了中国观音图像的演化,尤其是对送子观音可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14]
如果这些早期基督教的影响成立的话,那么,就有可能颠覆我们对送子观音和圣母子牙雕作品制作年代的判定。事实上,在16 世纪欧洲传教士入华之前,福建就存在着一个雕刻偶像的传统[15],然而,至今却鲜有断代为宋元时期的牙雕作品流传下来,有学者认为,这是十分不正常的现象。[16] 毕竟,碳十四检测技术只能断定象牙的年代,而对牙雕作品的断代,并没有准确的科学依据。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所谓“晚明”在托钵修会和耶稣会影响下的基督教题材牙雕,实际上应当早在这些传教士16 世纪后期入华之前就已经被生产出来,很有可能是在元代方济各会的影响下生产的。[17]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方济各会士和欧洲商人开始进入蒙元王朝的时候,欧洲正笼罩在一片“圣母崇拜”的宗教热情之中,12、13 世纪西欧“几乎所有教堂”都是献给圣母玛利亚的。[18] 为了满足这一新兴的宗教需求,大量关于“圣母子”的壁画、雕塑、架上绘画及工艺美术品应运而生。而这一宗教热潮也随方济各会士传入了中国,出土于扬州的元代意大利墓碑就是这一时期“圣母崇拜”的实例。既然“圣母崇拜”现象自13 世纪之后就一直影响着欧洲,并早在蒙元时期就随方济各会士传入中国,那么,有理由相信,中国制作的用于外销的“圣母子”或“送子观音”牙雕,很可能也是在这一宗教需求下生产出来的。
无独有偶,1561 年12 月,在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路易士·弗罗依斯(Luis Frois)曾收到一位1549-1553 年间在明朝沦为阶下囚的“葡萄牙贵族”的“惊人报告”[19],报告中称,这位葡萄牙贵族曾在中国南部见到当地工匠制作成套的、符合当时欧洲流行的样式主义风格的基督教工艺品,用以满足海外市场对基督教工艺品的需求。[20] 可见,至迟到明嘉靖年间,在中国的领土上,就已存在着一个制作外销基督教艺术品的手工艺群体,而且他们的作品在天主教世界应当有着良好的销量。[21]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早在16 世纪后期耶稣会传教士打开中国传教大门之前,就已经有基督教题材的工艺品在中国的土地上批量生产了。
此外,“圣母子”和“送子观音”图像在日本禁教期间的使用,可能会给我们提供另一条线索。17 世纪初,日本德川幕府禁教并颁布“锁国”政策以后,被称为“隐切支丹”(Kakure Kirishitan)的一批隐匿信仰的日本基督徒,往往选择供奉“送子观音”像以替代他们心中膜拜的“圣母子”,因此,在日本工艺美术史上,留下了一批被称作“玛利亚观音(Maria Kannon)”的塑像[22],其中,不乏从中国进口的瓷塑。[23] 那么,自14 世纪后期,蒙元王朝支持的方济各会士被赶出明王朝以来,是否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中国基督徒将他们的信仰隐藏在佛教观音图像之中,并由此发展出了独特的“送子”观音这一图像模式?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从14 世纪以后从未间断过。当16 世纪欧洲传教士再度入华时,他们重新激活了这些经由元朝方济各会士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已经埋藏在中国本土文化(比如送子观音信仰)中、被中国人视为己出的外来因素。于是,当东方和西方相遇,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当16 世纪的欧洲传教士看到中国本土的送子观音时,他们欣喜地将其理解为早期基督教遗留在中国的圣像;而当中国人看到欧洲人带来的圣母子图像时,他们乐于相信,本土的送子观音也广受欧洲人的尊崇。正是在这样双重误解的背景下,圣母子和送子观音的牙雕被大量生产出来:用流苏取代十字架、去掉婴儿手中的鸽子、增加高领或佛教的拱形披巾,圣母的形象就被巧妙地变成了送子观音。[24]

注释:
[ 1 ] R e g a l a d o T r o t a Jose, Images of Faith:Religious Ivory Carvingsfrom the Philippines(Pasadena: Pacific AsiaMuseum, 1990), p12;Williams Watson, ed.,Chinese Ivories fromthe Shang to the Qing(London: The OrientalCeramic Society, 1984),p35.
