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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设计机制的审视与探讨——以内地三城市“设计为人民服务”活动为例

  • Update:2010-06-02
  • 许平
  • 来源: 2010年第6期
内容摘要
公共服务设计是当代服务设计中一个极具潜力的分项,是现代设计发展前景可观的新领域;对于国内而言更是推进和谐文明与公共管理素质的机遇。本文从设计史、设计应用及设计教育三个层面的理论视角,探讨了公共服务设计机制建设在现实中的重要意义。

        2009年10月,以“北京ICOGRADA世界设计大会”召开为契机,我们在北京率先展开“设计为人民服务”活动,针对现实生活中公共服务设施存在的缺陷,发动志愿者进行考察与实态捕捉,在此基础上编印了《“设计北京新生活”白皮书》,在大会期间通过志愿者发放三千册至与会中外来宾。会后产生连锁影响,2009年11月,这项活动延展至南京;2010年1月至3月,同样针对南京市政公共服务设施现状开展调查,3月15日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了《设计师都是活雷锋》专题展;2010年4月,行动延续至云南昆明,4月至5月间,由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专业与平面设计专业同学针对急速发展中的昆明市容新政进行了有关调查,这项调查将与新年6月初的专题设计计划相结合;目前,还有一些城市也相继开始酝酿后续行动计划。

        “设计为人民服务”活动可以视为公共服务设计(Public Service Design)在各地渐次展开的一个起点,一种尝试。2008年下半年开始,从政府层面开始关注到“服务设计”对于实现政府职能转化的重要性;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与设计业、设计中介业专家、代表召开了关于推行“公共服务设计”的座谈会,会上通报了“英国政府推行和应用‘服务设计’理念,以满足日益复杂多样的公共服务需求”的信息,学习“服务设计”把工业设计、服务行为设计等艺术设计理念,融入小区再造、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过程中、使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更具科技含量、审美特征和人文精神的经验,确定了“服务设计”通过“第一,研究与调查、准确捕捉公共需求,以需求孕育设计主题;第二,策略与目标。按照切实(tangible)、可靠(reliability)、负责(responsiveness)和保证(assurance)等原则综合考虑设计效果预期;第三,原始创新,把设计方法和技巧运用服务流程和产品重塑的过程;第四,提供最终设计”以再造公共服务行为,赋予公共产品新质量、新内涵的工作要求和方法。会后,由北京市科委下属的北京市工业设计促进中心与中央美术学院共同发起了“设计为人民服务”系列活动。

        在北京及南京、昆明三地展开的活动,遵循首先展开“研究与调查,准确捕捉公共需求,以需求孕育设计主题”的要求,并不急于进入提供服务设计改进方案阶段,而是通过设计专业的同学以志愿者的身份,介入生活,介入传播过程,不仅使他们自己建立起一种重新发现“设计问题”的探险者的文化态度,同时也为整个设计学科建立起新的工作意识,以构建可长期推动设计及设计教育发展的一种战略性的专业概念。
        活动的定位是基于我们对服务设计的认识。我们认为,从各个方面看,服务设计应当视视为设计教育资源配置与学术转向的一个重要出口,而公共服务设计更是未来大陆设计发展的重要内涵。
        这一认识是基于三个层面的理论视角形成的。

        首先是设计史的视角。 一百多年的现代设计史,基于阴差阳错的机缘巧合,被无可选择地捆绑在商业运作的传送带上,设计为经济服务,为商业服务,为企业利润服务,成为设计发展无可置疑的前提。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这种设计发展的模式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很多设计师意识到设计只能为消费文化系统内的客户服务并非他们所愿,尽管国际设计界也曾在1976年在伦敦召开过“为需要而设计”这样的期望改变设计原旨的会议,然而很少会有人对快速扩张的经济增长方式提出反对,人们认为是这种制造加商业的模式养活了设计师,结果是设计师的反抗力量越来越弱,“最终只能寄望于制造方去做些好事,比如绿色产品,来获取一些微小的胜利”,所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设计史教授、设计史家维克多•马格林(Victor Margolin)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去重新发明一种设计文化以便明确地区分有价值和容易被理解的方案。当其它职业开始在可持续文化中寻求谋生出路的时候,设计师也同样应该这样做,去创造一种新的实践形式。”(《为可持续的世界设计》,1997;选自《设计问题Design Issues》第14卷,第2期,1998)。当然,如果说服务设计的出现就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历史的方向,是不切实际的,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服务设计的推行,我们可以打开一扇能量有限但前景可观的“门”,让一部分设计活动不那么直接被困于商业逻辑,或者纯粹的刺激物品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链,它可以更多地考虑如何面对人的服务需要去设计、发现和创造。当然这其中有些方面可能仍然要寄托于物品的生产与商业的销售,但有些则可能不以商业的增长为前提。从这样的角度提出问题,我认为并非对现代商业推动文明进步的一种价值否定,而是要从中看到这个“出口”连接着一百多年来现代设计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拐点。我以为,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的“非物质主义”设计主张,意味着对百余年现代设计发展以刺激生产和消费为主导的设计价值观的一个重要调整。(可参见[法]马克•第亚尼Marco Diani撰文《非物质性主导》,选自《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马克•第亚尼编,中文版:滕守尧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如果说前一百年中现代设计的成长主要是解决了设计与制造方式、设计与市场、设计与商业传播间的适配关系、有效地推动了商业经济与物质消费繁荣的话,那么“非物质主义”设计主张的出现,是从这种刺激生产与消耗主张转向抑制浪费、强调有价值生产与流通的一种改变,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拐点。但是在欧洲少部分设计师提出这一主张之后的十余年来,具体的设计表现却乏善可陈,相反,以“苹果”电子产品为代表的、借科技更新而不断推出新产品与新消费方式的设计成果却如星光闪烁、波澜迭起。所以“服务设计”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是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尽管它还非常模糊、弱小,但它却代表着“一种新的实践形式”的出现,是值得设计界、设计师去关注和介入的新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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