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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金银梳背形制与纹饰比较研究

  • Update:2014-05-25
  • 邓莉丽 / 顾平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2014年第4期
内容摘要
唐宋是我国古代妇女插梳之风普及与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梳背往往以金银材料打造而成,由唐至宋,金银梳背的形制、纹饰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本文首先阐明了唐宋金银梳背形制的不同,并论述了形制演变的原因,进而对唐宋金银梳背的纹饰进行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关联及影响因素,以期通过比较,探寻对应时期造物观念、审美诉求、风尚习俗等方面的内容。

唐宋是我国古代妇女插梳之风普及与盛行的时期,梳背作为视觉审美的中心,往往制作十分精美,插梳梳背的材质以金银为多,金银富有天然的光泽,柔韧易于打造成型。同时也是身份财富的象征,自然作为制作梳背的首选之材,由唐至宋,金银梳背的形制与纹饰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一、唐宋金银梳背形制比较
1. 唐宋金银梳背的形制
唐宋金银梳背的形制与同时期插梳梳背的形制是基本一致的,唐宋插梳形制最大的不同为唐代插梳整体一般为梯形,形似簸箕,梳背作半月形,宋代插梳整体一般为半月形,梳背则作拱形,形似一座彩虹桥。
唐代半月式金银梳背又分两种样式:一式为大半月形,接近半圆,即弧高约等于半径,这一类形制多见于梳背与梳齿材质一致的金银梳中,如江苏扬州三元路出土的唐代金梳[1]( 图1)、安徽六安唐卢夫人墓出土的银梳[2]、湖南长沙岳麓山出土的唐代金梳[3](图2)均为这一类形制,制作方法上可用一枚片材将梳背与梳齿整体打造,也可梳背与梳齿分别打造,再镶接为一体。另一式为小半月形,弧高明显小于半径,这一类形制一般用金银单独打造中空式梳背,再镶包于原梳梳背之上,原梳材质可采用木质、角质等,如江苏镇江唐代墓葬出土的龟凤纹鎏金银梳背[4],弧背平口,正反两面相合,内夹木质梳的梳齿已朽。又如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筐宝钿卷草纹金梳背[5](图3)同为弧背平口中空式样。
宋代虹桥式金银梳背的制作方法与唐代小半月式金银梳背的制作方法相似,也是以金银单独打造中空式梳背,并于两端各做出一个包角,与原梳梳背紧密扣合。其样式又分为两式:一式梳背肩部弧度平滑,为常见样式,江西永新县北宋刘沆墓出土的银鎏金缠枝花卉纹梳背[6](图4)即属此类;另一式为梳背肩部两端带有一定弧度的折角,这一样式比较少见,如南京幕府山宋墓出土的卷草连梅花纹金丝梳背[7](图5)。湖南临湘陆城一号宋墓出土的鸾凤对鸣纹金梳背[8](图6)是宋代金银梳背中别致的一例,该梳背主体也为虹桥型,不同的是,该梳背与原梳背为单面镶包,且梳背外缘系缀由小金花组成的网状坠帘,梳齿倒插于发,帘网自然下垂,别有一番装饰情趣。宋代金银插梳中也有梳背与梳齿材质相同的例子,如江西彭泽北宋易氏夫人墓出土的双狮戏球纹银梳[9](图7),银梳以一枚银片打造而成,并以另一枚银片包裹梳背边沿,梳齿的高度小于梳背弧高,不过这类金银梳在宋代已十分少见。

1. 扬州出土的金梳(唐)


2. 湖南长沙出土的金梳(唐)


3. 陕西何家村出土金梳背(唐)


4. 江西刘沆墓出土银梳背(宋)


5. 南京幕府山出土银梳背(宋)


6. 湖南临湘出土金梳帘(宋)


7. 江西彭泽出土银插梳(宋)


8. 江苏武进礼河出土金包背木梳(宋)

