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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新花样尽涂黄——辽代契丹女性“佛妆”考

  • Update:2014-04-27
  • 王子怡 北京服装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2014年第3期
内容摘要
辽代契丹贵族妇女在冬天流行一种以栝楼汁儿涂面的独特美容护肤术“佛妆”。本文根据宋代使辽的使者对佛妆的记述,从契丹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生活方式、崇佛之风等几个角度,分析考证了佛妆的材料、特点、用途,以及和佛教的关系。

一、“佛妆”初见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北宋彭汝砺以集贤殿修撰、刑部侍郎充太皇太后贺辽主生辰出使辽国。作为南国的使者,使辽途中,彭汝砺便深刻感受到辽地冬季的环境之恶劣,并发出了“万里沙陁险且遥,雪霜尘土共萧条”;“狼顾鸟行愁覆溺,一日不能行一驿”的行程艰难的感叹[1]。

1. 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右一女性为髡首的契丹女性


2. 栝楼


3. 辽宋时期全图


4. 辽代涂金木雕释迦佛坐像,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出土,赤峰市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5. 辽代彩绘贴金七佛木雕法舍利塔,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出土,赤峰市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6. 辽代手抄佛经,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出土,赤峰市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7. 辽代金佛像(局部)通辽市奈曼旗窖藏出土,通辽市奈曼旗博物馆藏

