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问题研究历史

        近日，拿着刚刚出版的《范式革命：中国现代书籍设计的发端（1862—1937）》一书， 以先睹为快的心情，快速地看了两遍。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情，乃在于此书作者是优秀的书籍设计师赵健先生，其作品曾获“世界最美的书”称号。爱书的朋友对赵健的作品可能并不陌生，他一直致力于在设计中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人味，质朴冲淡而不尚炫技。由好的设计师来写作的设计史，自有其独特的视角，这是让人期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书名即可看出，这是一本关于书籍设计的中国近代设计史，这一题材在学术界还未得到高度的重视，然而对于今天的中国设计而言，这段历史有其得到关注的充分理由。
        笔者是学习建筑史出身，深知在建筑历史的研究中，中国近代史部分的研究起步相当晚。原因在于，许多人认为中国近代建筑史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理由是中国近代建筑以学习西方建筑技术和风格为主，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成就不高。即使这个理由成立的话，即中国近代建筑成就不高，那么是否就应当认为这段历史的研究价值也不高了呢？这里就牵涉到历史观的问题了：历史应当怎样书写？历史的价值是什么？其中不乏争论，先不论各自短长，有一点情况是类似的，即中国近代设计史的研究也有相似的遭遇。

1.《奇器图说》卷三，1816 年版，本书第64-65 页

        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即历史的书写往往反映的是书写者的立场和价值观，人们无法还原历史的全貌，形成文本的历史必然是经过拣选的素材以及书写者价值判断的评述，不可能有绝对或者完全客观的历史。中国设计史研究选题的厚此薄彼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文化上的自卑心理，当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势地位时，我们只有拿出古代成就才能找到平衡。然而，历史的真正价值显然不是为了寻找心理的慰藉，回望来路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哪怕来路走得并不平顺，也不能回避。然而，吊诡的是在中国经历了近三十年突飞猛进式的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设计成果，无论在审美上还是在文化意识层面，都不乏让人惊艳之处。
        中国古代设计史或工艺美术史研究同中国近代设计史研究的立场是会有所不同的，古代史研究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梳理，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相对稳定的状态，古代史研究的重点是对古代物质文明的解读。在古代史的研究中，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明成果无比辉煌且自成体系，使得一部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成为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石。而中国近代设计史研究的格局则截然不同，激烈的社会变迁带来了物质生活从形态到具体成果的巨大变化。之所以近代设计史让今日的人们有惊艳的感觉，乃在于在这段历史中看到了今日依然困扰着我们的问题：中国设计如何走向现代化？

2.《电学图说》，1887 年版，本书第85 页

        中国的现代化如何实现这一问题长久以来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原因在于对现代化的简单化认识。在许多人看来，现代化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心中埋藏着“现代化=西方化”的公式，所谓现代化成了不断推进西化的过程。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国近代设计史就是学生堆积习作的历史，的确无甚研究价值。从现象上看，此说不无道理，尤其在技术层面。船坚炮利的西方文明直观地显现了中西之间的差距，但是文化层面的问题是否如此简单呢？“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种策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是一种姿态，然而体用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截然的，只拿技术而不涉及文化的交流和引进，只能是“稳赚不赔”的臆想。以书籍的封面而论，“传统书籍的封面形式长期以简朴的、满足保护和识别为基本功能的形式存在，……西方现代书籍事业是在‘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中，随着工业革命一同发展而成为的一项庞大的出版工业，……封面便自然成为宣传书籍本身、增强商品竞争力的重要部分……”（165 页）可见封面形式的变化，背后隐含的是更大范围的制度、运作体系及使用目的的变化。用之变，不可能不涉及到体之变，书籍形态的变化，折射的是更为宏大的社会形态的变革，这也是作者以“范式革命”来命题的用意所在。
        今日之人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书籍形态如果看作是形式，所要传播的信息就是内容，形式要与内容匹配，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形式的可适应性是有很大余地的。即使在今天，也还有人热衷于出版线装书，完全采用传统的工艺，并非绝然不可行。现实是，中国近代经历了书籍形态的重大变化，传统的线装书几乎完全被“洋装书”淘汰，这背后也不简单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以“范式革命”来描述这段历史，可以有更为宏阔的视野。作者以瓶与酒的关系来描述这一历史演变的过程，先是旧瓶装新酒，这一实践早在明代的《奇器图说》即已开始（参见62—65 页），单就表达而言，旧瓶还堪装新酒；第二阶段则是旧瓶装不了新酒了，这种不适应并非全然是技术层面的，实则是社会大变局的表现，“这样的变局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震动，从根本上看是它超出了中国人以往的经验认识。”（73 页）因此，新学兴起就是意料中事了。新学之兴，导致了传统印刷术的全面崩盘，机器印刷、铅活字等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效率的巨大提升，书的目的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转移。“发生于晚清社会大变局中的传统线装书的危机，其根源并非表面的‘线装’技术和形态，而是中国传统书籍范式本身。”（85页）

