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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御街手工艺名物小考

  • Update:2014-01-12
  • 陈 晶
  • 来源: 《装饰》杂志2013年第12期
内容摘要
南宋临安的御街以及周围分布着众多商铺。在这些商铺中,有不少是从事手工艺品生产的店铺,此外还有一些在御街及周围贩售的手工艺品。本文根据史料记载,对几种比较重要的手工艺名物进行初步考证。
* 本文为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御街是京城中皇帝出行的街道。关于南宋临安城内的御街,《咸淳临安志》卷21 云:“御街,自和宁门外至景灵宫前,为乘舆所经之路,岁久弗治。咸淳七年安抚潜说友奉朝命缮修,内方部桥路口更太庙北,遇大礼别除治外,袤一万三千五百尺有奇。旧铺以石,衡横为幅,三万五千有奇,易阙坏者凡二万。跸道坦平,走毂结轸若流水行地上,经涂九轨,于是为称。”[1]
这里不但记载了御街的方位,还记载了修缮后御街的长度和宽度。南宋的御街是一条很重要的商业带。在它的两侧以及附近的坊巷之内,聚集着众多的商铺,有名可考的就有120 多家。在众多的商铺中,手工艺店铺和贩售于御街的手工艺品值得关注。南宋临安城内,四时民俗活动与皇家庆典交替进行,几乎平均半月一次。各种佛会、道会、神会、庙会四季不断。皇家圣诞及各种祭祀大礼等活动时,要使用各种高档的纪念品、手工艺品,这些都为南宋临安手工艺带来巨大的发展引力和契机。同时,手工艺的发展也促进了御街的进一步繁荣。本文着重对南宋御街及周边存在的部分手工艺名物进行初步考证。

1.《杂剧打花鼓图》,南宋,故宫博物院藏


2.《瑶台步月图》,宋,故宫博物院藏

花朵
此处论述的是根据鲜花外形仿制的、克服鲜花保存时间短等缺点的假花,即布帛花或纸花。御街上汇集着苏家巷二十四家花作,齐家、归家花朵铺等名家店铺。元宵时节,“官巷口、苏家巷二十四家傀儡,衣装鲜丽,细旦戴花朵□肩、珠翠冠儿,腰肢纤袅,宛若妇人”。五月端午,“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又雕刻生百虫铺于上,却以葵、榴、艾叶、花朵簇拥。内更以百索彩线、细巧镂金花朵,及银样鼓儿……分赐诸阁分、宰执、亲王”。孟冬时,皇上赐花,“其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赐之”。城内居民育子用的彩盆,也要“上簇花朵、通草、贴套”,小儿抓周的时候,周围也会摆上“彩缎花朵”以供小儿选择,可见,花朵遍及南宋临安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市井上不但日间有专门的店铺制作销售花朵,而且夜市中也有花朵的出售,还有“罗帛脱蜡像生四时小枝花朵,沿街市吟叫扑卖”。
值得一提的是孟冬行礼后皇上的赐花。从驾、卫士、起居官、把路军士人等都会被赐花。“遇圣节、朝会宴,赐群臣通草花。遇恭谢亲飨,赐罗帛花。”皇上赐的花是用通草、罗帛制作的假花,且不同场合,所赐花朵的材质也不相同,花朵的材质也是赐花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 赐花的数量依官阶而异:“宰臣枢密使合赐大花十八朵、栾枝花十朵;枢密使同签书枢密使院事,赐大花十四朵、栾枝花八朵;敷文阁学士赐大花十二朵、栾枝花六朵;知官系正任承宣观察使赐大花十朵、栾枝花八朵;正任防御使至刺史各赐大花八朵、栾枝花四朵;横行使副赐大花六朵、栾枝花二朵;待制官大花六朵、栾枝花二朵;横行正使赐大花八朵、栾枝花四朵;武功大夫至武翼赐大花六朵,正使皆栾枝花二朵;带遥郡赐大花八朵、栾枝花二朵;门宣赞舍人大花六朵,簿书官加栾枝花二朵,门祗候大花六朵、栾枝花二朵,枢密院诸房逐房副使承旨大花六朵;大使臣大花四朵;诸色祗应人等各赐大花二朵。自训武郎以下、武翼郎以下,并带职人并依官序赐花簪戴。快行官帽花朵细巧,并随柳条。教乐所伶工、杂剧色,浑裹上高簇花枝,中间装百戏,行则动转。诸司人员如局干、殿干及百司下亲事等官,多有珠翠花朵,装成花帽者。”
在这种场合,皇上是不簪花的,只是在平等辇后面有黄罗扇影花而已。当时朝臣对皇上赐花场景有所吟诵:“景灵行驾到和宁,头上宫花射彩云。归向慈严夸盛事,誓殚忠力报吾君。”根据赐花情节,我们可以得出两点:一、南宋的统治阶层已经制定了一套规范的赐花制度[3] ;二、男人在重要的节日庆典中也佩戴花。男人簪花方法与妇女不同,不是将花簪于发髻之间,而是将花朵插戴在幞头、帽子之上,称为“簪戴”[4],可见陆游的“纱帽簪花舞,盆池弄水嬉”[5] 所言不虚。由于统治阶级的推崇,戴花人众,极大推动了南宋临安花朵制作规模的发展和扩大。除了官巷外,城西的花团、五花儿中心等,也是花朵集中生产和销售的场所。花市中客流量大,人头攒动,故有词曰:“太平歌舞醉东风,花市人如织。”