然而更让彭汝砺印象深刻的是,他见到辽地的妇女竟然呈现一种奇怪的“黄面黑吻”的容貌,这让看惯了面若桃花的南国脂粉之色的他大为惊异,以为这些妇女得了某种奇怪的瘴疾,不禁询问接待他们的辽朝官员,辽朝的官吏却不无矜夸地告诉他,这其实是辽国女性一种独特的美容护肤术——“佛妆”。有感于此,彭汝砺遂作诗《妇人面涂黄而吏告以为瘴疾问云谓佛妆也》[2],以纪此事,诗中表达了初来乍到的他对辽国女性这种面黄黑吻的“佛妆”产生的讶异与误解,诗云:
“有女夭夭称细娘,真珠络髻面涂黄。华(南)人怪见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
诗中提到辽国燕姬“面涂黄”的“佛妆”正是契丹女子在冬天流行的一种妆容,也是一种奇特的美容护肤术,其最大的特点是将面部抹黄,经冬不洗,与南国女子以脂粉饰面大异其趣。
二、“佛妆”之“妆”
宋使至辽,都对辽地妇女的这种特殊的妆容颇为好奇,屡有记载。彭汝砺使辽三年后(1094),北宋张舜民以秘书少监身份被遣充回谢大辽吊祭宣仁圣烈太皇太后礼信使使辽,留下若干使辽诗和对辽地风俗的记载。宋人叶隆礼撰《契丹国志》辑录张舜民《使北记》记载:“北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3]。明人陶宗仪《说郛》辑录张舜民《使辽录》曰:辽国“胡妇以黄物涂面妆,谓之物妆”,“物妆”即“佛妆”[4]。
《北京市志稿》也辑录了清人严绳孙《西神脞说》中关于佛妆的记载:“辽时,燕俗妇人有颜色者目为细娘,面涂黄,谓为佛妆。”[5]
彭汝砺与严绳孙等诗文中的所谓“燕地”即现在的北京地区,北京在当时是辽国“五京”之一的“南京”。公元938 年(会同元年)十一月,后晋石敬瑭把包括今北京地区和河北与山西两省北部的燕、云等十六州之地作为献媚和酬谢的礼物割让给契丹。契丹得到燕云十六州之后,把幽州升为五京之一,作为辽的陪都,改称南京,又称燕京,府名幽都。在燕地,契丹族与汉族、女真族杂居而处,作为契丹政权的陪都,也流行契丹女性“以黄物涂面”的美容化妆术——“佛妆”。
宣和年间(1119-1125)北宋地理学家朱彧辑录《萍洲可谈》一书,其中记载其父使辽时,见有妇人“面涂深黄,谓之‘佛妆’,红眉黑吻,正如异物”。[6]北宋末南宋初年间人庄绰在他辑录轶闻旧事的《鸡肋编》中进一步介绍了这种被南方人视为“异物”的妇女化妆法:“(燕地)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许嫁,方留发。冬月以括蒌涂面,谓之佛妆,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其异于南方如此。”[7](图1)所谓括蒌即“栝楼”,是一种藤生植物,其根、果实、果皮、种子皆可入药,其果实名“黄瓜”,宋人唐慎微《证类本草》“栝楼”条谓其有“悦泽人面”的功效。[8] 唐代本草学家日华子在《日华子诸家本草》说:栝蒌子可“润心肺,疗手面皲”,栝蒌根则有治疗疮疖、生肌长肉的作用。总之,栝蒌有治疗皮肤皴裂、冻疮的功效[9]。(图2)
从庄绰等人的记载和描述中可知:“佛妆”是契丹贵族世家女性所采用的一种独特的兼具保养护肤和美容装饰作用的美容术;其主要原料是栝楼提取物;主要用于冬季和初春季节,一层层涂抹敷加在脸上,形成一种黄色的保护膜,直到春天暖和时方才洗去,类似于今天的免洗面膜;其作用是抵御沙尘风雪对皮肤的侵袭;经过整整一个冬天和春天的保养,暮春时节洗掉这层面膜时,其结果是皮肤“洁白如玉”,焕然一新。
三、“佛妆”之“用”
辽国女性这种独特的妆容跟契丹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有直接的关系。(图3)
根据《辽史•地理志》的记述可知,辽朝鼎盛时期的版图幅员万里:东临日本海;南至今河北中部和陕西北部;西逾阿尔泰山,到额尔齐斯河;北抵外兴安岭和贝加尔湖,近安加拉河;东北到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10]
契丹民族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方塞外苦寒之地,寒冷期长,冬天长期受西伯利亚冷空气盘踞影响,寒风凛冽,大雪纷飞,更兼千里冰封,万里沙尘,对皮肤损伤很大。五代时期,后晋同州郃阳县令胡峤因故陷居契丹七年,亡归中原后,他根据在契丹的见闻写成记述契丹地理风俗的《陷北记》,其中记载他在盛夏七月入契丹境,就感受到北地的寒冷:“时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寒尤甚。”“契丹若大寒。”[11]后来宋朝的使者在出使大辽时更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切肤彻骨的寒冷。
公元1004 年,辽、宋订立澶渊之盟后,两朝之间按例按时互遣贺正旦使、生辰使,此外还有告哀使、告登位使、吊慰使、贺登位使、贺册礼使、回谢使、普通国信使等,岁岁遣使通好,星轺相属一百多年。
“正旦”或“元旦”即正月初一日,在宋、辽两国都是重要的官定节日,这一天宋朝要举行隆重的“元旦朝会”,辽国也要举行隆重的“正旦朝贺仪”和宴会,诸臣、亲王和外国使者都要朝驾,庆贺新年。宋辽时期,皇帝和太后的生日皆为“圣节”。过圣节时,要举行隆重的祝贺仪式,两朝一般每年都会互相派遣贺生辰使前往祝贺。
由于宋朝使节尤其是正旦使和一些生辰往使返契丹的时间恰逢隆冬和初春时节,寒冷异常,因此在宋朝使者的使辽诗和使辽的见闻录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对辽地冬天风沙冰雪恶劣环境的纪录和累其所苦的感受。这些使辽诗中描述的不仅是冰天雪地、朔风凛冽和漫天沙尘,还有对在这种恶劣环境下肌肤不胜侵袭的无奈感叹,“冷袖难胜便面遮”,“飞沙击我面”,“朱颜最先黧”,“一年百日风尘道,安得朱颜长美好?”
王安石约于嘉祐八年(1063)暮春使辽,但他看到的的北国春光是与江南春色迥异的“塞垣春枯积雪留,砂砾盛怒黄云愁”的景象,暮春的余寒已让他心有余悸了:“扪鬓只得冻,蔽面尚疑创。”[12] 来到凄冷苦寒的北地,南国的使者们都成了“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林黛玉。
前面提到的彭汝砺的《大小沙陁》最为典型:
“大小沙陁深没膝,车不留踪马无迹。曲折多途胡亦惑,自上高冈认南北。大风吹沙成瓦砾,头面疮痍手皴折。下带长水蔽深驿,层冰峨峨霜雪白。狼顾鸟行愁覆溺,一日不能行一驿。”诗中既抱怨了环境之恶劣和旅途之艰难,更直接道出了这种环境对他皮肤的损害——“头面疮痍手皴折”,可谓深受其苦。彭汝砺出使辽国正值隆冬时节,正是塞北至寒、朔风至冽之时,因此感受颇深,也因此能看到契丹女性应对寒冷冬季的独特妆容——“佛妆”。
