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8 世纪晚期至19 世纪中叶中日瓷器交流——以景德镇与肥前瓷器装饰为例

 在中日瓷器交流史中，有两个时期双方交流尤为频繁，烙印颇深：一是17世纪前期，二是18 世纪晚期至19 世纪中叶。目前所见论述较多的是前者，对后者了解甚少，故本文对此作具体论述。

一

18 世纪晚期至19 世纪中叶的中日瓷器交流主要体现在中国景德镇瓷器对日本肥前瓷器[1] 的影响上。肥前瓷器是日本古瓷的代表，出现于17 世纪头10年， 结束于19 世纪60 年代。[2] 其产地以有田为中心，包括有田烧、波佐见烧和平户烧等周边瓷业在内，形成了一个大面积产瓷区，由于该地区曾属于古肥前国，故名。它是日本江户时代“制瓷业的中心”[3]，因此，肥前瓷器之于日本犹如景德镇瓷器之于明清时代的中国，为日本瓷器的代表。
在18 世纪晚期至19 世纪中叶，日本肥前瓷器受到中国瓷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模仿中国明末清初瓷器的风格。在17 世纪上半叶，大量中国明末清初瓷器外销到日本，如“古染付”、“祥瑞”等，曾被当时的日本瓷器所模仿。[4] 至18 世纪晚期后，日本肥前瓷器再度模仿中国明末清初风格。从图表1，中国明末时期“古染付”器物与日本18 世纪晚期至19 世纪上半叶类似器物的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日本对中国进行了模仿，尤其是其中的⑤、⑦号日本器物与③号中国器物在纹饰上几乎完全一致，⑧号日本器物在装饰风格也与④号中国器物非常相像，这说明日本是直接以中国器物为摹本。又见图表2，中国明末清初的“祥瑞”风格瓷器与日本19 世纪上半叶类似风格器物的对比，双方都用了圆形纹样的元素，而且有的日本瓷器中还增加了太极八卦图装饰，这也是吸取了中国装饰元素。可见，日本在时隔近两百年后对中国器物再次做了模仿。
（二）受到同期清朝瓷器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风格。日本虽没有粉彩工艺，但受清朝粉彩风格影响，会努力用五彩技法在许多瓷器上施有透明感很少的颜色，实现接近粉彩色域、与粉彩相似的效果。比如天蓝色、明黄色、茶绿色（一种似黄莺羽毛色，并带有茶褐色的绿色）等，此外还出现了草绿色、白色、粉色等新色料[5]，品种较前期大大增加。如图表3 的三件作品，就是模仿清朝粉彩风格的色调， 使用了透明感较弱的天蓝色，土地用茶绿色表示，整个色调偏暖，略有粉润之感，这在之前的日本瓷器装饰中不见。
2. 纹饰。如图1 中国器物与图2 日本器物，两者秋葵纹非常相似，内中都绘有灵芝和山茶花，只是日本改绘得更加精细。这是中国雍乾时的典型纹样，为常见的景德镇民窑产品，日本之前不见。又如，图3 中国蝙蝠纹在这时的日本瓷器中也能看到（图4），蝙蝠寓“福”之意，故成明清常见的吉祥纹样，而在18 世纪晚期之前，日本瓷器装饰中还未发现有此纹样。
3. 技法。日本这时期还出现了仅用青花线描的技法，也即中国所谓的“淡描青花”。中国淡描青花始于明代，康熙至道光流行[6]，显然，这时也影响到了日本。如图5 嘉庆淡描青花和图6 日本器物，设色都比较淡雅，这也是淡描青花的特色。不过，这里日本瓷器装饰的表现力要逊于中国，所表现的淡描青花纹样显得有些杂乱无章。
4. 色料。中国从乾隆中期开始有一类蓝中泛黑的青花[7]，如图7，这种色调在随后的日本许多瓷器上也得到体现。从18 世纪晚期始许多日本青花呈色逐渐转为青黑色，进入19 世纪，变化越来越明显，如图表2 中的日本器物，或是整个器物的青花装饰都是青黑色（如⑤号和⑧号器物），或是带有部分明显的青黑色（如⑥号和⑦号器物），与中国同类青花相似。
5. 题材。日本瓷器此时也有中国题材。如图8 之“竹林七贤”纹饰，日本将七人绘于盏外端，人物传神，生动形象，体现了一定的模仿功力。不过，在另一副描绘同样题材的彩瓷中，画工则显得拙劣，人物夸张变形不成比例，毋论意境了。（图9）而且后者还结合祥瑞风格的装饰，说明借用了中国题材进行日式风格改编。面对相同题材，但画工水平落差如此之大，说明当时肥前瓷业水准已不稳定，这往往是瓷器装饰处于低谷或者衰落的征兆。
经过上述对比分析可知，日本瓷器在18 世纪晚期至19 世纪中叶这一阶段明显受到了中国瓷器影响。

