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窑文化彩陶十字圆圈纹含义新解

十字圆圈纹是马家窑彩陶纹饰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符号，其成熟形式是⊕ ⊕，它们在半山和马厂型彩陶中反复出现，但学术界对它的解读并不充分。本文将综合民族学、人类学等材料对其予以重新解读。

我们先从图1-1 上的图像着手解读。该图中女性浮雕头像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表明该圆圈是一个象征符号。图1-2、1-4 的十字圆圈是图1-1的初级形式，正确阐释图1-2、1-4 是理解十字形纹含义的前提。

图1-1.采自Jessica Rawson, 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 ,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6.

图1-2.采自Luisa G.Huber, The Traditions of Chinese Neolithic Pottery ,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53).

图1-3. 采自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乐都县脑庄发现马家窑类型墓”，《考古》，1975.6， 第554 页。

图1-4. 采自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兰州马家窑和马厂类型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75.6。

在图1-2、1-4 中，卵点十字纹圆圈位于陶盆的底部中心，似一个盆底的圆孔。在西安半坡及甘肃秦安大地湾的瓮棺葬里，“盖在瓮棺上的陶钵或陶盆底部都有小孔，可能就是灵魂出入的通路。这种现象在法国、英国、克里亚、高加索、巴基斯坦、瑞典的巨石建筑的墓中也有出现，在这些墓的入口的地方，常凿一个方形或圆形的小孔，一般认（为）是供灵魂出入的。”[1] 与此类似，陕西姜寨一期出土的一些瓮棺葬具的盖上也凿有1.5 厘米至2 厘米的孔径圆形孔。[2] 马家窑文化彩陶器物底部的圆圈纹很有可能是瓮棺中圆孔陶钵的图像化和视觉化，但在生死观念的表达上更复杂。青海柳湾马厂型墓葬中出土了一个陶盆，部分地印证了此种想法。一般的陶盆将圆圈绘在盆底内的中心，该盆则盆底的外部中心处，镂刻一个十字，十字的交叉处镂刻圆点。（图2-2）这种独特的方式似乎透露了特殊的信息，即它可能和灵魂的出入和通道有关。

图2-1. 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出土。

图2-2. 采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青海柳湾》（下），文物出版社， 北京，1984，图版一六一。

图2-3. 采自《青海柳湾》（下），文物出版社，北京，1984，图版三八。

从考古报告看，在瓮棺棺具上钻孔，只用于夭折的婴孩葬俗。这似乎表明那些早逝的生命要归于它的起源。在中国汉族许多地方的民间信仰中，早夭的婴孩会很快投胎转世，他们一般被直接掩埋，勿须葬仪和法事超度。成年人的丧葬则不然，超度仪式必不可少。萨满教盛行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也保留了一些古老的灵魂观。他们认为不是所有人的灵魂都能返回神灵世界，只有那些“还没有来得及长大成人的婴儿灵魂会返回到创造它的乌麦神那里重新转生。”[3] 在半坡和姜寨的瓮棺葬里，基本无葬品，这或许同上述观念有关。

从埋葬习俗看， 半坡、姜寨和马家窑文化在灵魂转世与重生观念上有所不同。马家窑的儿童墓葬采用了同成人一样的木棺葬，且有丰富的随葬品出土。墓葬中出土的那些彩陶器具底部所绘的圆圈纹，它作为瓮棺葬葬具上的圆孔及其功能的替代品，已经扩大到成人的丧葬仪式，这表明重生转世的生死观和宇宙观已经广泛渗透进马家窑文化。圆圈是“蛙神”的象征 ，生命和灵魂都居住于此。圆圈中心的卵点是蛙卵，它是生命的象征，这里既是生命的起点，也是生命的终点，即生命生于斯，死后亦归于斯，生命就如此在蛙腹中循环往复。

