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女子校服特色及对女性主义的影响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1YJA760090）。

 

近代女子教育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教会女子学校、国人自办女子教育以及出国留学。国人自办女子教育又分为国立、省立和私立办学。其中，西方教会女学是中国最早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的女子学校。早在 1844 年，英国人阿尔德赛女士奉“东方女子教育会”之命，来华在宁波设立了近代第一所女子学校。半个世纪后，国人创办了“经正女学”，又名中国女学堂，这是国人创办的第一所近代女校。20 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兴办女学的重要性。其中，1902 年吴怀疚创办上海“务本”女塾，蔡元培等创办上海“爱国”女校后，出现了一个兴办女子学堂的热潮。尤其是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社会各界的舆论普遍认为，教育是解放妇女的关键，也是国家兴盛发展的关键之一。随着女子学校的不断兴起，“校服”作为女学生的标志性着装也随之诞生。其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引领了社会时尚的潮流，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女子追求自身独立解放的过程。

 

 

 

制服是指一群相同团体的人所穿着的服装，用以辨识从事各个职业或不同团体的成员，是具有标志性和象征性的服装。其在款式、色彩、面料和穿着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1911 年 9 月 3 日教育部公布《学校制服规程令》，规定“女学生即以常服为制服”，“女学生自中等学校以上着裙，裙用黑色”。但各地女校因应需要，都考虑女生着裤，即“操衣”，为学生出操时所服，其式样十分漂亮，领、袖、跨管上均饰有红镶边的宽黑条，穿上十分威武，后来成为校服。[1]此种“上袄下裤”式的校服，满足了制服功能性的设计要求。此外，1935 年青岛市政府颁布的《青岛市各级政府学校学生服装暂行条例》中，亦可见女子各级学校校服的形制规定。[2] 其中第三条为 ：小学女生之制服，帽子分冬夏两种。一般冬帽为青色，夏帽为白色，外套鞋靴均与小学男生同。而小学男生的外套为黑色，类似于制服式风衣的设计，其长度与膝盖齐平，袖子长至手腕，腰部配以皮带，颜色与外套相同。鞋子样式为皮质或布质平底。军训时长筒靴均为黑色，皮带为黄色。中小学女生以统一佩戴校徽为标准，男生则需按要求佩戴领章。其造型款式、穿着要求、统一规范等方面都涵盖了制服设计的特征。其中第五条为 ：中学女生之制服，上衣款式类似于 T 恤，百褶裙长过膝二寸。夏季制服上衣用布质，裙用棉质。衣为白色，裙黑色。鞋子用布鞋或平底皮鞋，外套与小学女生同或一律用毛线半身外衣。其上衣款式中领型、领口开叉、低摆侧开叉暗扣的运用都体现了制服的设计特点。这一切使得“校服”具有很高的团体辨识度，突出了制服类校服的特征。

 

至 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女子体育日渐盛行，运动装与日常服的界限逐渐模糊。还有部分学校即以运动服作为校服。其中，湖南长沙女子中学（即稻田女中）的校服有些奇特，将校名斜印于衣服前襟，是将运动服的惯常做法应用到了校服之中。[3] 另从 1949 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毕业合影上，可看出学生们穿着统一整齐的西式学位服。[4] （图 1）学位袍服也是制服式校服的一种，其对穿着的时间、人物、地点等更有严格的规范要求，是特定群体（毕业生）的标志性服装。

 

 

1.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毕业合影

 

 

时装，即指式样新颖入时的服装或某一时期流行的服装及其配饰。旗袍无疑是当时时装的代表。其在领型、门襟、低摆、开衩处变化多端，具有时装显著的“时效性”特点。相比较严格规范的制服类校服，时装类校服存在着与时俱进的显著变化。如 1928 年载于《良友》画报的复旦大学预科女生合影照片中，可见女生们化着妆，摆着姿势，穿着改良旗袍和短短的头发都是当时最时髦的样式，颇有明星之气。[5] 其中，改良旗袍从领襟、衣袖到摆衩的细节变化非常丰富且更新很快，反映出时装周期性流行的特征。到了 30 年代，由于旗袍的盛行，女校大多以旗袍作为校服，使得女子校服装扮趋向于时装化风格。