[2] 虽然广东也有可能是中国第一个牙雕出口中心( 客户群是澳门的葡萄牙人),但对此并无记录。WilliamsWatson, ed., ChineseIvories from the Shangto the Qing (London:The Oriental CeramicSociety, 1984), pp35-36; Berthold Laufer,Ivory in China (Chicago:F i e l d M u s e u m o fNatural History, 1925),p77.
[3]Williams Wat s on,ed., Chinese Ivoriesf r o m t h e S h a n g t ot h e Q i n g ( L o n d o n :The Oriental CeramicSociety, 1984), p35.
[4] 同[3], p41. (英)博克塞编著:《十六世纪中国南部纪行》,何高济译,中华书局,北京,1998,第150 页。
[5] 同[3], note 28.
[6]Yü, Chün-fang,“ ASutra Promoting theWhite-robed Guanyina s G i v e r o f S o n s”,in Religions of Chinai n P r a c t i c e , D o n a l dLopez ed. (Princeton:Princeton UP, 1996),p81.
[7] Y ü C h ü n - f a n g ,Kuan-yin: the Chinese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o fA v a l o k i t e s ? v a r a(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2001),p15.
[ 8 ] M a r t i n P a l m e r ,T h e J e s u s S u t r a s :R e d i s c o v e r i n g t h eLost Scrolls of TaoistChristianity (New York:Ballantine Wellspring,2001), p244.
[9]Alexander CoburnS o p e r , L i t e r a r yE v i d e n c e f o r E a r l yBuddhist Art in China(Ascona: Artibus Asiae,1959), p159.
[10] L a u r e n A r n o l d ,P r i n c e l y G i f t s a n dPapal Treasures: theFranciscan Mission toChina and Its Influenceo n t h e A r t o f t h eWest, 1250-1350 (SanFrancisco: DesiderataPress, 1999), p138.
[11](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3,第27 页。
[12] 夏鼐:“ 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考古》,1979.6,第532 页。
[13]Francis A. Rouleau,“ The Yangchow LatinTombstone as a Landmark of Medieval Christianityin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7(1954): p359.
[14] Lauren Arnold, P rincely Gifts and P apalTreasures: the Franciscan Mission to China and ItsInfluence on the Art of the West, 1250-1350 (SanFrancisco: Desiderata Press, 1999), pp140-141.
[15]Williams Watson, ed., Chinese Ivories from theShang to the Qing (London: The Oriental CeramicSociety, 1984), p46.
[16] Lauren Arnold, P rincely Gifts and P apalTreasures: the Franciscan Mission to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Art of the West, 1250-1350 (San Francisco: Desiderata Press, 1999), p151.
[17] 同[16]。
[18]Zsolt Aradi, Shrines to Our Lady around the World (Farrar, Straus and Young, 1954), p27.
[19] 见弗罗依斯给冈萨雷斯· 瓦兹(Gonzalez Vaz)的信。Roman Malek, ed., The Chinese faceof Jesus Christ,vol.2 (Sankt Augustin, Germany: Jointly published by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and China-Zentrum, 2003), p395. 这位“葡萄牙贵族”被俘时间及经过详见:(英)博克塞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纪行》,何高济译,中华书局,北京,1998,前言,第31 页。
[20] 同[19],p396, note 2.
[21] 同[19],p397.
[22] 关于“隐切支丹”对“玛利亚观音”图像的伪装,见 Christal Whelan,“ Religion Concealed: theKakure Kirishitan on Narushima”, in MonumentaNipponica, Vol. 47 (1992): p371.
[23] 关于中国白瓷圣母像经由日本人带到欧洲,见(英)唐·纳利:《中国白:福建德化瓷》,吴龙清译,福建美术出版社,福州,2006,第71 页。
[24]Williams Watson, ed., Chinese Ivories from theShang to the Qing (London: The Oriental CeramicSociety, 1984),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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