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到欲望：论消费社会中的样式废止制度

样式废止制度是20 世纪初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提出的有计划废止制度（Planned Obsolescence）中的一种，它的基本策略是通过定期更新产品样式，人为地促进消费者心中样式的老化，从而提高产品的销量。从当时通用公司的销售状况来看，样式废止的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不仅成功打垮了垄断市场十几年的福特T 型车，并且促使通用汽车公司于1927 年成立汽车外观设计部，汽车外观设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事实上，样式废止制度从来就不仅仅存在于通用汽车公司之中，它对于消费社会中物所建构的具有差异性的世界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庞大的物的集团中，物自身的差异性系统不仅表现在物的功能或质量的不同，同时是各种不同样式的物的集合。这些不同样式的物从来不会处于停滞状态，它将立刻被更多不同样式的物所取代。样式废止制度是这个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物的更替链条中尤为关键的一环。
国内学者对于样式废止制度的讨论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从资源浪费的角度进行批判，有学者指出，在这种丰盛的商品套餐背后隐藏着暴殄天物的危机[1]。其二是基于资本权利的视角，认为商品样式的更迭是人们借助时尚构建区隔的社会性消费动机，浸泡着消费社会所遵循的符号编码逻辑以及资本权力话语[2]。

一、形式与功能
样式废止制度涉及了产品的两个维度——形式与功能，生产者通过将功能视作一个定量而不断地改变形式这个变量来提高产品的销量。在这个过程中，形式成为主导消费者购买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现象，并不能只将它视作一种提高销量的手段，因为生产者盈利的基础是有消费者购买。因此，虽然样式废止制度一直是设计伦理所批判的对象，但是它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其最基本的原因是消费者的购买，也就是需求。需求成为了生产商不断采用它的原因，同样通过样式废止制度，生产商也在不断地生产人们的需求。
在这个循环中，样式废止制度显然破坏了产品的功能属性，也就是使用价值在等价交换时所起的基础作用被打破了。因为如果消费者仅仅是由于样式过时而更替产品，这意味着在消费者再次购买商品时，商品的样式成为了凌驾于其功能之上的主导消费因素。
在此似乎需要重新回归到那些对于样式废止制度的批判中去。在有计划废止制度所提出的三种废止方式（功能废止、质量废止和样式废止）中，样式废止制度所受的争议最大。维克多·帕帕奈克在《为真实的世界设计》的开篇中写到：“离开学校以后，我最早做的一项工作是设计一种台式的收音机。这是个裹尸布一般的设计：设计电子机械装置的外壳。”[3] 纯粹的样式设计在设计师眼中属于为真实世界设计的反面。在政治经济学中，无论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还是鲍德里亚揭示的使用价值的拜物教，商品的功能都不仅是交换的基础，同时也为商品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合理性的保障。正如样式废止制度所受的争议一般，它在各种废止方式中与功能决裂得最为彻底。事实上，当消费者对功能的需要总是被立即实现的时候，那么功能将被消解掉。然而，在样式废止制度中形式的毁灭与建构相交织而组成，新的形式通过毁灭较早期的形式而获得了自己的特色。另外，设计史中的“形式与功能”是一个基础命题，也是设计美学的核心概念，对于设计作品的审美评价总是涉及到“功能与形式”的判断。其中最著名的论述是19 世纪80 至90 年代，由芝加哥建筑师沙利文提出的“形式服从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在现代主义发展了五十年后，“国际主义”的千篇一律让人们感到厌烦，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罗伯特·文丘里则认为建筑设计中应该以复杂性和矛盾性针对简洁性，宁要模棱两可和紧张感而不直陈不误，不要一目了然。但是这些论述仍然是建构在设计美学的体系中。
在样式废止制度中，形式与功能的关系脱离了设计美学的体系，它属于日常生活范畴中设计的异化。样式废止制度属于资本操控的产物，设计师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性被剥夺了，生产者成为了实际的操控者。因而，当设计师主动对形式与功能进行思考并付诸实践时，这种主动的改变往往会凝结成风格而被呈现出来。但在样式废止制度中，样式的改变仅仅是不断给消费者制造视觉刺激，以短暂的时尚显现。

二、时尚与需要
样式废止制度得以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往往被认为是由于它迎合了大众的需要以及时尚消费心理，但首先需要考证的是时尚消费心理是建立在何种需要之上，以及时尚对于大众而言意味着什么？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需要某种压抑，他称为“基本压抑。”除此之外还存在另一种“额外压抑”[4]，这种压抑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机构和统治阶级的特定利益”。这种压抑并不是必须的。实施“额外压抑”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在需要的层面对人进行再结构，即制造一种“虚假需要”，这种需要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强加给人们的。他写道：“无论个人怎样与这些需要相一致并感觉到自己从中得到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从它们一开始的那样——要求压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产物。”[5]
尽管马尔库塞用来与所谓“虚假需要”相抗衡的“真实需要”本身也是意识形态性的，但却明确地指出一种需要的异化，这种需要看似给予了个体充分的自由选择，实际上是“一种需要的强迫和消费的强迫”[6]。事实上，样式废止制度就是建构在这种需要的异化之上，同时它又通过不断的样式废止掩饰这个异化的需要给人们带来的“额外压抑”矛盾。
如果说样式废止制度掩盖了需要的异化，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时尚则遮蔽了今天的样式废止制度。以西班牙ZARA服装品牌为例，ZARA 被称为“快时尚”鼻祖，从设计到生产，ZARA 供应链周转天数一般为12 天，它一年中大概推出120000 款时装。这意味着平均每天ZARA 就有300 多款新款时装推出。事实上，ZARA 实施的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样式废止制度。然而通过以时尚作为代名词，它似乎合理化了自身的行为。它不再只是被批判的对象，而是被哈佛商学院评定为欧洲最具研究价值的品牌，沃顿商学院则将ZARA 品牌视为研究未来制造业的典范，它俨然成为时尚服饰业界的标杆。这与80 年前通用汽车公司推出样式废止制度时被经济学所批判的情况截然不同。
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对于时尚心理的产生机制进行了分析：“时尚是既定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7] 在这个统和与分化的过程中，时尚的主角借以引人注目——此种引人注目以纯粹量的方式获得，却表现出一种质的差异——而代表着社会与个人冲动之间的真正原初的平衡状态[8]。
此外，西美尔还认为：“另一方面，凭借时尚总具有等级性这样一个事实，社会较高阶层的时尚把他们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低阶层的时尚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9] 事实上，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在这里，起作用的不完全是个性化与社会化的混合，同时是一种权利关系的体现。迎合时尚的人们为自我制造出了一种虚假的幻象，在实际生活或精神世界无法超越时，时尚使得自我摆脱了现实的束缚而变得独一无二。