2. 唐宋金银梳背形制演变原因
首先,出于功能性需求。我国插梳形制的转变应以宋为转折点,唐代插梳形制基本继承了前代的特征,即梳子高度与宽度接近,梳背面积与梳齿面积相当,梳背与梳齿之间多作直线分割;宋代插梳整体为半月形,宽度明显大于高度,梳背面积相对缩小,梳背与梳齿之间以弧线分割,这种改变在节约原材料的同时增大了梳齿面积。假设两种形制的插梳面积相近,以扬州出土的唐代金插梳[10](图1)为基本原型的梯形插梳面积为108 平方厘米,梳齿面积约为63 平方厘米,因梳齿一般为中间至两端渐短,梳齿与梳背之间留有空白,所以实际梳齿面积应小于63 平方厘米;而以江苏武进礼河宋墓出土的金包背黄杨木梳为基本原型[11]( 图8)的半月形插梳面积为108 平方厘米,梳齿面积为72.6 平方厘米。可以看出,在用料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宋代半月形插梳梳齿面积大于唐代梯形插梳梳齿面积。梳齿面积的增加,一是更加有利于梳理头发,二是作为插梳能使其插戴于发髻时更加牢固,不易脱落。此后,宋代虹桥式梳背也被元明清所继承。
其次,从器型风格上看,唐代半月式梳背与宋代虹桥式梳背相比更显饱满、圆润大气,这与唐代器物造型的整体风格相一致,“从初唐开始,造物设计沿袭魏晋以来的‘清秀’基调逐渐被打破……器物造型一改‘清瘦俊朗’的特点,呈现出雍容、庄重、圆润丰满的特色,由此构成了唐代造物设计风格的总体特征”。[12] 而虹桥式梳背与宋代器物的整体造物风格也是一致的;一是体现于梳背秀丽典雅的造型,二是虹桥式梳背与梳齿直接相连的设计,省去了唐代插梳梳背与梳齿之间留白的部分,简洁紧凑,多以金银单独打造,镶包于木质、角质插梳梳背的制作方式,在节约材料的同时又不影响插梳的装饰功能,这些与宋代王安石、欧阳修等文人士大夫所倡导的“简朴致用”的造物观相吻合。
再次,唐宋梳背的形制与各自时代的女性审美有一定关联,唐代妇女崇尚丰满健康的体态,发式上盛行各种高髻,在簪、钗、梳等发饰中,梳的使用程度似乎更高,王建《宫词一百首》中写道:“玉蝉金雀三层插,翠髻高丛绿鬓虚。舞处春风吹落地,归来别赐一头梳。”[13]反映的就是当时宫女头上遍插发梳的情形。唐代插梳讲究对称及大小梳搭配,唐周昉《挥扇仕女图》、张萱《捣练图》中均可见此类妆扮。而宋代妇女则崇尚秀丽清雅的外形,宋佚名所绘《蕉荫击球图》中的女子,面容秀丽,体态苗条,紧贴发鬓的虹桥式梳背背脊有小圆珠装饰,轻盈俏丽的造型与女子姿容十分和谐。
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发现金银梳背实物来看,宋代金银梳背的弧宽基本在5 厘米以上,唐代那种弧宽小于5 厘米的金银梳背在宋代已几乎不见。从唐宋许多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插梳的大小,如苏轼《於潜女》诗:“青裙缟袂於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履。觰沙鬓发丝穿柠,蓬沓障前走风雨。”“蓬沓”即为银梳,苏轼自注云:“於潜女皆插大银栉,长尺许,谓之蓬沓。”[14] 这里的“长尺许”按照宋代的量度来看,应该有30 厘米左右,“宋代的标准尺 ……当以《家礼》所定为是, 长31 厘米弱”[15]。诗人的描写或许有些夸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宋代银梳之大。这种变化除去审美等因素,应与梳背形制有一定关联,唐代半月式梳背若是弧宽小于5 厘米,装饰面积依旧较为可观,而宋代虹桥式梳背若弧宽小于5 厘米,梳背面积与梳齿面积均过于狭小,实用性与装饰性不强。

