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保护的得与失

北京传统工艺美术是北京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北京地域文化的独特标记，它曾经和北京“数十万人民生计及这个城市的历史荣枯息息相关”[1]，成为无法抹去的文化记忆，在20 世纪经历了数度沉浮，其得以传承、绵延至今，与来自政府、工艺美术行业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保护密不可分，所取得的成绩与经验值得考量。

一

20 世纪各个阶段官方对工艺美术行业曾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清末农工商部工艺局、新中国建立的北京特种工艺品公司、北京工艺美术品总公司等机构，都曾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扶持，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艺美术行业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格外重视，主要体现在首先保护艺人，进而保护技艺、保护行业。

清末，邮传部尚书陈璧开设的北京工艺局及相关机构曾招募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工匠组织生产，这使得各工艺门类的工匠们在自身生存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维系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生存。清政府农工商部工艺局在这方面也付诸努力，延请原在宫廷造办处服役的工匠及沈寿这样的刺绣名手担任教习。1928年，北平特别政府在北平总工会的呈请下，组织教育委员会在北平燕京地毯工会、北平印刷工会等工会开办工人补习学校——燕京市第四工厂工读学校[2]，以此提高工人的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促进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1949 年元月，和平解放后的北平政府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工艺美术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1954 年3月，北京市委组织了对全市工艺美术行业的调查，制定了保护艺人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对技艺高超的27 名艺人授予“老艺人”的称号，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提

高他们的待遇。[3]1956 年 2 月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了出席第二届政协会议的工艺美术行业的代表，周恩来勉励玉器老艺人张云和：“希望你培养好接班人。”1957年，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等机构多次召开相关会议，以提高传统工艺美术的创作、设计水平。7 月20 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上确立了“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提出工艺美术在生产上应当符合“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这对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49 年至“ 文革”全面爆发前，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始终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扶持，对老艺人倍加呵护。毛泽东曾发出了“工艺美术一万年也不能丢……搞掉的要恢复得更好”的指示，对工艺美术从业者的鼓舞自不待言，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工艺美术的恢复和发展。

各级政府还采取多种措施提高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荣誉与物质奖励。牙雕艺人杨士惠及其创作团队因设计制作《庆祝宪法诞生》（《北海全景》）而得到国家一万元的高额奖励，还有幸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并于1956 年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50 年代及60 年代前期，朱德、董必武等领导还经常到北京工艺美术研究、生产机构参观、指导。如1959 年至1963 年间，朱德先后视察了北京牙雕厂、北京地毯厂、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并参观了在北海团城举办的工艺美术展览会。董必武于1959 年请玉器艺人刘鹤年到他家中作客，这不仅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北京工艺美术行业的关怀，也是对工艺美术从业者的尊重，有助于提高艺人们的社会地位。

北京市政府对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也不遗余力。1954 年北京市手工艺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加强对特种手工艺工作的领导，将具有代表性的老艺人杨士惠、刘德瀛、金玉林推选为政协北京市分会委员。为有特长的老艺人增加工资约一倍。1959 年8 月，《大公报》登载了北京轻工业局局长黎晓的题为《更快更好地培养艺徒》的文章。同年，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第19 期刊登了谢邦选的文章《北京工艺美术的春天》。这类来自官方的舆论宣传与具体的扶持措施有力地推动了该行业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自新中国成立起直至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从多方面关怀、支持工艺美术行业的从业者。1956 年3 月，毛泽东在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全国手工业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委会汇报工作情况时说：“提高工艺美术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这显然是为了加快发展手工业生产。“文革”期间，全国的工艺美术行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周恩来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下依然多次会见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及“造反派”代表，明确表示工艺美术行业走的不是“黑线”，以使生产免遭更大的破坏，反复强调工艺美术品对于出口换汇、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性。70 年代中期至80 年代前期，李先念、余秋里、邓小平、华国锋、赵紫阳等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也对工艺美术行业给予了多方面的关怀。这些事实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家重视工艺美术，与其在经济上对工艺美术行业的依存度较高有直接的联系。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工业化、信息化的程度逐步提高，传统工艺美术品已不再成为出口创汇的主打产品，国家对传统手工艺的关注度显著下降，从政府到社会各界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视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加之外部市场环境的改变、工艺美术行业过度扩张、市场恶性竞争等原因，传统工艺美术的生存举步维艰。在工艺美术行业从业者及有关人士的强烈呼吁下，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被提到议事日程。90 年代后期，国家从文化战略的高度重视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给身陷困境的传统工艺美术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1997 年5 月国务院颁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从此，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有了制度的保障，这推动了此后北京及其他地方政府出台相关的保护条例及实施办法。

二

在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得到官方的扶持与保护的同时，行业自身也在20 世纪中国社会经历“亘古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求生存、谋发展，对传统工艺美术进行切实有效的保护。

