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明上河图》看宋代商铺建筑的特点

《清明上河图》为北宋末年张择端所绘，据郑振铎、姜庆湘等学者研究，图中描绘的景物是北宋徽宗赵佶政和、宣和年间（1111—1125 年）都城汴京从郊区到市区的景象。该画卷在长宽比为21:1 的狭长画卷上以丰富内容再现了汴京东南部城市近郊、汴河沿岸到上土桥再至汴京内城东角子门以内市区大约三四里之遥清明时节丰富的社会面貌。[1] 画卷中描绘有房屋122 间，十字街口3 处及其他丰富物象。重要的是，画卷中的各种形象是综合了实物状貌的结果，较为全面的、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城市面貌。由于宋代建筑实物遗存不多，商业建筑更是荡然无存，此画成为了解宋代商铺建筑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宋代在经济上的发展在中国古代王朝中首屈一指，这主要归功于商业的发达，当时构成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这种新型经济结构的形成，导致城市的急剧扩展与繁荣，商业贸易蓬勃发展，原有的城市日益向商业大都市发展。作为北宋都城的汴京，聚集了大量人口和商业建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疱厨。……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2]。徽宗时期，汴京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也是中国有史以来较为可信的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北宋元丰（1078—1085 年）以后，汴京拥有160种商行约6400 余家店铺，每年仅商税额就达到55 万贯，成为东方最大的商业化城市。[3] 城中以经商为业的有2 万多户，还有大量经营小商业的普通民众，欧阳修《归田录》云：“京师食店卖酸者，皆大出书牌牓于通衢，……饮食四方异宜，而名号亦随时俗言语不同，至或传者转失其本。”[4]《清明上河图》中表现了大量商铺建筑，除了汴河两岸的商铺外，专门画街市店铺的部分占全图的三分之一多，从画卷中可以看出，汴京街道已经突破隋唐时期封闭的“里坊”和“市”的城市构成模式，转向开放的和今天相似的街巷制，商铺和住宅均可临街建造，对街开门，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商业活动。在画卷中的街道两旁，并列着各种牌号的商铺、作坊，大多为直接向居民们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商铺，形成了类似于近代城市的布局模式，本文以此画卷探讨其商铺建筑的特点。
一、单层独体式商铺建筑
在画卷中单层独体式商铺建筑在画卷中的表现数量最多，在十字街口附近最为集中，表明这是一种当时最普遍的商铺建筑，其铺面开间数量1-4 间不等，以2—3 间居多。店后房屋一般作为仓库等辅助性用房使用，规模较大的商铺用2-4 卷的勾连搭式屋顶连成一体，形成宽敞的购物空间，较简单的单层独体式商铺则没有后院。个别高档商铺在门脸上还设有欢门，有的商铺向街面生出单坡的可以伸缩的竹檐或使用竹伞，以起到增加营业面积或遮风挡雨作用，商铺呈现出专营性强的状态。
画卷中最为典型的单层独体商铺建筑是“刘家上色沉檀楝香”香料铺，双开间宽度，门脸上有欢门，欢门以下有帘幕，其上有较多文字体现商铺经营性质，但已看不清楚。《东京梦华录》云：“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大凡食店，……门前以枋木及花样启结缚如山棚，……相间三二十边。近里门面窗户，皆朱绿装饰，谓之‘欢门’。”[5]
南宋吴自牧在其《梦梁录》也曰：“且言食店门首及仪式。其门首，以坊木及花样沓结缚如山棚，……一带近里门面窗牖，皆朱绿五彩装饰，谓之欢门。”[6]在《清明上河图》中绘有各式彩楼欢门多达7 处，有两个分别为香料店、邸店所有，其余皆为酒店。可见，彩楼和欢门在当时不仅仅使用在大中型酒店和食店中，商铺也使用彩楼和欢门。由于店家资本和酒店规模不一，所以彩楼欢门的规模和装饰程度并不相同，既增加了装饰作用，又突出了行业特征，具有很强的广告效果，显示了商铺的经营性质和实力。此时香料铺的欢门只剩下了木架，其规模要比酒店小得多，其上的花样和商品实物已不存在，应该在节日期间，商家会重新装饰一新来招揽顾客。这种“彩楼欢门”成为汴京商铺建筑的重要特点，今天的商业建筑的幕墙、彩灯设计依稀有当年这些“彩楼欢门”的影子。（图1）
此类商铺建筑另一家非常典型的在城内十字路口拐角处紧靠孙羊正店的一家肉铺。店内有一伙计正在肉案上操刀，另有一个胖子则坐在门首板凳上，估计是老板。屋檐下挂一条幌子，上书“……斤六十足”。《东京梦华录》记载：“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生熟肉从便索唤。”[7]《梦粱录》也有南宋都城临安肉铺相关记载：“杭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皆装饰肉案，动器新丽。每日各铺悬挂成边猪，不下十余边。……案前操刀者五七人，主顾从便索唤切。”[8]其商铺屋顶构成比较复杂，东西走向的建筑主体为双坡式五脊顶，与南北走向的另一个五脊顶形成一个十字脊屋顶，具有建筑造型完整和景观丰富的特点。其南向临街面部位向街面突出，突出部分为歇山顶样式，这是因该店铺位于十字路口，故建成两面临街式样，屋脊和侧面有鸱尾、垂鱼等装饰，店面内部通透，商品具有良好的视觉效果。（图2）在画卷中，商铺建筑屋顶以悬山式或歇山式居多，屋顶覆以青瓦，其内部梁架结构大多为五架梁。由于市区人口密度大，用地紧张，店宅密集相连，屋顶多为双坡悬山式，屋檐出山不远，便于交叉组合，常用砖砌冰盘檐或木制漆檐向外挑出，安装木制挂檐，并用各种花纹图案装饰，构造相对简单。[9] 刘家香料铺对面的医铺建筑采用就是悬山顶。

