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边界设计的伦理思考

边界设计的公共性与开放性
豪斯曼对巴黎改造的成功，不仅在于他梳理了交通系统，在视觉上赋予了城市有序的感受，更为重要的是他为巴黎注入了一个连续性甚好的公共空间系统，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体面的城市生活。豪斯曼的巴黎改造也是一次对城市已有资源的有效整合，将纪念物和广场等城市公共景观和空间连成网络之后，不仅提高了城市空间的可意象性和标识性，也使这些资源之间相互关联，产生更大效益。可资参照的另一个案例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城中的乌菲齐宫，其用地是美第奇家族的私有土地，但他们采用了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来进行建设，在地块的中间开辟出了一条公共街道，乌菲齐宫分列街道两侧，这显然是不经济的设计，但这条街道开辟了一条新的城市视廊，连通了佛罗伦萨的市政厅广场与阿尔诺河两个开放空间，不仅极大提升了这一区域的空间品质，也确立了乌菲齐宫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瓦萨里的这一设计被公认为具有城市意识的经典案例。[5]

城市是个复杂的综合体，最重要的特点是集聚。城市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文明进入新的阶段，是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象征，有一部分人可以不事生产而生存，因此，城市中的居民无法“独善其身”，而必须借助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才能生存。城市生活的品质与其公共性的程度有关，公共性同时与空间性的开放性有关。即使是封建时代的中国城市，也经历了不断开放城市空间的过程。公共性与开放性是两个既有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公共性是对空间参与者的界定，开放性则是对空间形态的界定，开放的空间是达成公共性的有利条件，但具有公共性的空间未必是开放的。

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近现代城市，居住人口和空间尺度都急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不同阶层在享有城市空间资源上的不平等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尽管具有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早就开始呼吁，但真正让社会正视这一现实的还是瘟疫的流行，当疾病来临的时候，它抹平了阶层的差异，无论贫富都无法逃脱，也正是瘟疫让统治阶层意识到城市是所有人群生活的共同体，一部分人的痛苦可以转化为全体的痛苦。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影响后世城市规划的《健康法案》得以通过立法。公共性和开放性是基于城市全体居民的共同利益所必然提出的要求，城市公园、开放绿地这些新型空间形式都是顺应这一要求而诞生的，这些空间的存在便利了底层民众接触自然，改善了城市环境。

城市之中，私有空间的存在不可回避，但边界作为私有空间与公共空间发生关系的界面，其设计应有城市的视角，从公共性和开放性的角度切入思考，不仅可以提升城市环境的整体品质，也有利于所属空间自身的活力。在中国古代城市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值得一说的是苏州的沧浪亭。沧浪亭一反私家园林边界设计的常态，在边界处设计了双面廊，廊子串联起了亭子和水榭，一方面水面本身已经形成了隔离，另一方面这一设计也将公共水域的景观纳入了园林之中，既美化了城市视角的景观，无形中又扩充了自身的疆域。中国园林的要义是小中见大，借景是常用的设计手法，但这种城市与园林互借的设计并不多见，也契合了园主人以沧浪为题的精神境界，直观地展现了豁达的胸襟。[6]

5.沧浪亭的外围边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