 

1948 年，中西女中毕业典礼上，学生们穿着整洁淡雅的改良旗袍，可见该校是以旗袍作为校服。[6] 此款改良式旗袍无袖、紧身、长款的特点，代表了当时最时髦的时装样式。40 年代末，西风更盛，女校校服更多地被衬衫、西装、毛绒衫等所取代。从圣玛利亚女中的校服变迁史中可以发现这一改变，这些特定时期流行的时装被运用到了女校校服中，反映出妇女不断追求自身改变的过程。当时《节约运动与妇女生活》一文如此描写当时的女学生 ：“穿上一件时髦的旗袍，丝袜，擦一擦亮高跟鞋，地上走两步，从镜子里看自己的姿态，起码梳十几分钟烫过的头发……。”[7] 这样的上海滩女学生既是新思想的先行者，更是摩登时尚的引领者。

 

 

 

“与时俱进”主要指人的观念、行为与时代一起进步，从而发生的一些改变。经过教育的洗礼，近代女子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变得开放，这些改变的外在表现之一就是校服的不断更替。20 世纪 20 年代，女学生的主流校服为上袄下裙式的“文明新装”，30 年代改为旗袍，至 40 年代又改为西装、衬衫与毛线衣的装束……这些变化集中反映在了上海圣玛利亚女中的校服变迁史中。[8]（图 2-4）从 20 年代到 40 年代，社会发展很快，变化很大，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日渐深入。所以基本上，每过十年社会形态就有新的变化，而女子校服也是十年一变，十分贴切地折射出这种变化。所以此时的校服无论从品种、样式上较之以往都有更加丰富的变化。《民报》在《脱下花旗袍，重穿蓝布裳》一文中写道：“文德女中同学们暑假内，皆穿上了花旗袍，白高跟鞋。现在改为蓝上身，黑裙子了。”[9] 可见校服的“与时俱进”既有直线递进的一面，亦有循环往复的一面。

 

 

2-4. 圣玛利亚女中的毕业生们，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来自《风藻年刊》）

 

 

“中西合璧”是指将原属中方或西方的服饰物相互交融、重新组合而后搭配在一起穿。如中式的旗袍与外来的烫发、高跟鞋、玻璃丝袜、西式大衣、毛线衫等组合，这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穿着方式。[10] 这包括服装搭配中的“中西合璧”，一些教会学校的女大学生们在毕业时，往往将西洋的学位服与中国的袍服、袄服融为一体。如在圣约翰大学毕业照上就可以找到“中西合璧”的影子，头顶西式学位帽却身穿中式滚边旗袍。（图 5）此外还包括款式上的“中西合璧”，即将原属中方或西方的局部的样式糅合在同一件服装上，“参合东西”的折衷方案是这种设计的最大特点。[11]如当时某贵族高校的旗袍式校服，其款式与众不同 ：中式旗袍镶有西式白衬衫的翻领和袖口[12]，就是将“西式”的衬衫领、袖与“中式”的旗袍糅合在一件服装上。

 

 

5. 圣约翰大学毕业照

 

 

民国时期，受西“服”东渐的影响，大量“舶来品”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这些现代的、新式的、时髦的，不同于过去的西式服饰被视为“摩登”。当时的女学生们大都喜欢去西洋服装店置办衣裳。张爱玲在其小说中提到 ：上个大学后就会更洋派，“她穿着最高的高跟鞋。二蓝软绸圆裙一整幅料子剪了个大圆形，裙腰开在圆心上，周围就是下摆，既服帖又回旋有致。白绸衬衫是芭蕾舞袖，衬托出稚弱的身材”[13]。具有新思想又穿着西洋服装的女学生无疑是当时的“摩登”女子。除了衣服之外，整个人的面貌妆容都渐趋“全盘西化”。当时的女学生纷纷开始剪发，烫各种摩登式样的发型，足登新式的细带皮鞋。这样就完成了从头到脚的一整套“摩登”装扮。同时各种服饰品的匹配也逐渐洋化，丝袜、手套、皮包、小金表等都是“舶来品”，也都是时髦女子的必备服饰。