二、唐宋金银梳背纹饰比较
从纹饰的布局来看,唐宋金银梳背均为根据器型来设计,唐代金银梳背装饰构图饱满,在对称中追求变化,产生活泼生动的效果。一般将梳背分成两大区域,即中心区与边沿区,中心区多饰以单独纹样或适合纹样,边沿区则饰以连续纹样。宋代金银梳背因其装饰范围为带状区域,一般饰以卷草花卉连续纹样,在连续纹样中间再缀以人物纹或动物纹,富有节奏美与韵律美。
唐代金银梳背纹饰题材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外来文化题材,如飞天、莲花、忍冬、联珠、绳索纹等。唐代金银器纹样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尤其是佛教的西风东渐使得莲花、忍冬等佛教纹样也一并大放异彩。另一类为传统祥瑞题材,如龟立荷叶、鸿雁衔枝、凤衔绶带、蝴蝶、折枝花、卷草、祥云等。综合看来,外来风格纹饰在唐代金银梳背上虽还有所遗存,但表现手法已经逐渐与本土纹样相融合,为宋代金银器纹饰的中土化做好了铺垫。
宋代金银梳背的纹饰主要有花卉纹、缠枝纹、鸾凤对鸣纹、双狮戏球纹、童子纹、竹节纹等。受院体花鸟画影响,金银梳背上的花卉果实、缠枝卷草等纹样刻画细微、清新写实,鸾凤对鸣纹、双狮戏球纹、童子纹则具有强烈的民俗意趣,为宋代金银器中常见纹样。凤纹在女子金银首饰中使用较多,湖南临湘宋墓出土的金帘梳[16](图6)上的鸾凤对鸣纹在南京幕府山宋墓出土的金帔坠[17]也可见。宋代的双狮戏球纹狮子形象朴实温顺、憨态可掬,江西彭泽易氏夫人墓出土的银梳[18](图7)上的双狮戏球纹与江苏溧阳平桥南宋银器窖藏出土的鎏金双狮戏球纹银盏[19] 风格一致。童子纹天真可爱、稚拙有趣,有早生贵子、多子多福的寓意,江西永新刘沆墓出土的银鎏金梳背[20] 上的童子纹与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的涂金项饰[21] 上的童子纹形象类似。金银梳背中的竹节纹同时也是金银钗常用纹样,南京南郊宋墓出土的竹节纹金梳背[22] 与浙江永嘉银器窖藏出土的竹节纹银钗[23] 纹饰一致。宋代又有仅以薄金片包裹的素面金梳背,如江苏武进礼河宋墓出图的金包背黄杨木梳[24](图8)、安徽六安花石咀宋墓出土的金包背木梳[25] 等。由上文看出,唐宋金银梳背的纹饰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同时期器物的纹饰也是相对应的,植物纹样、祥瑞纹样在唐宋金银梳背中均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唐代金银梳背上具有外来风格的纹样,如绳索纹等,在宋代梳背上已不再出现,唐代金银梳背佛教题材纹样在宋代进一步弱化,且后者的纹饰更加具有生活气息,民俗意趣增强,并新增出竹节纹、素面包金等装饰手法。由唐至宋,金银梳背纹饰的变化应与其使用人群密切相关。唐代,尤其是8 世纪中叶以前,金银器的生产以中央官府控制生产为主,金银器的商品化与普及化程度不高,金银首饰的使用人群也是以宫廷及贵族女子为主;至宋代,庶民生活的富裕、私营金银器制造业的高度发达,使得更多的平民有能力亦有可能拥有金银首饰,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金银梳背纹饰的世俗化,纹饰题材上更多地表现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

结语
唐宋六百余年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历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唐代社会的包容开放,宋代社会的内敛深沉,两者在造物观念、审美诉求、风尚习俗等方面存在的差异,都直接或间接地对金银梳背这一小小的物件产生着影响。总体来看,宋代金银梳背形制与纹饰虽然对唐代有所继承,但是创新部分更多,与唐代金银梳背富丽华美的风格相比,宋代金银梳背则显得典雅别致。

注释:
[1] 徐良玉等:“扬州发现一批唐代金首饰”,《文物》,1986.5,第68页。
[2] 杨伯达:《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2·金银器( 二)》, 河北美术出版社, 石家庄,2004,第32 页。
[3] 同[2],第33 页。
[4] 刘建国:“ 江苏镇江唐墓”,《考古》,1985.2,第136 页。
[5] 申秦雁:《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金银器》,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2003,第168 页。
[6] 彭适凡、程应麟:“ 北宋刘沆墓发掘简报”,《文物工作资料》,1964.1,第2 页。
[7]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3,第29 页。
[8] 周世荣:“湖南临湘陆城宋元墓清理简报”,《考古》,1988.1, 第65页。
[9] 彭适凡等:“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5,第29页。
[10] 同[1]。
[11] 陈丽华:《常州市博物馆五十周年典藏丛书·漆木金银器》,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8,第15 页。
[12] 李立新:《中国设计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第106 页。
[13]《宫词一百首》,《全唐诗》卷三〇二,中华书局,北京,2011。
[14]《苏轼诗集》卷九, 中华书局, 北京,1982。
[15] 曾武秀:“ 中国历代尺度概述”,《历史研究》,1964.3,第174 页。
[16] 同[8]。
[17] 同[7]。
[18] 同[9]。
[19] 肖梦龙、汪青青:“江苏溧阳平桥出土宋代银器窖藏”,《文物》,1986.5。
[20] 同[6]。
[21] 林士民:“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文物》,1991.6,第20页。
[22] 祁海宁、华国荣:“南京南郊宋墓”,《文物》,2001.8,第35 页。
[23] 金柏东、林鞍钢:“浙江永嘉发现宋代窖藏银器”,《文物》,1984.5,第85 页。
[24] 同[11]。
[25] 安徽六安县文物工作组:“安徽六安县花石咀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86.10, 第9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