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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图书扉页设计之特征解析

  • Update:2014-05-25
  • 王海刚 / 陈诗芹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2014年第4期
内容摘要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商业出版发展的繁荣时期,其时刻家蜂起,书坊林立。清代书商为了招徕读者,从色彩、图形、版式、文案等方面,精心设计图书扉页,达到宣传与促销之目的。

扉页是介于封面与内文之间的一座桥梁,担负着外观与正文的连接作用。清代书商精心设计扉页,装饰书籍,增加美感。本文拟从色彩、图形、版式、文案等方面,就其设计特征略陈己见。
一、色彩:协调一致
大千世界,色彩斑斓。色彩作为诉诸感觉的因素,可以传达意念,表达确切的含义,使人产生不同的情感反应和联想。在竞争激烈的商品市场上,要使某一商品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商品的视觉特征,达到刺激和引导消费的目的,离不开色彩的运用。清代书商深谙此道,充分利用色彩语言为扉页的设计服务。
如清咸丰三年(1853)苏家丹桂堂刻本《清咸丰癸丑年通书》一卷,封面为图(图1),红色,绘一官手执“一本万利”,并有“丹桂堂七字大政。咸丰三年。贵客光顾请认苏家攀桂堂为记”。扉页为苏丹桂堂启事(图2),行书朱印,云:“苏家为记。本堂所造土俗日脚通书,乃是遵依宪书、协纪及诸家斗首,推算七政四余一十二宫立命流年月,将每月吉凶神煞俱系细查参订注明,以便诸公观览。本堂历传六代,行世多年,不佞留心研究,颇得西洋之法,正为造福有准,是以远近驰名,叨蒙四方诸公垂鉴。近来各镇城市有射利之徒,假冒本堂招牌发售甚多,有暗本堂名色,是以预为剖明,凡海宇诸君光顾者,务祈留心,细察真假,庶不致误耳。如假包换。省城九曜坊苏丹桂堂谨白。如有假冒招牌者,男灾女祸。”[1]
又,春牛图上有“省城丹桂堂苏家字号为记”。苏家丹桂堂是广州的百年老字号,声名远播,难免有盗版欺名之徒,所以这则启事是苏氏在维护本堂权益。通书,又称历书。在农业社会里,上至公卿名士,下至庶民百姓,他们的生活作息都离不开历书。历书中包罗万象,诸如吉日嫁娶、出行、动土、盖屋、祭祀、沐浴、祈福、入学、裁衣、栽种、开光、行舟、收割等等,都与生活息息相关。一册在手,不用他求。该通书扉页为红色,与封面、正文的色彩协调一致,寓意吉祥、喜庆,很好地表达了图书的思想内容。此外,嘉庆十六年(1811)广贤堂刻本《新春吉庆大全》、道光二十五年(1845)苏家丹桂堂刻本《清道光乙巳年通书》、咸丰四年(1854)丹桂堂刻本《清咸丰甲寅年通书》及光绪十二年(1886)苏家丹桂堂刻本《清光绪丙戌年通书》等四种通书,扉页均为红色,有效地体现了图书的风格和内涵。