 

 

女性主义始于 19 世纪中叶的西方，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一般被理解为以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为目标的社会理论和思想运动。20 世纪 20 年代，中西方女装流行的巨大变革就是女性主义理论外化的结果。[14] 女校校服无疑是女装流行变革的集大成者，换言之，女校校服就是女性主义理论外化的结果。

 

“无论在哪个社会里，都有风俗的转移，嗜好的转移。一般无知识的人，都看那些有知识阶级的人为标准的……，妇女装饰的风俗，完全看教育界妇女的嗜好为转移”[15]。可见，当时社会的妇女都以女学生装扮为范本，并由着装观念向思想观念蔓延，这种从“外”到“内”的变化推动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影响了女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第一，策动了“文明新装”风潮。20 年代，兴起过一阵改良的“文明新装”风潮，即上为短袄，下配黑色长裙，多由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教师和女学生率先穿着。因其朴素大方，清纯淡雅，很快被城市女性引为时尚并纷纷效仿。由于“文明新装”的影响，服装在配饰上也变得异常朴素，不仅不绣花，簪衩、手镯、耳环、戒指等传统首饰也一概不用。只在颈部系条围巾，或带只手表，拎只西式手提包。女学生风气一开，各界女子亦争相学习了。

 

第二，推动了“改良旗袍”热潮。30 年代是旗袍的年代，不仅女校校服是旗袍，女学生毕业了工作后穿着的工作装也是旗袍，旗袍逐渐发展成为全民的服装。此时旗袍的袍身开始收紧，袖口缩小变短，滚边装饰改窄，刺绣、花边、镶滚等装饰形式也逐渐减少。其式样更为简便，变化亦更为丰富，更能适应全社会妇女的普遍需要。同时这样也与当时的生活方式更加匹配，使受众更为广泛。改良后的旗袍款式新颖合体，其穿法与搭配也发生了变化，大多与西式外套、帽子、大衣等搭配，另外还穿着玻璃丝袜、高跟皮鞋。

 

第三，引导了“运动服”的穿用。最初的女校运动服也叫“操衣”，上装为短袄，袄外束腰带，下穿裤子，裤脚以带绑束，后来亦成为部分女子校服。40 年代体育运动的盛行使得运动服在女校中流行起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一种针织短上衣，类似于今天的 T 恤，下配长裤、马裤或百褶裙等。另从 1929年东吴大学女子篮球队合影中可见，女队员穿着的是宽松的茄克式短袖上衣、深色的短裙、白色的长筒袜和系带的运动鞋，上衣缝缀有“S”标志。[16] 随着体育运动的风靡，运动服与日常服装的界限模糊， 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第一，时尚的生活方式。从《良友》杂志中可见，当时的女学生化着妆，烫着时下最时髦的发型，着各色样式的旗袍或洋装，置办衣裳大多去外商的时装店，进行时髦的体育锻炼。这些都代表了当时新潮的生活方式。女学生再也不像从前那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当时的圣玛利亚女中和中西女中都开设有体育、跳舞、骑自行车、短跑等课程。课余生活则一般是“打网球、读家书、唱流行歌曲”[17]。说明了近代女校学生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背离传统，同时当她们走出校门，步入家庭与社会，又会将这种生活方式带入到更广泛的区域。

 

第二，独立的就业形象。毕业后，女学生大多进入社会从事相关工作。工作之后所穿着的职业制服，与校服是一脉相承的，大多是旗袍、衬衫、西装、长裤或裙的制服式工作装。在 1936 年《良友》杂志第 120 期中的《新女性——上海职业妇女一瞥》中可见女性们身穿简洁利落的旗袍作为工作服。（图 6）40年代的女空乘服务员的服饰，白色衬衫和长及膝下的一步裙，脚穿高跟鞋，头戴船型帽，是当时职业女性的典范。[18]（图 7）而更重要的意义是，随着思想的开明与解放，女子着男装、裤装、运动休闲装的也日益增多。女性取得经济独立后，摆脱了对男性的依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女性。

 

 

6. 1936 年上海职业妇女一瞥

7. 40 年代女空乘服务员工作装

 