20 世纪上半叶，传统手工艺人、作坊及实业家开办的新式手工艺工厂等机构，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从事传统手工艺生产，尽管主要是为了生计，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传统工艺美术的作用。其中部分从业者，如玉器艺人何荣、潘秉衡、张平和、王仲元、刘德赢，牙雕艺人王彬、耿润田、胡凤山、邓文利及杨士惠、杨士忠兄弟，雕漆艺人吴瀛轩、周长泰、董茂林、孙彩文、杜柄臣，景泰蓝艺人李庆禄、李砚章、乔德富、金世权，金银花丝艺人毕尚斌、瞿德寿，绒绢纸花艺人金玉林等，不仅继承传统技艺，而且使之得到进一步发展，有所创新。他们为北京传统工艺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使“京式工艺”名扬天下。

20 世纪后半叶，北京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从业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保护传统工艺美术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艺人们除积极投身于传统工艺美术的设计制作实践外，还注重对传统工艺美术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开展理论研究。如1957 年建立的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云集了北京工艺美术行业的名师高手，他们除了从事设计外，还开展多方面的学习研讨、经验交流活动，对做出重要贡献的著名艺人的作品及设计资料加以整理，编辑出版了《北京工艺美术品》（图集）、《北京景泰蓝图案》、《潘秉衡琢玉技艺》、《北京哈氏风筝》、《北京工艺美术》等，这些著作、图集对于传统技艺的传承与保护有重要的意义，田自秉、王家树等专家学者都在《北京工艺美术》发表过对工艺美术行业的见解。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王绎、王明实等除了针对当时行业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发表了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文章外，注重开展对现当代北京工艺美术的研究，1983 年主编《北京工艺美术集》对近现代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品做了初步的梳理。北京工艺美术品总公司及其领导下的各工艺美术厂家也十分重视传统工艺美术资料的收集整理、行业档案的保管等方面的工作，不少企业设立了资料室、档案室，由专人从事这方面工作。与此同时，该行业还重视对各类传统工艺美术作品的收集保存，如“文革”前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积累了大批实物资料及老艺人的优秀作品，在此基础上，1987 年8 月，国内第一家由企业建立的工艺美术专业博物馆——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得以建立，该馆成为研究20 世纪中后期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资料宝库。

自1982 年起，以原北京工艺美术品总公司总工艺美术师徐锋为代表的北京工艺美术行业的管理者组织有关人员采访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具有代表性的艺人，记录、整理他们的设计制作经验并广泛征集资料，为已逝去的老艺人立传，历时10 余年编辑成《京工巧匠》一书，使诸多有关北京传统工艺美术鲜为人知的信息得以披露、保存。李苍彦在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文字工作，费时10 年编纂的《北京志工业卷·北京工艺美术志》，成为研究百年京作不可或缺之作。

80 年代末至90 年代，北京工艺美术行业整体上趋于衰落，部分企业产品滞销，生产难以为继，但仍有很多业内人士致力于产品的升级换代，并呼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保护北京传统工艺美术，为传统工艺美术寻找新的生存之路，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以北京市珐琅厂、北京金漆镶嵌厂、北京市象牙雕刻厂、北京地毯五厂为代表的传统工艺美术专业生产厂家，努力摆脱困境，探索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使企业渡过难关，至今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也有部分企业尽管在政府、行业管理部门一系列措施的保护下，最终仍未逃脱倒闭或破产的命运。

三

20 世纪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也为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早到20 世纪初的黄思永、黄中慧父子及张謇等名士，迟至20 世纪后半叶的费孝通、梁思成、林徽因、郭沫若、邓拓、叶圣陶、沈从文、徐悲鸿、高庄、郑可、雷圭元、柳维和、张仃、钱绍武等文化艺术界精英。尽管他们各自的身份及社会地位不同，但他们均以不同的方式关心支持北京传统工艺美术事业，为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献计献策。尤其是在北平和平解放后至1966 年“文革”爆发前，是文化艺术精英们对该行业倍加关注的阶段，也是20 世纪北京工艺美术行业恢复发展的最好时期。1949 年8 月，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即组织有关人员对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展开调查研究工作，为此后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49 年8 月，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在北平特种工艺座谈会上强调保持和改善产品质量的重要意义，要求特种工艺在形式和花样上有所改变。1951 年，在他们的倡导下，景泰蓝工厂和特艺试验厂成立，林徽因还组织人员深入景泰蓝作坊调研，并亲自主持改进北京景泰蓝设计的工作，带领钱美华、常沙娜、孙君莲等人设计出了既具有传统艺术特色又适应现代生活要求的新颖而实用的景泰蓝作品，对此后景泰蓝产品设计起到了示范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文学家、学者们也关注工艺美术行业，各尽所能，或为艺人立传，或深入基层记录传播传统技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1955 年，身为《人民日报》社总编的邓拓以记者的身份采访料器行业的“葡萄常”传人，发表了题为《访问葡萄常》的文章，并题写了“葡萄常”牌匾，使“葡萄常五处女”的身世广为人知，甚至引起了毛泽东、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著名文学家叶圣陶于1955 年3 月12 日撰写了《景泰蓝的制作》一文，发表后被收录到小学语文教科书，使景泰蓝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传统工艺品。1956 年，郭沫若为毕尚斌制作的金银花丝纪念杯题词，该杯后被作为国礼赠送给了“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他还于1958 年应钱美华之请为新组建的北京市珐琅厂书写厂名，1959 年为北京牙雕厂的牙雕《天安门》题款，为牙雕《定风波》题名。