1.《清咸丰癸丑年通书》封面


2.《清咸丰癸丑年通书》扉页


3. 清康熙刻本《康熙字典》扉页


4. 清初刻本《增广幼学须知鳌头杂字大全》扉页


5. 清康熙刻本《重订啸馀谱》扉页


6. 清康熙刻本《楚辞灯》扉页


7. 清初刻本《新刻钱希声先生四书课儿捷解》扉页


8. 清乾隆刻本《经史待问三略》扉页

二、图形:生动传神
清代扉页以纯文字为主,不加装饰或少有装饰,图形的数量远不及“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2] 的明代。但是,清代书商恰到好处地运用绘画、装饰图案作为扉页的组成部分,直接体现图书的内容和主题。如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内府刻本《康熙字典》三十六卷,清张玉书等奉敕纂修。全书共收字四万七千有余,分部二百十四,各部首字按笔画排序,同部首各字亦按笔画排序。扉页刻“御制,康熙字典”,并刻印“龙纹”图案(图3)。龙纹图案早在三千五百多年前的商代青铜器装饰上,就已相当普遍。之后,我国历代的装饰艺术,包括建筑、舟车、器具、家具、陶瓷、漆器、玉器、织绣和服装等多方面,都用到龙纹。在封建社会,龙纹主要作为皇权的标志。该扉页龙纹较明代秀细,富丽而有威严之气,较好地体现了御制《康熙字典》的权威与精善。
另外,清初刻本《增广幼学须知鳌头杂字大全》四卷,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此书为幼学启蒙及便民实用之小类书。该书扉页设计颇有特色(图4),上端标记出版时间及出版者“戊午孟冬文萃堂梓”;其下是一幅私塾先生授课的插图,人物惟妙惟肖;下端题书名“增广幼学须知鳌头杂字大全”及“天文地舆图、历代国号歌、圣贤问答诗、历代名贤考、历代帝王总纪、音郡百家全姓、孔门弟子名号、指掌通用杂字、详明算法、冠婚礼文、文公家礼、丧祭仪式、秤命总论、书柬帖式、称呼套语、契状关约”,如同今日之内容提要。插图部分感性而有活力,文字部分则理性而冷静。该扉页的用意在于,《增广幼学须知鳌头杂字大全》就是一位有形而无言的老师,是传播知识的向导。这幅插图的设计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比较含蓄地起到了宣传作用。

三、版式:灵活多样
扉页的版式设计主要是由版面的面积、比例、疏密、位置来体现设计者的构思,它是视觉传达的重要手段。清代扉页的版式与明代有所不同,明代主要以“上下分割”的版式居多。清代则以“左右分割”的版式占多数,整个版面分成左右两部分,分别配置不同的文字和字体。如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本《周易明解辑说》四卷,扉页左栏刻有书名和出版者“周易明解辑说”、“万选楼藏板”,右栏刻有编著者“浔阳冯厚斋注”。整个版式简约不简单,包括了书名、著者、出版者等基本信息。有的则稍作变通,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张氏刻本《重订啸馀谱》(图5),扉页右栏为书名“瑞凝堂重订啸馀谱”,左栏为“啸馀谱为填词金针,向来失传,遂使宮商不协,清浊难分。瑞凝主人慨然重订,既无郢书燕说之讹,亦无鲁鱼亥豕之弊,识者鉴诸。”[3] 强调校勘之精审。清代扉页在“左右分割”型版式的基础上,亦有分为“左中右”三个部分。康熙、雍正时期,大多数扉页的中间为书名,右栏为编著者,左栏为出版者。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本《钱塘游览志》扉页为“钱塘游览志。沙门巨海述,孤山藏版”。[4] 乾隆以后,扉页版式内容略有变化,其中间为书名,右栏为出版时间,左栏为出版者。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东瓯诗存》四十六卷,扉页为“东瓯诗存。乾隆庚戌年镌,鹿城依绿园藏板。”[5] 有的扉页内容更为详尽,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林氏挹奎楼刻本《楚辞灯》四卷(图6),扉页中间为书名“楚辞灯”,右栏为编著者“晋安林西仲先生论述”,左栏为“三闾楚辞,为千古辞赋之祖,每篇中各有意义,各有脉络。向被诸家评注,穿凿附会,尘上加灰,以致纷如乱死,汩没殆尽。兹先生研精四十年,痛扫从前谬误,逐字分析,逐句融会,使每篇中意义脉络无不躍躍眼前,诚二千余年以来暗室孤灯,而作者之真面目,可以一照毕现,不劳探索矣。识者珍之。挹奎楼主人识。”[6]具有广告效应。
此外,清代扉页版式还有“满版型”。版面以文字充满整版,配以部分图案,给人大方、舒展的感觉,是图书广告常用的形式。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刻本《苍谷全集》十二卷,扉页题有书名“苍谷先生全集”。[7] 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历代名贤烈女姓氏谱》一百五十七卷,扉页题有书名及出版者“历代名贤烈女姓氏谱,听涛山房藏板。”[8] 清初人瑞堂刻本《新刻钱希声先生四书课儿捷解》八卷(图7),扉页为“满版型”,刻有“四书课儿捷解。钱希声先生心著。二刻。人瑞堂梓。一、名公新破,一、字义详训,一、人物考实,一、绘图便览”。[9] 四周环花边,又有图形木记,图绘一吹箫男子,临涛而立,山石花木其后,殿宇隐约其中。当然,清代也有少数扉页版式为“上下分割”型,如图4,此不赘述。