二

如本文开头所述，虽然日本瓷器在17 世纪上半叶就曾深受中国瓷器影响，但为什么至18 世纪晚期起又再次开始受中国瓷器风格影响呢？事实上，这与其时的中日瓷业贸易有直接关系。
首先是中日色料贸易的影响。日本一直从中国进口色料，江户时代有田学者正司孝祺在其《检法富强录》中记述道：“钴料……其价格一年间大概能达到七千到八千两的金币。虽然价格很高，但是因为这是国产品的资本，所以尽量多买些存起来应该会成为国家巨大的利益。色料……即使只有三年，但是如果没有存款，万一在这三年中变得买不起的话，那就无从毫无办法了。因此在其他藩还有一下子买下数万斤的。往年四至五年买不起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苦恼啊。我们藩在财政富裕时也应该在官厅全部买下，以防万一。”[8] 这在贸易档案数据上也有反映，见表1，日本持续不断地从中国进口大量色料，这其中既有彩料也有钴料，如1808 年记录，中国仅一艘商船便销往日本600 斤青花钴料。[9] 日本持续地从中国进口钴料，必然会使日本青花在呈色上紧随中国变化。故前述乾隆（1735-1795）中期后中国许多青花呈色开始蓝中发黑，这应是导致日本青花在18 世纪晚期开始也存在同样变化的原因。
其次是中日瓷器贸易的影响。见表2，从18 世纪70 年代开始日本进口中国瓷器的数量激增，多以数万件或十数万为计，而之前（1749 年-1770 年[10]）却很少（见表3），多以千余或数千为计，有的年份甚至没有。根据一般规律，在交流中，先进文化或事物往往会影响相对落后的文化或事物，如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在与古代中国的交流中其主流文化就深深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古代主流文化则很少受到它们的影响。瓷器交流也是如此，无论是国内外，先进瓷业都会对落后瓷业产生影响，如17 世纪上半叶相对优质中国瓷器大量外销到日本，对日本瓷器装饰产生了明显影响，典型例子就是日本对中国“古染付”和“祥瑞”瓷器的模仿，以及出现了以模仿中国瓷器风格而著称的日本“古九谷”风格瓷器。所以，这才是交流中最根本的因素。