第三，新式的婚姻形象。作为新思想和时尚风向标的女学生，在婚姻恋爱方面也大多效仿西式的“文明婚礼”，当时的主流杂志对此报道很多。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具有学生背景的新郎、新娘选择西式婚礼的居多。选择西式婚礼，通常就会选择西式婚礼服，燕尾服、披纱等西式婚礼服与衬衣、操衣、操裤等校服同属西式服装体系，可见其相承关系。另外，西式婚礼不仅仅是程序更为简单，更为重要的是，它象征着男女双方在婚姻中地位平等，女性不再是传统封建社会中男性的附庸。这一点对于近代社会中男女新型关系的构建具有建设性意义。

 

 

民国前，对女子教育约束极严。如规定“凡堂中执事，上自教习提调，下至服役人等，一切皆用妇人，严别内外，自堂门以内，永远不准男子闯入”[19]。最初女学堂的办学宗旨仍是“贤妻良母”型的教育，与男子教育是迥然不同的。对待女子更加严格，要求她们从十四岁起，就把自己禁闭起来，学习女性风范：说话要慢声慢气，走路要文雅大方，落座要规范，双腿要夹紧并拢。[20] 此时，女子的服装大多是封建时期的宽衣大袖，意在模糊男女性别差。在教学内容上也大多是传统的儒家礼教，对待学问也只是点到为止，依旧遵循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

 

民国后，政府和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意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子学校的兴起，也为女学生群体的壮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文明新装”反映出女学生要求变“新”人，有“新”思想。当时众多主流杂志的封面都刊登时髦女学生的照片，其形象代表了新女性的标准。并鼓励女子独立解放，进入社会工作。《玲珑》杂志在其第一卷第十期中提到 ：“女学渐兴，教育行将普遍，凡上中社会的人家，她们总先要把女子教养成人，才算完事……”[21] 反映出社会整体思想观念的进步。30 年代女校校服旗袍盛行，女人穿上了长袍，打破了以往女子“服其命服，两截穿衣”的陈规陋习，也就等于是一次次唤醒或强化了女性主义理论，体现出女子自身思想观念的提高。40 年代的西装、衬衫装扮则趋于中性化，意在强调女性独立的精神面貌。

 

 

从最初的“文明新装”——穿“新”衣，做“新”人，到 40 年代的西装、衬衫、毛线衣和黑色长裙的搭配，女校校服的变迁促进了女性思想的开化，推动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女子与男子一样开始进入社会分工，并取得经济独立和自身的解放。校服作为近代文化的缩影，带有浓重的符号意义。

 

刘水 / 洪安娜 / 张竞琼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注释 ：

[1] 吴昊 ：《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1911-1935）》，东方出版中心，上海，2008，第 57 页。

[2] 青岛市政府 ：《青岛市各级政府学校学生服装暂行条例》，《青岛新民报》，1935，B0022，页号 0002。

[3] 佚名：“新发现民国女中学生靓照”，《长沙晚报数字报》，2012.10.28，A7。

[4] 吴允萱 ：“民国时期福建女校校服特色分析”，《艺苑》，2012.4，第 82 页。

[5] 刘瑜 ：《中国旗袍文化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第 124 页。

[6] 张竞琼 ：《从一元到二元 近代中国服装的传承经脉》，中国纺织出版社，北京，2009，第190 页。

[7] 同 [5]。

[8] 同 [6]，第 208 页。

[9]“脱下花旗袍，重穿蓝布裳”，《民报》，1947，D000370，页号00017。

[10] 张竞琼 ：《西“服”东渐 20 世纪中外服装交流史》，安徽美术出版社，合肥，2002，第 2-4页。

[11] 同 [10]。

[12] 廖军、徐星 ：《中国服饰百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第 91 页。

[13] 张爱玲 ：《同学少年都不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第 35 页。

[14] 李楠 ：《现代女装之源 ：1920 年代中西方女装比较》，中国纺织出版社，北京，2012，第23-24 页。

[15] 戴却定 ：“妇女教育与装饰”，《妇女杂志》，1924，第四卷第五号，第 73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