四、文案:言简意赅
文案是用文字直接或间接地传递有关信息,是扉页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一,明码标价。在扉页中标明图书价格,旨在引导购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经史待问三略》不分卷,扉页刻“经史待问三略。乾隆癸巳仲冬。经史识略附策。经济要略附策。经史纪数略。一本堂藏板。”并钤“甲午增校定本,实价纹银壹钱,不折不扣”长形木记(图8)。坊贾深知,顾客讨价还价,颇费口舌。此书价仅壹钱,索性开诚布公,“不折不扣”,没有商量余地。乾隆四十五年(1780)周氏寿南堂刻本《安居金镜》八卷,扉页刻“安居金镜。钱塘周梅堂手辑,仁和王司直参阅。寿南堂藏板”。钤“仙根周氏图书”及“每部纹银实价四两”。[10] 此书价甚贵,当非一般人所能购买,乃奇货可居之书。其二,校勘之精。在扉页中声明校勘之精审,以此为卖点,吸引读者。清康熙刻本《新刊文选考注前集》十五卷,扉页刻“昭明文选。张伯起先生原注。六丞考注读本。内附音释,分前后集。文选一书刻本甚多,率皆逐段注释,读者苦于断续,不易得其文义。兹以一应训注汇集每篇之后,考核详备,校雠更精,既便诵读,尤便参解,诚翰苑之骊珠,古学之津梁也。赠言堂主人谨识”。[11]
宣传该书刊刻精良,校正无误。其三,新书预告。对即将出版之书进行预告,如康熙五十八年(1719) 乐荆堂刻本《定例成案合镌》扉页云:“康熙五十八年夏季以前,后有新例成案,按季续刻,翻刻必究”。同一年,果然还刊刻了《定例成案合镌续增》,其促销作用显而易见。乾隆十八年(1753)章氏刻本《临川章介庵先生文集》十一卷,扉页刻“临川章介庵先生文集,本家藏板。诸城范怡云、乌程沈伯村两先生鉴定。乾隆十八年梓。二集嗣出。”[12]用“嗣出”、“即出”等词语传递新书出版信息,广而告之。
其四,征稿启事。清代书坊主为了获取好的书稿或善本,在刻印的扉页上刊登征稿启事,以求稿源充足。清道光四年(1824)海康丁宗洛刻本《一桂轩诗钞》二卷,扉页刻有“一桂轩诗钞,道光甲申新镌,板藏上东署不负斋。敬恳宗工若有题词,即邮寄济宁州同署中,以便续刻附闻。宗洛启。”[13] 告知了书稿交付地点。康熙二十七年(1688)自刻本《曹氏墨林》二卷,扉页刻“墨林初集。本斋制墨,承诸名家藻鉴,锡以瑶章,珠玑错落,集成墨林。以投赠先后为次,不及序尊,幸祈原宥。艺粟斋曹素功氏谨白。”[14] 扉页宣称,不论作者地位如何,只要有好的作品,随得即刊。
其五,版权保护。清代书坊主善于在扉页中利用版权保护,来宣传图书。清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古文未曾有集》,扉页云:“古文未曾有集,嘉庆甲戌重镌,武林王草堂先生评选。先生家传新风,名重梁园。著作既已等身,纂辑又几充栋。其间古文数种先梓,是集乃小品之鸿文,篇篇佳肴,实大家之钜笔。句句新奇,妙论开天,补三坟之缺。金声振地,备八代之全。诚出帐中之秘,为席上之珍也。识者当共宝之,大酉堂藏板,翻刻必究。”[15] 可谓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当然,清代“翻刻必究”之呼声虽高且频,但其本质上乃是民间自发性的,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其效果也微乎其微。但是客观而论,这些声明对图书的营销和宣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清代书商在扉页设计中,通过对色彩、图形、版式、文案的有效处理,呈现图书的个性风格,招徕读者,促进销售。

* 本文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基地项目“中国古代图书广告研究”(13JD36)的研究成果之一;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骨干培养计划[2013]资助;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学科“新闻传播学”资助。

注释:
[1]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11,第1008 页。
[2] 郑振铎:《郑振铎美术论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1985,第306 ~ 307 页。
[3] 同[1],第2287 页。
[4]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清代版刻牌记图录·第一册》,学苑出版社,北京,2007,第134 页。
[5]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清代版刻牌记图录·第三册》,学苑出版社,北京,2007,第122 页。
[6] 同[1],第1362 页。
[7]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清代版刻牌记图录·第二册》,学苑出版社,北京,2007,第122 页。
[8] 同[7], 第138 页。
[9] 同[1],第172 页。
[10] 同[1],第991 页。
[11] 同[1],第1996 页。
[12] 沈津:《书韵悠悠一脉香:沈津书目文献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6,第142 页。
[13]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清代版刻牌记图录·第四册》,学苑出版社,北京,2007,第204 页。
[14] 同[1],第1076 页。
[15] 同[1],第8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