1.《清明上河图》中的“刘家上色沉檀楝香”香药铺和“王家罗锦匹帛铺”绸缎店

2.《清明上河图》中的肉铺

3《. 清明上河图》中的“赵太丞家”医铺

二、前铺后居式商铺建筑
这种前铺后居式商铺构成形式仍以院落为主，是一种是由住宅改建而来的商铺建筑，其临街部分为商铺，商铺建筑后面为住宅，仍保留传统住宅院落的典型特征，属于商与住两用的商业建筑，最为典型的是在画卷的结尾处“赵太丞家”医铺，画家对其描绘也细致入微。此间医铺只有一间宽度，面积不大，对街而设，门脸没有过多装饰，但显示出不一般的风雅和品质。店前两侧有3 扇可以移动的巨幅落地招牌广告，西面为“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赵太丞号理男妇儿科”，东面为“太医出丸医肠胃药”，店门正中书“赵太丞家”，门侧对联只有下联“五劳七伤调理科”。这种牌匾广告形式，介绍具体的经营范围，对后世商铺门脸装饰影响很大，在今天依然是商铺重要的广告形式。
此刻商铺店门敞开，正开展经营活动，铺内有柜台面街，柜台前正中置一交椅。店铺西侧一间为通向住宅的门道，大门装木板门扇，门扇上有铺首，门扇后较远的位置有照壁墙，人员和车辆可由此进出院内。两门后可以清晰地看到院落，整个住宅所占面积较大，单个建筑物形体高大，室内应比较宽敞。前厅竹帘高高卷起，可以看到高大的屏风，屏风前放一个公座。院落右边有一小园，池中漂荷、岸上置竹，这是我国古代官宦宅第中常有的游赏、休闲之处，整体是一处典型的前铺后居式商铺。画卷其他处还有此类商铺建筑，但其规模、规格已远不如“赵太丞家”医铺。
此间医铺和门楼屋顶为两面坡悬山式，覆以灰瓦，有正脊吻兽和垂鱼等装饰，商铺和门道屋檐下方仍使用硕大的斗拱，与《宋史》记载宋式斗拱使用规制相仿。[10（] 图 3）主人可能担任宋代“太医向丞”医官，既为官也经商，在《清明上河图》中使用斗拱建筑形式的住宅只有赵太丞家及对门一户，这两户应为官宦之家。城内的孙家正店酒楼虽然壮观华丽，却不用层层出挑的斗拱，说明宋代建筑严格的等级制约，即使是腰缠万贯的商人也不敢僭越当时的建筑等级制度。从其表现情况来看，斗拱发展到宋代已经成熟，其各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组成极富变化，如补间铺作和柱头铺作的尺度和形式已经统一，布置疏朗，用料硕大，结构作用十分明显。明清以后的斗拱与之相比，装饰作用加强，排列丛密，用料变小，结构作用逐渐弱化，说明斗拱的发展在宋代时期已经标准规范化。
三、楼阁式商铺建筑
楼阁式商铺建筑在画卷只表现一处，在城内十字路口的画卷上方，位于街口的临街店铺“王家罗锦疋帛铺”绸缎店，是一家经营罗、锦等丝织品的商铺。门前一边竖有可以移动的大字招牌“罗锦疋帛铺”，之所以叫为“疋帛铺”，说明它不是经营零售的生意，而是大宗生意的交易场所，经营规模较大。店铺为开敞式结构，店内设有柜台，前置便于顾客挑选货物的长凳，整个建筑虽没表现完整，但根据一层样式和所悬布幔推测，此商铺应为2 层结构。（图1）由于市区人口密度大，用地紧张，许多商铺建筑多采用楼阁的建筑形式，以增加经营面积，尤其是规模大的商铺，楼阁建筑已成为当时商铺建筑重要的建筑形式之一。
结语
这个画卷表明，宋代商铺建筑的构成、功能、类型、数量和规模等方面都有了巨大发展，形成开放化、多元化的状貌，完全配合商业要求的建筑最迟到宋代已经十分完善，和前代相比已有很大的进步。除了独立的大型酒楼和商行外，“单层独体”和“前铺后居式”商铺建筑已成为普遍的沿街建筑形式。院落在很多沿街建筑中还继续存在，但是移到了后面。从建筑技术上看，这个时期是成熟、完善和总结的阶段，隋唐建筑的雄伟质朴、豪迈刚健逐渐被秀美多姿的风格所代替，变得更加细腻和世俗化，中国木构建筑体系在这个时期已具备了其系统化、制度化、定型化的特征。此画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宋代商铺建筑特点的窗口，它表现的形象比文字资料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了解宋代商铺建筑特点，为以后商业建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注释：
[1] 姜庆湘、萧国亮：“从《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看北宋汴京的城市经济”，《中国社会科学》，1981.4， 第185-207 页。
[2]（ 宋）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2010，第19 页。
[3] 李希凡：《中华艺术通史•第七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8 页。
[4]（ 宋） 欧阳修：《归田录》，中华书局，北京，1981，第26 页。
[5] 同[2]，第47 页。
[6]（ 宋） 吴自牧：《梦粱录》，中国商业出版社， 北京，1982， 第135 页。
[7] 同[2]，第84 页。
[8] 同[6]，第138 页。
[9] 陈先枢：“宋代汴梁、临安两都的店铺装饰”，《包装世界》，1999.4，第62-63 页。
[10] 王其钧：《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建筑与环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2，第12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