沈从文早在民国时期就关注北京的特种工艺，并于1948 年10 月发表《关于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一点意见》。新中国成立后，他时常参观工艺美术展览，还到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及专业厂家与艺人们交流，针对行业的发展及具体作品的设计发表看法。1959 年他为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主办的《北京工艺美术》杂志撰写了《三点意见》一文，对于该杂志的编辑以及北京工艺美术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4]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期，沈从文在观看绢人作品时，对表现唐代仕女形象的《郑盈盈》的造型、服饰提出了修改意见。他还曾建议绢人创作者在表现古代人物形象时要注意服饰与人物所处的时代相吻合。

50 年代，美术界热心于工艺美术事业的有识之士为数不多。1956 年初，毛泽东提出：“手工业的事情，请美术家请不到，对中国民间美术看不起，这是个兴趣问题，应该逐步地引导他们的兴趣。可能一时说不通，要长期说服。”这是针对当时的情况有感而发。但是徐悲鸿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早在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就参与了有关手工艺的各项工作。1949 年8 月，徐悲鸿在“北平特种工艺座谈会”上建议“特种手工艺今后要与美术家联系，改良现今产品的图案，并向玉器行业代表明确表示，今后凡有关图案方面的问题尽可直接找我。”1951 年王树森经徐悲鸿推荐进入中央美术学院进修[5]，并得到了著名雕塑家刘开渠的指导，接受了系统的学院派的雕塑训练，造型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为其此后从事现代题材的玉雕如《兄妹开荒》（图1）、《毛泽东像》（图2）等作品的创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徐悲鸿还曾指导过尚延年的牙雕作品《红领巾》的创作。

图1. 岫玉《兄妹开荒》，设计制作：王树森，20世纪50 年代末， 宽17.5 厘米，高21 厘米

图2. 白玉《毛泽东像》，设计制作：王树森，1964年，宽9 厘米，高24.5厘米

图3. 牙雕《草原英雄小姐妹》，设计制作：孙森

像徐悲鸿这样关心支持北京工艺美术事业的艺术家还有数位，如女画家郁风曾亲临设在葛敬安家中的绢人工作室，指导绢人的创作；民间泥塑家天津泥人张的代表人物张景祜曾受葛敬安等人的邀请为她们创作5 个少数民族妇女形象的头部模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也应邀为葛敬安、李佩芬等人做《贵妃醉酒》的人物化妆、服饰等的讲解示范[6]；叶浅予曾与沈从文一同对绢人作品的造型提出修改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工艺美术教育的专家对北京工艺美术行业给予的指导、帮助尤多。专家们经常到北京地区的工艺美术企业、研究所开展交流、讲学等活动。如雷圭元在1958 年5 月16日为北京特种工艺行业老艺人和高级技工主讲“怎样画图案”课程。高庄、郑可、柳维和、张仃等诸多专家为北京工艺美术行业人才培养、产品创作、设计提出过宝贵的建设性意见，使得北京传统工艺美术能够在他们的关怀、扶持下得到更好的发展。

四

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工艺美术行业整体上趋向边缘化，有关方面对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关注程度呈下降之势，国家经济重心的转移使之不可能再将传统工艺美术视为维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而倍加呵护。工艺美术行业的从业者，因为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也很难在自我保护的前提下发奋图强、重振旗鼓，加之他们对所承担的文化使命与历史责任未能达到应有的认识高度，受到传统手工业者、小生产者视野的局限，手工艺人的自闭性和排他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同行之间因利益纠葛出现的“内讧”，既影响了该行业的声誉，也使得社会各界对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措施未能完全落到实处。在工艺美术行业内普遍存在的重生产实践、轻理论研究也使该行业的发展缺乏理论指导，思想引领更无从谈起。该行业原本存在的工艺美术研究所和其它机构及《北京工艺美术》这一重要的理论刊物在80 年代中期以后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企业转产倒闭变卖设备、材料、产品等有形资产，而将企业品牌这类无形资产弃之不顾，档案资料被遗弃，也导致部分行业资料散失，以致今日人们对当初企业的生产及其他方面的信息难知其详，不利于20世纪90 年代产业转型以来传统工艺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开展。

