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杂志,《装饰》杂志社, 立足当代 关注本土 www.izhsh.com.cn

明末清初娄东园林的风格转变:以王时敏的园林为例

  • Update:2014-03-13
  • 李 彬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2014年第2期
内容摘要
娄东园林是江南古典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经鼎盛一时,在造园意匠方面形成鲜明的地域特点。本文通过对王时敏的东园改造、南园增拓、新筑西田等造园活动的讨论,分析了娄东园林明末清初风格转变的特殊性与例证性。

在中国造园史上,娄东私家园林作为江南古典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曾被誉为苏州园林皇冠上的一颗明珠。经过宋元始筑到明清鼎盛局面的长期发展,娄东园林在造园意匠方面形成鲜明的地域特点。然而,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此所作的研究相对甚少,至今还存在着大量的学术空白待发掘。可以说,在简单化整体认识中国园林的倾向下[1],研究娄东邑人王时敏(1592—1680)东园改造、南园增拓、西田新筑等活动在明清更迭背景下的特殊性与例证性,对娄东园林风格的转变甚至对整个苏州园林的再认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南园平面图

一、改造东园
东园本是王时敏的祖父王锡爵罢相归乡后种芍药的私园。园内以水、木为胜(“水前后同流,嘉木卉无算”),园中小山旁的方池中有二峰,并设有曲水泛舟(“刺艇上下港陂,回互周见”),而且两岸木、石景色异常引人(“舟及岸,憩小平桥,紫藤下垂,古木十余章,绕水如拱揖”;“北泛过小崖,循崖登望,木石起伏,夹路树彰罥衣”)。[2]
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王锡爵辞世后,东园因年久失修已不能游观(鄙陋不堪容膝[3])。作为王锡爵的孤孙,自幼年起不断经历离丧之苦的王时敏注定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担当更多的责任。[4]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为使王锡爵故去后门祚式微的家族重新振兴,王时敏计划对废弃已久的东园进行简单修葺(“稍拓花畦隙地,锄棘诛茅,于以暂息尘鞅”[5])。此时恰逢造园名师张南垣来访,张南垣则怂恿王时敏在东园旧址上重建新园以寄思王锡爵“闲适”的精神,正好与王时敏拟通过恢复该园来复兴王氏家族的动机相吻合。于是东园改造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开工,经过中间多次反复修改,终在崇祯七年(1634年)完成(“庚申经始,中间改作者再四,凡数年而后成”[6])。王时敏详细记载了这次的改造:“穿池种树,标峰置岭。磴道盘行,广池澹滟,周遮竹树蓊郁,浑若天成。而凉堂邃阁,位置随宜,卉木轩窗,参错掩映,颇极林壑台榭之美。”[7] 落成后的新园更名为乐郊园,在当时有吴中第一名园之美誉(“江南故多名园,其最者曰乐郊,烟峦洞壑,风亭月榭,经营位置,有若天成”[8])。王时敏因财力丰厚且家族声望卓著,所以能延聘到因造园叠山巧艺而名满公卿之间的云间张南垣与之通力合作,对东园旧址进行了很大的改造(“太常颇修广,台榭倍昔”[9])。完成后的乐郊园一改先前东园较疏朗的自然景象,不仅增加了建筑数量而且建筑形态也显著增强。增建的楼堂厅阁主要是为了满足王时敏园居生活与社会活动的需要,主要有“藻野堂、揖山楼、凉心阁、期仙庐、扫花庵、香绿步、绾春桥、沁雪林、梅花廊、翦鉴亭、镜上舫、峭茜、专壑、烟上、霞外、纸窗竹屋、清听阁、远风阁、密圆阁、画就、香霞槛、杂花林、真度庵,并东冈之陂诸胜”[10]。大量的建筑元素使乐郊园愈发呈现“宅院化”的布局形式,园内景致营造也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征。这种显现的变化与王时敏改造东园的初衷——完成门祚式微到家族重兴的衰盛转毂——有直接的关联。
除此之外,乐郊园的叠山理水也发生了巨大转变。王锡爵东园的假山采用堆叠石山与立峰相结合的营造方式(“度竹径南累石,曲折而南又有小山平起,山尽处有期仙庐”[11]),与王世贞弇山园的叠山传统相类似,都是延续了自东晋以来“小中见大”的叠山传统:对真山大壑的整体微缩再现进行想象遨游。而乐郊园的堆叠假山主要由从山水画家中脱胎出来的造园家张南垣完成,《清史稿•列传》中称其:“少学画,谒董其昌,通其法,用以叠石,堆土为假山。”[12] 他在营造乐郊园时,模仿倪云林、黄子久的笔法[13],用土石相间堆出平缓的局部山川[14],“尽变前人成法,穿深覆冈,因形布置,土石相间,颇得真趣”[15],宛如尺度真实的自然峰峦在园内的延续。乐郊园以局部的山川来现整体山峦之大的营造技法与娄东名园弇山园“小中见大”的峰石技法迥异,这可视为明末娄东园林叠山风格明显转变的标志。
改造之前的东园与王锡爵“王氏园”的理水形式相同。王氏园园内景致是以方形水池为中心(“东西有三百余尺,南北三之,其阳为菜畦,畦尽修垣,窦而入十余步,横隔大池”[16]),建筑稀疏,多种植花卉。东园的理水亦以方池为主(“启扉得廊,廊左修池宽广可二三亩,廊北折而东,面池有楼,曰‘揖山楼’。期仙庐前凿方沼,中突二峰”[17])。张南垣对真实山水形态的关注决定了乐郊园以山水画意营造(“方塘石洫,易以曲岸回沙”[18]),经过他与王时敏的联手改造,乐郊园内不仅保留着方池理水形式(“度小石桥,历松径,繇平桥,启扉得廊。廊左修池,宽广可二三亩。廊北折而东,面池有楼,曰揖山”[19]),还存在着极力模仿自然山水的曲水流觞(“刺艇上下港陂,回互周见,有屋倚水旁,通廊。廊衍水中,委曲达亭”[20]),营造曲水以泛舟。乐郊园这种曲水方池共存不但开启了娄东园林理水方式的过渡与转变,还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娄东的私家园林和同期的苏州园林相比还是独成体系的。乐郊园建筑的增多使得原东园内通过大片种植营造出的疏朗效果,让位于因享乐而栽培“精巧”花木的艺术风格。以往娄东园林重视花木栽植的经济性与适宜性审美的作用,在乐郊园中则完全转变成对审美的需求。
综上所述,可知改造乐郊园乃是追述祖德,王时敏虽心力交瘁,但为实现明代新儒学纲常伦纪的道德规范:儒者的“忠孝”“礼仪”[21],不惜倾囊而为之。