3. 白釉加彩童子,宋,河南省博物馆藏


4. 江苏镇江市五条街南宋泥塑儿童群像

领抹
临安御街官巷内就有马家、宋家领抹销金铺。南宋时,领抹制作比较精美,“官巷花作,所聚……销金衣裙,描画领抹,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对“北朝著披子伎乐俑”论述的过程中说到:“本图(按,即伎乐佣)可以作晋代披子形象的重要例证。……和宋代妇女作两长条绣花固定于衣服肩领间的‘领抹’,却有些相合。所作如限于绣领,则为汉代旧制。长沙出土帛画妇女及侍从均有明确形象。宋代妇女著对襟上衣称‘旋袄’,由领直下两条窄花边则称‘领抹’,在绣件中成为主要装饰。”[6] 这段话中表明了领抹在服装上的位置。对宋人画《杂剧打花鼓图》,他又解释道:“二女角,两手各用宋代特有的‘扠手示敬’礼,头戴生色折枝花,上身各著对襟旋袄,领抹加有一两条绣花边。”此外,他还在宋人绘《瑶台步月图》作了如下解说:“外衣衫子对襟,有二长条花边由领而下,多属戳纱绣法,近年宋墓常有大量实物出土,也有织成画成的。宋人凡提‘领抹’,必兼画绣而言。”综上,领抹当是宋代对襟旋袄上由领而下的两条刺绣或绘画的装饰花边。
从沈从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领抹并非为宋人始创,至迟在汉代已经出现。而“领抹”一词的提出则从宋代始,北宋汴京已出现了领抹的使用和销售。《东京梦华录》卷2《潘楼东街巷》云:“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卷3《相国寺内万姓交易》说:“(大相国寺内)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之类。”
领抹的装饰图案多样,多为花鸟鱼虫。满池娇图案是比较突出的一种。满池娇图案产生于宋[7],目前所见最早记载即《梦粱录》。满池娇图案不易确指,大体说来它描绘了以池塘为载体的活动空间,包括荷花、游鱼、水鸟、湖石等要素。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的各式或彩绘或刺绣的领边中,有一件为彩绘荷萍鱼石鹭鸶花纹,两组花纹之间以折枝果木相隔。扬之水认为,这与刺绣中的满池娇构图相去不远。后人张昱有《宫中词》:“鸳鸯鸂鶒满池娇,彩绣金茸日几条。”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确认满池娇的组成元素。
除了彩绘和刺绣外,销金也是一种十分流行的装饰方法。销金领抹做工精细、材料昂贵,深受当时官宦富户妇女的喜爱。销金在南宋有很多文献记载:“……带珠翠朵玉冠儿,销金衫儿、裙儿,各执花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临安市面有卖“销金裙、缎背心、缎小儿、销金帽儿”。南宋人还将此用于家具装饰,“用青绿销金桌衣围护,或以金玉珠翠装饰尤佳”。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销金的出现大都与丝织品相联系,也有部分是用于金属加工,如在《武林旧事》中提到的“销金弓箭葫芦”,本文只讨论用于丝织品装饰的销金。
销金为印金,是一种由北方传入中原的装饰手法,起初运用在建筑装饰上,后渐用于服饰加工。由于北方和中原文化背景不同,故而同种工艺的装饰手法的名称也不同,销金也属此类。销金在宋人是常用之印金名,而在金人那里却极力避讳。销有熔化金属之意,销金名称听起来就像是销灭金人。故《金史》中有明确规定,禁民间称言销金,而改称明金[8]。销金在北宋时就已经风靡全国,宫廷贵人、民间富户都喜欢用销金衣物。宋朝诸王纳妃时所下聘礼中须有“销金生色衣各一袭”。[9]《东京梦华录》中介绍公主出降时,跟随的数十名宫嫔“皆真珠钗插吊朵玲珑簇罗头面,红罗销金袍帔”,且出行队伍“前后用红罗销金掌扇遮族”。《大宋宣和遗事》也有:“王孙、公子、才子、佳人、男子汉,都是了顶背带头巾,窄地长背子,宽口裤,侧面丝鞋,吴绫袜,销金长肚,妆着神仙”。说明除了女性,男性也十分推崇销金衣物。
南宋时富贵人家婚嫁也喜爱使用销金衣物。《梦粱录》卷20《嫁娶》描述,“若丰富之家,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及缎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以金瓶酒四樽或八樽,装以大花银方胜,红绿销金酒衣簇盖酒上,或以罗帛贴套花为酒衣,酒担以红彩缴之。男家用销金色纸四幅为三启,一礼物状共两封,名为‘双缄’,仍以红绿销金书袋盛之”;“且论聘礼,……更言士宦,亦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缎红长裙,或红素罗大袖缎亦得”。
由于销金所用材料珍贵,且制作工艺复杂,需要耗费大量物力、财力。因此,北宋时,真宗、神宗、钦宗都曾下令禁止民间乃至宫中(除特定人物外)使用销金。真宗时“非命服勿服销金”;神宗在“戊辰,禁销金服饰”。南宋时,朝廷也曾下令限制民间使用销金工艺,《宋史》卷153 载:“绍兴五年,高宗谓辅臣曰:‘尚恐士民之家未能尽革,宜申严禁,仍定销金及采捕金翠罪赏格。’”然而随着统治阶级享乐气氛的高涨,这些禁令形同虚设。