三、符号与欲望
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芭芭拉·克鲁格的“我买故我在”，似乎在部分学者与消费者的认知中存在着一种基本的理解，消费是一种愉快和幸福的体验，丰富的样式给予了消费者更大的选择空间。现在我们重新回到ZARA 服装店，当消费者满怀欣喜地走进ZARA服装店，面对着看似丰裕的产品，假设她每天购买一件不同款式的时装。她的确充分行使了消费主体自由的权利，但是她立刻会发现她真正占有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她在上一次购买的一星期后再走进ZARA，她很快会发现前一个星期流行的新款时装，这一个星期就已下架，在追赶时尚时，她又一次落后于时尚的脚步。在这个不断追逐的过程中，在这个丰裕的物的世界掩盖下由缺乏所引起的欲望中，我们很难把消费者在购买行为完成时以及随后几天里带来的快感等同于幸福与自由。如果消费主体遵循着物的差异性逻辑进行自我构建，如果需要不来自于自身和满足，而来自与他者以及缺乏，那么人所体验的不过是生存主体更深层次的操劳。
物的差异性逻辑是符号/ 价值的源泉。早在19 世纪初，西美尔就注意到物与人的结合，然而他并未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幸运的是，鲍德里亚对这个问题则给予了充分的重视，鲍德里亚的观点是，在消费社会中人们通过物来建构自己。鲍德里亚认为，物可分为三种：大写的物，小写的物和介于两者之间的物。大写的物，拥有自己特有的名称并且能够等同于主体；小写的物，只是一般的名字，仅仅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介于中间的物，它能够被标识而被特殊化了，这种物担负着表征不同地位、声望以及时尚的内涵。而这种介于中间的物正是西美尔研究时尚时所谈到的那种能够进行阶级分野的物，同时它也是基于样式废止制度被设计被生产的物。只要消费者愿意忠实于来自于某种“符号”的意义，那他就必须不断地翻新商品，消费者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通过物来确定自己的坐标，表达出“自我是谁”的概念[10]。
因此，样式废止制度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它人为地制造了消费者的欲望，而是在于它将消费者的欲望——被异化了的需要，人为地引入到物的差异性逻辑之中。消费者在追求物质的满足中，精神的国度被逐渐吞噬。在此，人们成为了鲍德里亚笔下的“现代新野人”，一种官能性的人。这种被异化了的需要以及欲望的错误引导，是比样式废止制度造成的资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更为可怕、更为隐蔽的问题。

结语
从形式到欲望，消费社会中的样式废止制度超越了它的雏形。物品的形式在消费社会中基于资本的新的操作关系建构了新的关系结构，被异化的设计制度借以时尚与需要之名合理化了自身的行为。在此笔者并不否认更迭的样式与时尚确实满足了人们部分的个性化需要，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以样式废止制度为代表的时尚与需要是建立在符号和欲求的基础之上。这是在一个差异性系统中，不断对“无”的无限追求。被引入到物的差异性逻辑之中的消费主体，不断根据物的逻辑建构自身。被异化的设计制度违背了设计为人服务的目标，最终成为了促使主体异化的同谋与帮凶。
20 世纪80 年代，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鼎盛期，日本设计师田中一光敏锐地察觉到了消费社会这种极度浪费、追求物质欲望、好享受的消费现象，主创了“无印良品”品牌。该品牌从产品材质、色彩、品牌形象乃至产品陈设，都推崇简朴的风格，它所倡导的自然、简约、质朴的生活方式也受到品位人士的欢迎。虽然在无印良品的设计哲学中有意弱化了品牌标志对于商品的影响，但它并不能逃脱符号的掌控。当它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时，它仍然将成为消费者建构和表达自我的一种标志。消费社会中符号的崛起早已是不可逆转的。正如欲望无法被治愈一般，我们也无法阻止商品或品牌被符号化的进程。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许来自于寻求符号所对应的更为合理的能指系统，一种更为合理、更为崇尚人的本质的价值追求。

注释：
[1] 王爱红：“ 天物之忧——基于消费主义的设计批判”，《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9.4。
[2] 王战，张弘韬：“时尚、消费与设计符号——从消费社会的角度解读有计划废止制度”，《装饰》，2011.5。
[3]（美）维克多·帕帕奈克：《为真实的世界设计》，周博译，中信出版社，北京，2012，第1 页。
[4]（美）郝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 薛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上海，1987，第112 页。
[5]（美）郝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1989，第7 页。
[6]（ 法） 让·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2009，第65 页。
[7]（德）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译，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1 年，第72 页。
[8] 同[7]。
[9] 同[7]，第79 页。
[10] 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