二、增拓南园
王时敏人到中年后,又邀请张南垣主持增建他祖父留下的南园,以此表述克守旧业。童寯在《江南园林志》中简及:“(南园)本明王锡爵园,其孙清初画家王时敏增拓之”,让人误以为增建活动在清初进行。事实上,明崇祯七年乐郊园落成后,王时敏因“十余年中费资以累万”,已无力连续进行造园活动。虽有《镇洋县志》南园条云:“文肃公孙太常卿时敏拓而大之”,但事实是王时敏擢升为太常寺卿后“持节衔命,渡钱塘,入豫章,涉沅、湘,踰闽峤”,直至崇祯十三年(1640 年)春致仕,可推知增拓南园应是其归乡后完成。又据王时敏年表简编[22],在崇祯十六年(1643 年)仲秋,王时敏从虞山云泉上人处借得黄公望真迹,作临本藏于问梅禅院,可知他此时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在南园中进行。王时敏后人王祖畲《记南园始末》载:“鼎革后,奉常公避居西田,延从父卫仲公课幼子园居于此。”又间接验证了王时敏在西田营造之前主要生活在南园。综述可推测出南园增建应该在1641 年至1643 年之间进行。
南园在王时敏改造东园之前,系王锡爵种梅赏菊之处。增拓后的南园四面环水,在绣雪堂、潭影轩、香涛阁诸胜之外新建了台光阁、寒碧舫、鹤舞仙馆、忆鹤堂、思贤庐、沙摩亭、昙阳观等,并从衰败的弇山园中移来“簪云”、“侍儿”及“听月”等著名峰石。分析王氏后人绘制的南园旧址平面图,可见南园具有以建筑为中心的典型布局特征。作为园内主要景域的建筑群体与山林景象中间被一条狭长的水面隔开[23],水面一岸是仿自然的山林景象,另一岸是轻巧低矮的亭廊,两岸之景相互渗透,呈现出山水画意的曲折平远意境。因此简单地把南园造园风格归纳成“一河两岸”式的造园特征[24],不仅忽视了东园改造完成后资产大减的王时敏正受生计之累的中年困窘,还忽视了“一溪两岸”式的造景模式不唯南园所独有,因为早在嘉靖朝娄东双凤陈汪所筑的私园“丹山园”内就出现过(“雨侵歌馆千门柳,风送游人夹岸桃”[25])。在没有充足财力支持的情况下,王时敏只能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娄东的天然河网,因洼疏池、因阜垒山,以局部增建为主。增拓后的南园呈现出与绘画融为一体的黄、王、倪、吴笔意,犹如王时敏中年致仕后的心境——“克守旧业”。