与此同时，文化精英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现代工艺美术的发展，对深陷困境的北京传统工艺美术所做的保护工作也仅限于呼吁保护、提供对策，很少有如当初梁思成、林徽因关怀景泰蓝那样身体力行，既进行宏观指导，又做具体而微的产品设计工作，以引导、带动行业的发展。这显然也会影响北京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工作的有序推进。

不仅如此，“文革”后恢复招生的北京工艺美术学校也逐步转移了为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培养人才的教学重心。如中央工艺美院在70 年代后期曾设立特艺系，旨在为特种工艺行业培养专门人才，其中包括漆工艺、木工艺、金属工艺、彩塑工艺等专业方向，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它曾经为北京乃至全国的特种工艺美术行业输送了优秀人才。北京牙雕行业的孙森曾于1975—1976 年在该系进修一年，这对于他日后象牙雕塑水平的提升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代表作《草原英雄小姐妹》充分显示了其技艺水平。然而，该系在80 年代后期已较少为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培养、输送人才，而将教学重心转向了现代艺术，使得传统工艺美术进一步边缘化。

结语

回顾20 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保护的历程，是为了21 世纪北京传统工艺美术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应当认识到，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20 世纪90 年代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手工业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中国已经大踏步地进入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传统工艺美术被边缘化是不可改变、无法逆转的。保护传统工艺美术主要是为了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其所承载的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而并非执着于保护其生产方式，使之恢复到农耕时代的生产状况。因此对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必须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在这样的前提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加以保护，要做到有的放矢，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保护传承人与保护作品并重，动态保护与静态保护并重，非物质保护与物质保护并重。作为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可制定政策法规，加大对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使主要传统工艺品种的传承人都能够得到重视，从而将传统技艺传承下去；另一方面，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从业者，除了从事传统工艺美术生产以外，还应重视作品的保护，定期收藏传统工艺美术作品，使收藏制度化、规范化。与此同时，还应采用各种手段展示宣传北京传统工艺美术，使公众更多地了解传统工艺美术与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系，增强保护意识，进而使更多的传统工艺美术品为消费者认知并接纳，使普通大众成为传统工艺品的消费者，使财富人士、文化精英也成为高

档传统工艺品的收藏者。

最后，呼吁更多的有识之士一如既往地关注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重视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播，将其作为重要的文化课题来研究，将其视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来承担，不仅关注它的前世，更要重视它的今生与未来。早在1948 年10 月，沈从文已指出：“它的发展与改造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还有个深一些的新旧接触与重造的问题，得学人专家眼光下注，来指导、来努力，方有希望。”[7] 他还进一步对当时特种工艺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的问题加以阐释，直言：“是诸先生过去有责任待尽未尽，而且耽误已甚久。不仅熟悉器材性能的优秀工人，行将一一消失，即对传统有深刻认识和理解的学人专家，本身也大都快老了，要为国家，为人民，为文化，真正做点事，正是时候，再迟恐来不及了。”沈从文60 年前的呼吁在当时及此后一段时期内或多或少的发挥了作用，尽管当时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其生存状况仍优于今日，不少当时尚存续的传统工艺美术品种、技艺今日已人亡艺绝。即使部分尚在维持生产的品种，其技艺水平大多已今非昔比，且人才储备严重不足，后继乏人，不仅如杨士惠、潘秉衡那一代老艺人般的良工巧匠已不多见，而且像沈从文那样爱重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学人、专家愈加稀缺。因此，加大对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与保护力度并且使该行业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是当务之急！

“再迟恐来不及了！”[8]

吴明娣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注释：

[1] 沈从文：“关于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一点意见”，见《沈从文文集》第十二卷，花城出版社，广州，1981。

[2]《燕京地毯公司关于筹备工人教育学校的呈文及市政府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 第002-004-00006 号档案，第41 页。

[3] 尚辉：《献给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1921—2011）红色美术经典》，河北美术出版社，石家庄，2011。

[4] 李苍彦：“新发现的沈从文一篇轶闻”，见《美的求索》，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2010，第361 页。

[5] 徐锋：《京工巧匠》，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北京，2005，第23 页。

[6] 李苍彦：《美的品位》，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2009，第225 页。

[7] 同[1]。

[8] 同[1]。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关于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一点意见”，见《沈从文文集》第十二卷，花城出版社，广州，1981。

[2] 徐锋：《京工巧匠》，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5。

[3]《燕京地毯公司关于筹备工人教育学校的呈文及市政府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 第002-004-00006 号档案。

[4] 李苍彦：“新发现的沈从文一篇轶闻”，见《美的求索》，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

[5] 尚辉：《献给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1921—2011）红色美术经典》，河北美术出版社，石家庄，2011。

[6] 李苍彦：《美的品位》，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