三

那么，作为日本瓷业的代表，18 世纪晚期的肥前瓷器是否落后于中国瓷器呢？答案是肯定的，在18 世纪晚期，肥前瓷器开始衰落，并明显落后于中国。这种落后又同时增强了对中国瓷器的需求，这正是这一时期日本进口中国瓷器数量激增并受到中国瓷器风格影响的时
代背景和根本原因。
肥前瓷器的衰落最主要体现在18世纪下半叶与中国瓷器国际竞市的完全失败。[11] 日本瓷器17 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外销，曾迅速乘虚侵占了大部分原属于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国明末清初的持续战乱以及海禁政策抑制了瓷器发展和外销所致[12]）。随着17 世纪末中国国势稳定，瓷业复苏，中国瓷器在18 世纪后来居上，不仅夺回了被日本侵占的国际市场份额，还不断继续蚕食日本瓷器的国际市场份额，直至1757 年，日本被迫结束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方贸易，说明日本瓷器在与中国的长期海外竞争中最终失败。至1789 年，日本则结束了与荷兰的私人瓷器贸易，完全退出了国际市场。[13] 也即，从18 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中叶肥前瓷器结束，日本瓷器再也无力外销。
分析其衰落原因，最根本的就是肥前瓷器质次价高的缺陷越来越凸显，尤其是价高。“质次”，如日本仿中国的克拉克瓷，“在荷兰……并不受欢迎，也很少被进口。……荷兰人宁可选择代尔夫特仿制品也不要日本仿品”，于是被迫销往中东。[14]“价高”，如1743 年记录，“荷兰没有从日本购买瓷器，因为价格仍然是太高了”。[15] 又如1747 年纪录，荷兰东印度公司告知日本瓷商“日本瓷器太贵，无法盈利”[16]。再如1750年记录，荷兰东印度公司试图向日本发样订购瓷器，但却被开出了“离谱的不合理的”价格，因此交易未被达成。[17]对于在价格上越来越难以调和的矛盾，荷方也试图劝说日方提供合理的价格，但“无效”[18]，结果“荷兰东印度公司不订购了，因为日本瓷器太贵，（卖出去）几乎无法赚钱。”[19] 可见，日本瓷器“贵”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这直接导致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官方贸易的结束，背后映衬的则是瓷业的衰落。
值得一提的是，意外事件也加剧了肥前瓷业的衰落。如大火对肥前瓷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789 年日方告知荷方“要首先保证天皇的（瓷器）供应，以弥补由去年大火造成的损毁”，“并在未来数年之内给天皇供应结束前荷方不要抱有任何希望”。[20] 在1828 年，有田的大火更是对肥前瓷业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据记载，文政十一年八月九日台风引发岩谷川内的窑失火，除白川町一部分外其余皆化为乌有。[21]“有田内山以窑工为主，连带彩瓷作坊、商人等的文字资料全部烧光，陶工们生活困顿转向其他的窑，……是有田创业以来的大灾难”。[22] 在手工业时代，尤其是这些有关制瓷经验传授方面资料的损失对有田日后的瓷业生产是相当大的。肥前瓷器装饰在其后几十年始终未能复兴，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综上所述，根本上由于以肥前瓷器为代表的日本瓷业在18 世纪晚期走向衰落，形成了对物美价廉的中国瓷器的需求，而大量中国瓷器（包括色料）出口到日本，又直接影响了肥前瓷器的装饰风格，使肥前瓷器在江户时代晚期再度兴起中国风，直至19 世纪中叶随着江户时期肥前瓷器的结束而结束。

注释：
[1] 肥前瓷器之前一般多称为“伊万里”，但事实上“伊万里”这个名称并不准确，在日本也是有歧义的。本文为避免混淆和歧义，一律称之为“肥前瓷器”，事实上这也是目前日本陶瓷学界的主流称呼。
[2] 大橋康二：《肥前陶磁》，ニュー•サイエンス，1993，第48 页。
[3] 三上次男：《日本•朝鮮陶磁史研究》，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89，第95 页。
[4] 佐藤雅彦：“明末の景德鎮”，载：《世界陶磁全集•14 明》，小学馆，1976，第219-225 页。
[5] 大橋康二，鈴田由紀夫等编：《古伊万里の見方シリーズ3 ：装飾》，九州陶磁文化馆，2006，第34 页。
[6] 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9 页。
[7] 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下）》，中国文物总店，北京，1985，第119 页。
[8] 前山博：《伊万里焼流通史の研究》，伊万里，1990，第719 页。
[9] 永積洋子编：《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年：復元唐船貨物改帳•帰帆荷物買渡帳》，創文社，1987，第223 页。
[10]1668 年至1748 年间，几乎未见日本由进口中国瓷器的记录，这是因为日本德川幕府曾在1668 年颁布了“俭约令”，直至1749 年，才又开始出现进口中国瓷器的记录。本文探讨的瓷器贸易重点处于18 世纪晚期，与日本“俭约令”政策无关，故将比较时间设在1749 年“俭约令”政策失效后。
[11] 前文“技法”和“题材”部分提及的肥前瓷器装饰水平较中国差以及不稳定也是重要表现。
[12]17 世纪中后期中国受战乱及以“迁界令”为代表的海禁政策影响导致瓷业衰微，无力出口。如清初叶梦珠曾评论：“顺治初，江右甫平，兵燹未息，瓷器之丑，较甚于旧，而价逾十倍。”（叶梦珠：《阅世编》，来新夏点校，《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北京，2007，第187 页。）
[13] 关于中日瓷器国际竞市的详细情况，参见熊寰：“中日瓷器海外竞市研究——以景德镇和肥前瓷器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14] Maura Rinaldi,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 London: Bamboo Publishing,1989, pp.228-229.
[15] T.Volker, The Japanese Porcelain Trade of the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fter 1683 , Leiden:E.J.Brill, 1959, p.61.
[16] 同[15]，p.64.
[17] 同[15]，p.65.
[18] 同[15]，p.59.
[19] 同[15]，p.64.
[20] Cynthia Viallé, Japanese Porcelain for the Netherlands: The Record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 见：九州陶磁文化馆：《古伊万里の道》，九州陶磁文化馆，2000，第183 页。
[21] 北島似水：《日本陶磁器史論》， 五月書房，1979，第314 页。
[22] 鍋島直紹：“古伊万里の沿革と変遷”，载古伊万里調査委員会：《古伊万里》，金華堂，1959，第25 页。