契丹为生活在大漠之间的游牧民族,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渔猎生活。与宋朝中原女子深居闺房之中不同,契丹女子长于鞍马之上,善于骑射。契丹妇女社会地位很高,有权并广泛地参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种社会事务。《辽史•后妃传》论曰:“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13] 辽太祖应天皇后述律平、辽景宗承天皇后萧绰,辽兴宗仁懿皇后萧挞里都胸有谋略,善于骑射,都曾经率兵勒马,挥鞭行阵,有不俗的军事表现,是契丹女性的佼佼者。这种和男性一样的户外生活,不仅是体能、技能和智能上的挑战,也不可避免地会损毁她们的容颜。对具有保养作用的护肤、美容用品的需求成为一种必然。
庄绰《鸡肋编》中所说的“栝楼”恰好有“疗手面皲”和“悦泽人面”的功效,将之捣汁儿来层层涂面,形成独特的“佛妆”。在这种纯中草药制剂的免洗面膜的保护和滋养下,契丹女性的肌肤可以经受住严冬恶劣天气的摧残与考验,并在春天获得光洁如玉、白嫩细腻的面容,显露北国女性难得的妩媚与柔美。这也难怪契丹的贵族女性们会在严寒的冬季人人争当“黄脸婆”了。
“夏至年年进粉囊,时新花样尽涂黄。中官领得牛鱼鳔,散入诸宫作佛妆。”[14]对契丹女性来说,南国的胭脂粉黛比较适合夏天的妆容,却不能满足她们冬日的需求,她们对具有保养作用的护肤用品的需求更为真切和实际,而不仅仅是中原女子“女为悦己者容”的浪漫与温婉。这种实用的佛妆遂成为辽代北地女性在冬天保养皮肤的一种特殊化妆时尚,宫中来自江南的女性也不得不入乡随俗进行效仿:
“也爱涂黄学佛妆,芳仪花貌比王嫱。如何北地胭脂色,不及南都粉黛香。”[15]言语中充满了以北地佛妆代南国脂粉的无奈及家国之失的悲伤与慨叹。
四、“佛妆”之“佛”
这种以栝楼汁儿涂面的护肤术之所以叫“佛妆”,恐怕跟辽代的崇佛之风不无关系。
虽然辽代社会流行佛教、道教,还有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祖先崇拜、萨满教多神崇拜等,但佛教最为兴盛。这也正是契丹女子“黄面”妆容以“佛妆”命之的由来。
在辽建国之初,佛教就已经是社会普遍信仰的宗教了,建国之后,崇佛之风有增无减。佛教的兴盛,对辽代的政治、经济、思想观念、文化艺术、社会习俗、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有辽一朝,从皇室贵族、王公贵胄到平民百姓,笃信佛教的善男信女甚众,所谓“自天子达於庶人。归依福田”。[16] 尤以圣宗、兴宗、道宗三朝及契丹妇女崇佛最为突出。辽圣宗时期曾雕印大藏经《契丹藏》;辽兴宗“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17] ;辽道宗“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18] 在辽代文献中,善男信女出家为僧尼和居家礼佛的记载比比皆是。[19](图4)
随着自天子至庶人礼佛崇佛、吃斋诵经蔚然成风,辽代也大兴佛寺建筑,许多有一定财力的佛教信徒家庭也捐资修建佛寺、佛塔,捐资刊刻佛经或是造佛像。佛教寺院与世俗民众和日常生活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吃斋念佛、焚香诵经、拜佛礼佛成为许多佛教信徒居家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图5、6)
在这种情况下,辽代佛教造像也大兴,妙相庄严的金身佛陀的形象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把女性涂栝楼汁儿以护肤美容形成的“黄面”妆容称为“佛妆”。彭汝砺于公元1091 年出使辽国,当时是辽道宗大安七年;1094 年张舜民使辽。二人出使辽国都正值“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的辽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 年在位)统治时期,是契丹人崇佛的盛期,也应是佛妆的最为流行的时期,因此他们能够见到这种特殊的妆容,并纪录下来。
五、“佛妆”之“金”
在关于佛妆的文献记载中,都提到了佛妆“以黄物涂面”、“面涂黄”、“面涂深黄”的特点,张舜民《使北记》更是明确指出:“北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涂面如金”的特点将“佛妆”和佛教造像联系得更为紧密,与佛三十二相中的“金色相”正相吻合。所谓三十二相,是指佛及转轮圣王身所具足的三十二种微妙相,又名三十二大丈夫相等。此三十二相不限于佛,总为大人之相也。具此相者在家为轮王,出家则开无上觉。金色相或身金色相为其中之第十四相,又作真妙金色相、金色身相、身皮金色相:“身金色相,身体之色如黄金也。”指佛身及手足悉为真金色,如众宝庄严之妙金台。此相系以离诸忿恚,慈眼顾视众生而感得。此德相能令瞻仰之众生厌舍爱乐,灭罪生善。因此在表现金色相的造像上,除了被袈裟等遮盖住的部分,佛像的头部、足部等裸露的身体部分多贴金,如北齐青齐地区大量出现的“薄衣佛像”身体裸露的部分——面部与足部多贴金[20 ](图7)
契丹女性涂栝楼汁儿涂面,其本意是抵御严寒冷酷的风雪沙尘对皮肤的侵袭,达到护肤美容的实用效果,但所形成“面黄如金”的妆容却恰巧与佛教妙相的三十二种相好中的真妙金色相类似,显得慈悲庄严。同时,经过整整一个冬天“涂面如金”的保养,等到春暖洗去时,皮肤光滑细腻,白皙如玉,这种美容的效果又与三十二种相好中的第十六相“皮肤细滑相”相一致。因此,在辽代这种浓郁佛教文化气氛中,人们把契丹妇女“面涂深黄”、“涂面如金”,又能使皮肤洁白细腻的妆容称为“佛妆”。
结语
作为契丹贵族妇女冬季使用的一种独特的美容护肤术,“佛妆”既是契丹所处的严酷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以及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下的产物,具有护肤美容的物质实用效果;也与契丹人崇佛、礼佛的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密切相关,表达了信众皈依福田的宗教信仰,满足了辽人崇佛礼佛的精神需求。