三、新辟西田
西田在太仓城西门外十二里许,所在之地是万历朝给王锡爵的赐禄。顺治二年(1645 年),王时敏与家人出城避乱,发现这里远离尘嚣,俨然一片世外桃源,随即萌生了治别业于此的念头。“夏,避地城西。意颇乐之。即有治西田别业之计”[26]。王时敏筑西田“约张南垣叠山种树”,草树与土石并列,种树与叠山对举。[27] 西田之中,泉石林壑,四时佳兴,仿佛天然具足,“出太仓西门,郏牧之间,隗隈表里,沙丘逦迤,畴平如陆,岸坟如防,瓜田错互,豆篱映望,被禊挂门,茶箸缘路,水南云北,迥异人间,游尘市器,不屏而绝,西田之风土也”[28]。幽趣环境正适合王时敏躲避外界纷扰从而达到内心清净的隐居之所。
表面看,对田园隐逸生活的向往成为构筑西田别业的最直接动机,然则是王时敏在国难之后追念国恩,通过在西田的隐居来阐说“寄托”之情[29]。王时敏远去城市隐居西田的原因是:“此田是先朝赐禄之所遗也,是先相国文肃所以始子孙也。且吾受前人余泽,世故流离,衰迟颈暮,犹得守先畴之畎亩以送余齿,虽其土之瘠而赋之繁,吾犹将乐而安之。”[30] 西田“覆茅盖屋,大有幽趣”的怡悦适意和意境期待,成为王时敏寄托故国之思的心灵之所。“西田中‘绿画阁’、‘垂丝千尺’等处俱落成。复构‘西庐’,缚茅盖屋,篱花径草,大有幽趣。自此乐郊泉石,花时偶一游赏,不免三径之叹矣”[31]。因为乐郊园改造与南园增拓已经使王时敏心力交瘁,再加国变之后娄东赋税日益加重,所以西田别业以自然景象为主(“树取其不凋者,松杉桧栝,杂置成林”[32]),仅仅修筑了“农庆堂,稻香庵,霞外阁”等少数建筑,建筑格调是“窗棂几榻,不事雕饰,雅合自然”。
国变不仕的遗民身份,让王时敏在西田别业中,更多的是保持素节而出流俗。西田别业不忘先朝的故国寄思之情被世人视为吴中一带的名园。

结语
正是由于明清易代国祚变迁,使得娄东王时敏造园的风格前后有了很大转变。王时敏在改造东园时“正年少,肠肥脑满,未遑长虑”[33],过多在意通过造园活动来显彰家族的兴盛与承载王锡爵的寄思之情。而南园增拓则是王时敏在东园改造心力交瘁的背景下,为满足致仕归乡后日益增加的社交活动之需,在南园内进行的局部营造活动。遭逢国难之后,王时敏晚年隐居的西田别业成为寄托故国之思与修行之地,追念国恩、感怀今昔的内心变化引发造园风格的转变,故而西田更多呈现出萧疏的画意。通过对明清易代大背景下王时敏造园风格转变的讨论,可以看到,王时敏的造园实践对娄东传统造园活动形成的技法模式有所提炼与升华,在时代变革中体现出对娄东园林传统的继承与再创造。不可否认的是王时敏的园林是联系明清娄东园林的纽带,他的心路历程所引发的造园风格转变,是娄东园林在朝代变更时整体风格变化的主要动因,对娄东园林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 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娄东私家园林艺术特征演化研究”( 编号:2011SJD760014)。

注释:
[1] 顾凯:《明代江南园林》,东南大学出版社,南京,2010,第1 页。
[2] 同[1],第142 页。
[3] 王时敏:《乐郊园分业记》。
[4] 耿晶:《道心唯微——王时敏遗民生涯考释》,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第33 页。
[5] 同[3]。
[6] 同[3]。
[7] 同[3]。
[8] 吴伟业:《王奉常烟客七十序》。
[9] 张采:《娄东园林志》。
[10] 王宝仁:《奉常公年谱》。
[11] 同[9]。
[12]( 美)高居翰、黄晓、刘珊珊:《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三联书店,北京,2012,第212 页。
[13] 曹汛:“造园大师张南垣(一)——纪念张南垣诞生四百周年”,《中国园林》,1988.1,第24 页。
[14] 同[12],第224 页。
[15] 曹汛:“造园大师张南垣(二)——纪念张南垣诞生四百周年”,《中国园林》,1988.3,第5 页。
[16] 同[9]。
[17] 同[9]。
[18] 吴伟业:《张南垣传》。
[19] 同[9]。
[20] 同[9]。
[21]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1999,第257-258 页。
[22] 同[4],第205-229 页。
[23] 尧云:《娄东园林志初探》,上海同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第58 页。
[24] 同[23],第57 页。
[25] 同[9]。
[26] 同[10]。
[27] 同[15],第7 页。
[28] 钱谦益:《西田记》。
[29] 同[4],第52-53 页。
[30] 同[28]。
[31] 同[10]。
[32] 同[18]。
[33] 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