图表1.（图片来源：图1-4. 河原正彦：《古染付•資料編》，京都书院，1975， 图222、图690、图224 与图688。图5. 九州陶磁文化馆编：《柴田コレクションⅣ》，九州陶磁文化馆，1995，图436。图6. 九州陶磁文化馆编：《柴田コレクションⅤ》，九州陶磁文化馆，1997，图369。图7. 九州陶磁文化馆编：《柴田コレクションⅧ》，九州陶磁文化馆，2002， 图370。图8. 吉岡康暢，高橋照彥， 村木二郎编：《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馆研究報告•第89 集•下卷》，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馆,2001，图41-218。）
图表2.（ 图片来源：图1-3. 満岡忠成编：《祥瑞》，滴翠美術馆，1966， 图49、图43、图16。图4. 西田宏子、出川哲朗：《明末清初の民窯》，平凡社，1997，图65。图5-8. 九州陶磁文化馆编：《柴田コレクションⅧ》，九州陶磁馆，2002， 图参50、图433、图503 与图512。）
图表3.（图片来源：九州陶磁文化馆编：《柴田コレクションⅧ 》，九州陶磁馆，2002，图535、图314 与图514。）
表1. 据永積洋子编：《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 年》（ 創文社，1987。） 一书统计而成。由于当时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只开放长崎出岛，并对进口货物检查和登记造册，故表中数据实依据日本原始贸易档案制成。
表2. 据永積洋子编：《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 年》（ 創文社，1987。） 一书统计而成。
表3. 据永積洋子编：《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 年》（ 創文社，1987。） 一书统计而成。注：1768 年档案还记录有8934 件杯，但未注明材质，不确定是否为陶瓷。

1. 中国青花六出秋葵纹盘，1795 年。（ 图片来源：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江西卷》，科学出版社，2007，图239。）
2. 日本青花花卉纹盘，18 世纪80 年代至19 世纪20 年代（图片来源：九州陶磁文化馆编：《柴田コレクションⅧ》，九州陶磁文化馆，2002，图329。）
3. 雍正款粉彩红蝠绶带纹碗（图片来源：冯先铭等编《清盛世瓷选粹》， 紫禁城出版社，1994，第187 页。）
4. 日本茄子蝙蝠纹彩瓷盘（图片来源：九州陶磁文化馆编：《柴田コレクションⅧ》，九州陶磁文化馆，2002，图414。）
5. 中国青花花卉蝠纹盘，嘉庆（1796-1820）（图片来源：铁源主编：《江西藏瓷全集•清代（下）》，朝华出版社，2005，第24 页。）
6. 日本青花缠枝纹盖筒，19 世纪20 至60 年代，（图片来源：九州陶磁文化馆编：《柴田コレクションⅧ》，九州陶磁文化馆，2002，第541 页。）
7. 中国青花莲纹烛台，道光款（图片来源：湖北博物馆编《古代瓷器：湖北博物馆藏瓷器选》，文物出版社，2007，第88 页。）
8. 日本青花竹林七贤图盖碗，19 世纪10 至40年代（图片来源：九州陶磁文化馆编：《柴田コレクションⅣ》，九州陶磁文化馆，1995，第444 页。）
9. 日本五彩竹林七贤图碗，19 世纪20 至50 年代（同图8，第49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