注释:
[1] 彭汝砺使辽诗见蒋祖怡:《全辽诗话》,岳麓书社,长沙,1992,第318-327 页。
[2] 此诗《宋诗纪事》题为《燕姬》,《全辽诗话》中题为《佛妆》。见《全辽诗话》,第321 页。
[3](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五,张舜民《使北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242页。另见《全辽诗话》之彭汝砺《佛妆》诗之注释。
[4](宋)张舜民:《使辽录》,见(明)陶宗仪:《说郛》卷三,中国书店据涵芬楼1927 年11 月影印,1986,第191 页。
[5] 吴延燮等:《北京市志稿》第七册《礼俗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第167 页。另见《全辽诗话》第161 页。
[6]( 宋) 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中华书局,北京,2007,第142 页。
[7]( 宋) 庄绰:《鸡肋编》,中华书局,北京,1983,第15 页。
[8]( 宋) 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八“栝楼”条,华夏出版社,北京,1993,第217 页。
[9](唐)日华子撰,常敏毅集辑:《日华子诸家本草》,宁波市卫生局,1985,第22 页。
[10] 张修桂:《辽史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2001,第10 页。
[11](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五胡峤《陷北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237 页。
[12](宋)王安石:《奉使道中寄育王山长老常垣》、《余寒》,《全辽诗话》,第286、287 页。
[13《] 辽史》卷七十一《后妃传》,第1207 页。
[14](清)史梦兰:《全史宫词》, 张建国校注,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第467 页。
[15]《辽宫词》,见(元)柯九思:《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第42 页。
[16] 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之《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山西古籍出版社,太原,2002, 第63 页。转引自张永娜:“辽代佛教与社会生活”,《兰台世界》,2012.6。
[17](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八《兴宗文成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82 页。
[18]《辽史• 道宗纪》卷二十六道宗纪赞。《辽史•道宗纪》载:大康四年(1078)七月,“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中华书局, 北京,1974,第281 页。
[19]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1995,第241、688、285 页。参见张国庆:“论辽代家庭生活中佛教文化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20] 参见邱忠鸣“‘福田’衣与金色相——以青州龙兴寺出土北齐佛像为例”,《饰》,2006.1。

* 本文为“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PHR(IHLB)”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AJ20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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