5. 骷髅幻戏图

磨喝乐
《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北宋汴京在七夕时候使用磨喝乐的风俗:“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值数千者,禁中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儿童辈特地新妆,竞夸鲜丽。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武林旧事》云:“小儿女多衣荷叶半臂,手持荷叶,数颦摩喉罗。”《西湖老人繁胜录》则更具体地描绘了磨喝乐的穿戴:“御街扑卖摩侯罗,多著乾红背心,系青纱裙儿;亦有著背儿戴帽儿者。”由此可见,磨喝乐为彩绘泥塑男孩儿[10],身穿红色背心(宋代称为“半臂”),系着青纱裙子,有的还戴着小帽子,手持荷叶,有的也会手持管状的乐器,规格齐全,大小不一。
《梦粱录》卷3《七夕》也记载了临安人们使用磨喝乐的场景:“内庭与贵宅皆塑卖磨喝乐,又名摩喉罗孩儿,悉以土木雕,更以造彩装座,用碧纱罩笼之,下以桌面架之,用青绿销金桌衣围护,或以金玉珠翠装饰尤佳。……市井儿童,手执新荷叶,效摩喉罗之状。此东都流传,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记也。”从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信息:一、磨喝乐在七夕“乞巧”时使用,是一种应时物品。二、不但市井居民使用磨喝乐,宫中及官宦富贵人家中也使用磨喝乐。三、磨喝乐有别称摩喉罗孩儿。四、部分磨喝乐是用金玉珠翠装饰的,民间使用的磨喝乐制作相对简单,宫中所用的磨喝乐在大小、材质上都有特殊的要求:“修内司例进摩喉罗十卓,每卓三十枚,大者至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镂,或用龙涎佛手香制造,悉用镂金珠翠。衣帽、金钱、钗镯、佩环、真珠、头须及手中所执戏具,皆七宝为之,各护以五色镂金纱厨。”五、临安市井上的小孩子喜欢手拿新荷叶仿效摩喉罗的样子,可以看出磨喝乐的造型应该包括手执新荷叶。最后一点,七夕使用磨喝乐“乞巧”这一习俗是从北宋汴京传到南宋临安来的,不是南宋临安特有的风俗习惯。
磨喝乐在七夕过后便成为孩童的一般性玩具,失去了乞巧之意。而无论是市井居民还是宫廷贵族都表现出对于磨喝乐制作、装饰的重视,则也说明南宋临安人们重视赏玩娱乐的风气是自上而下的。
提及儿童泥制玩具,南宋临安市井间存在不少生产和销售泥制玩具的场所。这些泥制玩具中尤以泥孩儿深受当时儿童喜爱。这些在南宋临安生产的泥制玩具由于北宋汴京“门外土仪”之传统而称之为“湖上土仪”。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临安风俗嬉游,游湖上者竞买泥孩、莺歌、花湖船回家,分送邻里,名曰‘湖上土仪’。”这些湖上土仪为西湖边的手工艺者生产,这些手工艺者大都集中生活在西湖边的一条巷中,故得名“孩儿巷”。孩儿巷之名流传至今。南宋时苏州同临安一样,也是生产泥孩儿的著名产地,两地当时同属两浙路,泥孩儿的造型应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泥娃娃的形象除此实物表现外,在李嵩的《货郎图》中也有描绘。

注释:
[1](元)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台湾商务印书馆,台北,1986,第17 页。
[2] 陈晶:“《梦粱录》中的男子簪花”,《民俗艺术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杭州,2008。
[3] 北宋也有皇上赐花的情况,但是没有南宋制度完善。伊永文的《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对“簪花”作了注释。
[4]《宋史·舆服志》:“幞头簪花,谓之簪戴。”转引自高春明:《中国服饰名物考》,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第138 页。
[5](宋)陆游:“自嘲老态”,《陆游集》第4 册,中华书局,北京,1976,第1542 页 。
[6]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32,《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太原,2002,第193 页。
[7] 扬之水:“满池娇源流——从鸽子洞元代窖藏的两件刺绣说起”,《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4,第127 页。
[8] 郑巨欣:《中国传统纺织品印花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杭州,2008,第95 页。
[9](元)脱脱:《宋史》卷115,志第68,下文凡引用此书者,不再出注。
[10] 伊永文在《东京梦华录笺注》中认为,磨喝乐的造型除了男孩儿外,还有女孩儿。详见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 北京,2006, 第78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