那些充满神秘的十字或双十字交叉形是什么意思呢？十字圆圈更为精密地表达了生死循环及生命繁衍不息的观念。

澳大利亚中西部的瓦尔比利（walbili） 土著部落有一种叫做Dreaming 的仪式，该仪式旨在唤醒死去的祖先从另一个世界来到现世。他们画一个圆圈（有时是螺旋形圆圈），圆圈中心再画一个小圆洞，一条直路（straight path）通达圆圈( 图3)，该图被称为格鲁瓦里（guruwari）。圆圈是母亲的象征，也是营地（camp）的象征，圆洞是祖先所在之地，也是小孩生出之地，故它是生命之源。中心的圆洞是生与死的源头和归宿，“═”是生死往来的通道。[4] 正如Nancy.D.Munn 所言：“我们可以将圆圈和线视为‘过去’和‘现在’之关系的空间模式。”[5] 瓦尔比利人的圆圈图画格鲁瓦里（guruwari）表现了一种生与死、过去与现在、“进”（going in）与“出”（coming out）、“外部”与“中心”等二元对立的思维，又通过直线连接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死人世界），两个事件（生与死），两个时间（过去和现在），使二者能够在这个时空的通道中自由转换和循环。澳大利亚西北部的一些土著则以另一种表达方式传承着相似的思维，他们认为，生命及生命力都源于蛇，人类的祖先、雨水、灵魂（wondjina）以及植物、动物都产生于蛇。死后又返回到蛇的身体。[6]

图3. from Primitive Art and Society, edited by Anthony Forge, Oxford University 1973, P212.

中国古代时期的诸多习俗和原始信仰多消弭于历史的长河中，但亦存在类似于澳大利亚土著的以“道路”（path）作为生命往来之通道的现象，彝族的文化传统还保留了一些相似的宇宙观。彝族人认为他们的祖先在北方，人死后返回到祖先生活的地方。在他们制作的用于送祖灵升天的旗帜“纳觉额”上，综合了“十”和“卍”两种纹样，“在彝族先民的观念中，宇宙是静与动的结合。由西东（左右）‘—’和北南（上下）‘|’交叉表示的宇宙四方‘十’也就是宇宙天体本身。”[7] 在葬仪中，它具有引导、保护祖灵升天的功能。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将“十”画在小孩的额头上，祈求平安健康。[8] 学术界一般认为，彝族是氐羌族的后裔，马家窑文化则是羌人的文化遗存，彝族对这种符号的运用是否系马家窑文化的遗风，值得探讨。这表明，“十”字之所以成为巫术意义的符号，或许同其属于祖先灵魂往返的通道有关，使用此符号，能得到祖先及时的庇护。

在图2-1 中，在十字路的四角，各刻画一个蛙纹，其头部都指向十字的中心。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中，有的圆圈中不是一个十字架，而是两条垂直相交的“路”，交叉处是一个黑色的卵点，卵点是生命的象征，它既是生命的起点，也是生命的终点。“十”是通达四方的道路，即四方的道路都通达生命的起点和终点。一些学者认为，半坡和姜寨时期，人们已经形成了以日落定西方的观念。[9] 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时期的墓葬方向大多数为脚南头北向，表明马家窑时期的先民已经形成了四方观念。在先秦时期屈原的《招魂》中，巫阳是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召唤灵魂回到屈原所认作中心的楚国。《说文解字》释“十”云：“—为东西，| 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10] 金文的“巫”写作，它极有可能是由“十”演化而来，从图1-3 即可见一斑，“十”字的四个端点分别是一个蛙卵，意味着生命的交通往来。“巫”的本义是“与神灵相沟通的人”，金文或系巫师的法器。“巫”“卍”一音之转，而从形式上看，马家窑的“卍”是由“十”字演化而成。

