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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玻璃三千年

  • Update:2011-01-04
  • 尚刚
内容摘要
内容提要:主旨在借助实物和文献,简述中国古代玻璃的缓慢发展及清代玻璃的突飞猛进。此前,对中国古代的玻璃异名和成份略作解说,此后,又对中国玻璃史揭示出的历史、文化、艺术问题稍有归纳。


入宋,中国玻璃有个重要现象:药玉进入了舆服制度,成为君臣冠冕、大带等的装饰。同时,药玉器皿也在涌现,宋人常吟咏“药玉船”、“药玉杯”,说明那时仿玉的玻璃酒器已经深入士大夫生活。东坡《独酌试药玉酒盏》诗云:“镕铅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为酒杯,规摹定州瓷。”这则是对药玉高铅的配方和器物造型一如瓷器的解说。除瓶、壶、盏等容器和簪、钗等首饰外,此时还出现了大型的玻璃器,典型出在歌舞升平的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正月十五,宫中立鳌山,挂灯无数,其中,苏灯“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诸灯之冠则推琉璃灯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机关活动”(《武林旧事》卷二)。尽管苏灯、灯山实物不存,但定州静志寺院塔基出土的玻璃珠【图10】仍能折射北宋的玻璃意匠,它们呈色多为棕色,半透明,小小大大,形态酷似葡萄,惹人喜爱。


10 北宋葡萄,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

中国玻璃固然可以装饰精妙、结构精巧,但质地终归不及西方。程大昌《演繁露》、赵汝适《诸番志》都记录了伊斯兰玻璃的耐热性远远超出中国制品。质地的优越虽令西方玻璃适用性更强,但西方作品的形制却未必尽合东方的审美,若以西方的材料造作中国风的玻璃器,该是上佳选择。因此伊斯兰玻璃原料也进入了中国,如北宋末年的宫禁就有这样的旧藏(《铁围山丛谈》卷五)。两宋时代的伊斯兰玻璃器曾出土于河北、安徽、浙江的佛教遗址,然而,更重要的西方风玻璃收获得自边陲,在新疆若羌,发现了宋元时的玻璃作坊遗址,产品为钠钙玻璃,拼对出土残片,所得多为造型大异中土的长颈瓶。


辽金疆域内,出土过一些相对粗陋的中国玻璃器皿与饰品,然而,引人瞩目的还是那些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精美玻璃器皿,它们的时代属辽,贴丝、刻花、模印等等,装饰手法堪称丰富,有些在当年的西方也属珍品,如口加金盖,腹中套瓶,设计精巧奇妙【图11】。辽地屡屡出土高档伊斯兰玻璃器,既折射出与西方的交往的频繁,又显示了契丹贵族对伊斯兰玻璃的热衷。


11 伊斯兰金盖执壶.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元代,中国玻璃业的大事件是瓘玉局的设立,事在至元十五年(1278)。它归属为皇家造作的将作院系统,应专门烧造仿玉的玻璃器。在当年的益都颜神镇,则发现了元末明初的玻璃炉遗址,产品主要为钾钙玻璃。因归将作院的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管领,故瓘玉局有设在这里的可能。至于瓘玉局的产品,有两件尚可推测,一为至元二十五年(1265)苏州曹氏墓中的涅白色玻璃圭,它长达42.6厘米,仅由长期被误判为玉质,便可想见其光润;一为漳县汪世显家族墓里的玻璃托盏【图12】,其造型别致、质地晶莹、呈色鲜亮,是罕见的中国古代玻璃珍品。之所以将它们与瓘玉局联系,主要因为主人的身份,曹氏之子就是对朝廷时叛时降的元末枭雄张士诚,汪世显家族世代则为汪古部的重要首领,这样的身份都有得到赏赐瓘玉的可能。


12 元托盏,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

蒙古统治集团倾慕伊斯兰文明,当年的中西交通又空前畅达,因此按常理,精美的伊斯兰玻璃器也该大量出现在中国。事实却恰恰相反,尽管在最精美的保定青花窖藏里出土过彩绘玻璃瓶,尽管奉安御容的各神御殿都用玻璃瓶、琥珀勺做祭器(《元史•祭祀志四》),尽管元人也曾赞美“西国”玻璃瓶(《渊颖集》卷四《娄约禅师玻瓈瓶子歌》),但不论实物,还是文献,都无法证明伊斯兰玻璃器风靡蒙元上层社会。伊斯兰玻璃器较少出现的原因在,蒙古大军的西征导致了伊斯兰玻璃业的凋零。再到1400年,瘸子大汗帖木儿的暴虐则大体终结了伊斯兰玻璃的余晖。  此时,尽管地理位置更西的威尼斯玻璃已渐趋繁荣,但对元明中国而言,威尼斯毕竟太遥远,质脆义碎的玻璃运送更加困难。


与两宋相同,明朝疆域内,玉材相当匮乏,故而,药玉也成了真玉的替代品,进入舆服制度。那时的百官朝服,三品以上可佩玉,四品以下则佩药玉。药玉带饰也发现在扬州史可法的衣冠冢。固然仅有少量器物出土,但明代的玻璃技术相信已经成熟,因而《天工开物》会记录玻璃制作的全过程。当年,颜神镇玻璃的地位愈形重要,主管营造的内官监还在这里设外厂,“取彼水晶,和以回青”,为郊坛飨殿的门窗制作蓝色的玻璃帘幌(《颜山杂记》卷二、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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