3.《青年杂志》第1 卷第1 号“青年论”，1925年9月版，本书第148-149页

        考察这段书籍形态演变的历史，不得不提的另一个事实可能会挫伤我们的自尊心，即：虽然中国人率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这一技术未在中国人手里发挥其威力，在古代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广泛应用（47—52 页），活字技术的普及实则受的是西方技术的影响，尤其是金属活字的应用（139 页）。冷静思之，也没有必要沮丧，每种技术都有其对应的优劣之处，古代中国长期使用雕版印刷所表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自有其值得回味之处。铅活字一旦引入，就带来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化。“字迹变小了，传统版面上的线面格局、鱼尾纹和象鼻等都已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由铅条形成的直线或花边。”（142 页）由此带来的还有一项重大变化是竖排向横排的演变。这一变化的渊源在于中西文混排，混排带来了诸多矛盾，最后“让中文来适应西文的排列习惯，在中国社会整体西方化的趋势中，似乎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在今天看来，我们应该把这当做是中文的排版又多了一种方式，尽管它已经普及化了，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由此而完全放弃或淡忘了传统方式。”（150 页）作者的后半句话别有一番深意，也是文化立场的一种显现，其中的苦涩反映的正是现代化过程中民族传统在大规模西方化的背景下何以自处的问题。
        看到这里，基本可以理解中国近代设计史研究的价值了，同时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设计史怎么写？这显然是个宽泛的问题，并不要求有唯一的答案，就已有的设计史研究成果来看，指示了几种设计史写作的路径。一种是历史学者对设计历史的梳理，往往采用编年的方式，把设计成果按时间线索进行罗列；其中自然包含对设计成果的价值判断，此时历史观就会影响历史书写的走向。第二种是设计理论学者的设计史书写，往往受自身理论体系或观念的左右，从理论需要出发拣选设计事实和设计成果，并进行解读。第三种则是设计师写作的设计史。每条路径各有所长，也各有隐伏的风险。历史学者的梳理，在线索上会比较明确，但可能陷于琐碎和枯燥；理论家的阐释，长于启发并易于形成整体的体系，但不免有六经注我的可能。设计师的设计史写作自然不会一定超越前两种，但相较而言，作者往往对研究对象（设计师或者设计成果）多一份“同情”，这是一大优势。
        此处所谓“同情”不是怜悯的意思，而是感同身受的意思。专业史与一般历史或者社会史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其专业性，对专业的理解是写作的基础。设计师的专业实践无疑是写史的重要基石，决定了其对于设计成果评价的可靠或中肯程度，这是其一；其二则是作者对研究对象所包含的设计技能的理解和解读可以更充分，或者对设计过程的还原程度更高。历史研究总是面对时间消磨之后的残留信息尽可能地还原其原貌，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理解和专业经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本书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作者除了对大量的书籍进行实测调研（能如此研究就是设计师本色）之外，对细微处的关注尤为让人动容——如对鲁迅、钱君匋等人在标点版式上做出改进的评述（156页），以及对汉字印刷字体的感慨（142 页）都是实践者的经验之谈。由于作者的设计师身份，涉及形式、审美方面的现象自然有特别的关注，对封面画向画封面的转变——从而引出装帧设计的这一部分论述相当精彩，采集了大量的素材，直观而有说服力。

4.《工人绥惠略夫》，1927 年版， 本书第128-129 页

        如果读者也是平面设计师的话，想来阅读此书的过程中会有许多同感（这里有设计史为谁而写的问题，暂且不表，当然设计史的读者不会只限于设计师）。笔者虽非平面设计师，但在读到“‘拿来’与转化”（174 页）一节，也是心有戚戚焉。“在中国现代平装书籍封面的通过‘拿来’而现代化的过程中，汉字的处境最为尴尬，解决汉字字体的形态与西方现代图形视觉风格相协调的问题最为棘手。”类似的问题在其它设计领域同样存在，而这正是中国设计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既绕不过去、也不能简单化处理的地方。
         本书的书籍设计由作者亲自担纲，颇多可称道之处，这是阅读时的另一重收获，也可视为作者对自己设计思想的表达。封面脱胎于《新青年》的第二卷第一号，隐喻的精神与“范式革命”相合，格调清新而又与那个时代相联系，构思巧妙。内文版式较为疏朗，但富于灵活的变化，阅读的感受甚为舒适。作者别具匠心的地方在于，对于一些重要书籍的图片，以跨页形式呈现，宛如打开旧书，且图像尺寸正是书籍原大。
        全书读后，第一章稍嫌累赘，理论的引入完全可以融入历史研究的过程之中，先竖架子再填空的写作策略显然是对“理论化”误解的结果。但后面各章一路读来，很是连贯，惟对于范式革命的解读，如能再扩展研究对象，可能呈现的结果会更有力。这些都是旁观者的风凉话，不足以影响本书的价值。作者带着问题做研究，读者也不妨带着问题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