十字圆圈符号也曾广泛流行于明代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墓葬仪式中。1978年，宜宾珙县曾发现了许多“僰（bo）人”悬棺岩画。僰人岩画中有很多⊕或⊕符号（图4），这些符号和图1-1 的十字圈纹极为相似。除此之外，另有许多圆圈或呈花瓣状，或呈放射状。这些图案无比神秘，有的学者认为它们象征太阳或车轮，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它们是僰人铜鼓的象征。文献记载川南的“僰人”在明代被称为“都掌蛮”，尚骑射，好铜鼓。铜鼓是财富、权力的象征。《蜀中广记》引《珙县志》：“铜鼓，如筒，高一尺，腰有四耳备悬，上下以花鸟，一面临造，间有四蟆者，面中花瓣十二。”这种铜鼓至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如彝族、壮族、布依族等民族中广为使用。据考古学家推测，春秋早期，这种铜鼓发源于云南中部。其一般特征是鼓面中心突出一个“太阳纹”，以十二芒为多，鼓面边沿常有立体青蛙装饰，以四只为常见。笔者认为，宜宾的悬棺岩画中，呈放射状或“花瓣样”，或五角星样的圆圈，是铜鼓鼓面“太阳纹”的写照。至于众多的⊕或⊕符号，笔者认为另有所指。

图4. 采自“四川珙县‘僰人’ 悬棺及岩画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1978.2， 文物出版社，第188 页。

据考古发掘及传世铜鼓，“四芒”铜鼓极其少见，而在珙县悬棺岩画中，十字圆圈纹比“太阳芒”纹等圆圈纹样要多得多，且小得多。广西左江岩画也发现了大量五芒以上的象征铜鼓的太阳纹，十字形四芒纹较少见，但其大小尺度及摆放位置同前者无别，可以肯定它们就是四芒铜鼓的象征。从逻辑上说，珙县岩画中的⊕符号不太可能是“四芒铜鼓”。在图4-2 中，一个蛙形的马厩上，画有一个⊕符号，如果它是铜鼓，为什么将其画在马厩上呢？中华民族有贴春联、剪纸的习俗。除此以外，也在羊圈、猪圈和牛圈等蓄养牲畜的地方贴上“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膘肥体壮”等寓意丰收丰产的字句。珙县岩画马厩上的“ ⊕”符号，大概就是一个巫术符号，它最初意味着人死后回到生命的源头，以待重生，象征生命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又进一步衍化为祈福、祷告丰收的符号。至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宜宾的僰人将马厩画成蛙形，并饰以“⊕”符号。

明代西南的僰人同马家窑文化是否存在某种渊源呢？根据考古学及民族学资料，我们基本可以作出肯定判断，详细的论证尚需专文探讨。

结论

十字圆圈纹表现了马家窑文化独特的宇宙观和生命观。“十”字是道路的象征，是灵魂、生命往来的通道。十字圆圈纹是现实世界和神灵（魂灵）世界相互连接、沟通的方式和渠道。“卵点十字”中的黑色卵点是生命的象征，它既是生命的起点，也是生命的终点。十字圆圈纹最后简化为⊕符号，成为庇护生命、繁殖丰收的象征符号。

喻仲文 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注释：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社会的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北京，1963，第220 页。

[2]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时期时代遗址报告》（上），文物出版社，北京，1988，第65 页。

[3] 孟慧英：“萨满教的灵魂观念”，《青海社会科学》，1999.4。

[4] Nancy.D.Munn, The Spacial Presentation of Cosmic Order in Walbri Inconograph , Primitive Art and Society, Edited b y A n t h o n y F o r g 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93-220.

[5] 同[4]，p214.

[6] Luis Pericot-Garcia & J o h n G a l l a o w a y , Prehistoric and Primitive Art , Harry N.Abams Inc. 1967, p282.

[7] 朱炳祥、普珍：“ 太阳循环与八角星和卐字符号”，《云南社会科学》2001.5。

[8] 同[7]。

[9] 卢央、邵望平：“考古遗存中所反映的史前天文知识”，载《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北京，1989，第9 页。

[10]（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北京，1963，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