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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救国”影响下的民国工艺美术教育

  • Update:2011-12-05
  • 田 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2011年第10期
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本文对民国时期“美育救国”影响下的中国大陆工艺美术教育的开展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此期中国工艺美术教育是“美育救国”主张的具体实践,它的发生发展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萌发,也为当代设计教育提出了诸多可资借鉴的内容。
关键词:美育救国、民国、工艺美术教育

      在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思潮中,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倡导的“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和“美育救国”的主张影响深远。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是“改造国民性”的手段,是他的教育救国思想的重要支柱。在这场文化运动中,工艺美术教育的蓬勃开展因其对社会文化生活的重大意义而成为“美育救国”旗帜下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从教育的宗旨、正规性和系统性等方面来说,民国时期,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初步呈现出比较完整的学科面貌。在实用主义、职业教育等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发展艺术设计的最初设想被提出,开始将专门化的设计教育与一般性的技能培训相分离,出现了美术院校中的图案教育与实用美术教育,形成专业教育、职业教育、普通教育以及师范教育等各种教育类型初步具备的新局面,并且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手工艺师徒相传的模式,能够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办学经验,进行了一系列将艺术设计纳入正规化学校教育的有益尝试。出现了国立杭州艺专、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等在工艺美术教育上卓有成效的学校。陈之佛、庞薰琹、雷圭元等艺术设计教育家的早期教育活动也多集中在这一时期。民国时期的工艺美术教育基本上奠定了此后我国专业艺术设计教育的基础,成为“美育救国”最重要的实践成果之一。
 

一、工艺美术教育何以救国
      美育何以救国?美育以何救国?工艺美术教育从某种意义上集中回答了这两个核心问题。对于前者,蔡元培第一次使用“美育”这一词语时,就明确地指出了美育之于社会大众民生日用与心智启迪的作用,在他看来,美育对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提升与促进的作用之大甚至可以取代宗教,成为统领心灵的精神皈依。
      “美育”一词是1912 年蔡元培从德文的“Asthetische Erziehung”译出的。蔡元培将它定义为“美感的教育”,将其功能阐释为“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能见参入其中”。[1] 在20 世纪20 年代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美育”是蔡元培振臂高呼的主题,在其诸多著述和演讲中,对美育这一概念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总结和提炼。蔡元培的美育在本质上可以看作道德教育的一部分,即“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美育何以救国”提出的是美育重要性的问题,将其上升到救国的高度,足见先生对其推举之重,“美育以何救国”则涉及到复兴民族文化这一理想在实践层面的具体实施。在蔡元培心中,工艺美术教育就是实现美育理想的途径之一。“工艺美术”的名称在我国最早由蔡元培1920 年在《美术的起源》一文中使用。它的概念相当于英文“Design”,在中国最初以“图案”的名称从日本引入,意义与今天的“设计”相似(早在1936 年版的《辞海》中,“图案”条下就注明了它是“Design”的汉译)。民国时期“工艺美术”的概念是广义的,它更多地包含着“艺术设计”的含义。这一点与当下“工艺美术”作为美术的一部分,被划归为陈设、观赏性的传统手工艺的范围是截然不同的。
      在1919 年12 月发表的《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蔡元培鲜明地提出:“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并且进一步指出,“专门练习的,既有美术学校、音乐学校、美术工艺学校、优伶学校等,大学校又设有文学、美学、美术史、乐理等讲座与研究所”。[2] 这里第一次正式提出“美术工艺学校”的设想。他主持的国民政府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筹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该提案预定国立艺术大学由国画院、西画院、雕塑院和建筑院组成,或将中西画合并,成立绘画院、雕塑院、建筑院和工艺美术院。1931 年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一书撰写了题为《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的文章,指出“生活的改良得用食衣住行等事来证明”。从中可见,蔡元培的“工艺美术”实际上强烈地指向日常生活。这种思路与林文铮在杭州国立艺术院开办“图案学院”的设想是一致的,这里的“图案”与“工艺美术”都直接指向艺术设计。
      1918 年4 月,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北京美专在蔡元培的倡导下成立。建院之初,该校由于经费不足,只开设绘画与图案两科。专业的设置体现了蔡元培对图案学科的重视。1927 年12 月,他主持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筹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指出:“大学预定组织为五院‘(一)国画院,(二)西画院,(三)图案院,(四)雕塑院,(五)建筑院,或将中西画合并,则(一)绘画院,(二)雕塑院,(三)建筑院,(四)工艺美术学院等四大院’”[3]。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工艺美术教育与蔡元培的影响是息息相关的。
      蔡元培的工艺美术观伴随他的美育思想而迅速传播,为民国时期的工艺美术教育铺垫了思想基础。与此同时,他对美术教育大力倡导,对美术及工艺美术人才的扶植几乎贯穿和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史。在蔡元培的积极倡导下,中国现代设计史上最重要的两所工艺美术学校北京美术学校和杭州国立艺术院分别于1918 年和1928 年成立,这两所学院的工艺美术教育代表了中国现代设计教育萌发期的主要成就,也集中体现了蔡元培“美育救国”的思想价值。与此同时,庞薰琹、陈之佛、郑可、雷圭元等中国现代设计的开拓者也正是在“美育救国”的影响下,通过工艺美术教育实践发展着蔡元培的理论主张。
      民国时期工艺美术教育各校的培养目标,可以明确体现出以工艺美术教育实现民族复兴的目的。1912 年,我国近代最早的私立美术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立。其建校宗旨为:“造就纯正美术人才,培养及表现国人高尚风格;养成工艺美术专门人才,改进工业,增进一般人美的趣味。”这里明确指出了美术教育的三个培养目标,即专业美术家、美术教育师资,以及艺术设计人才,以改良国货,促进民生日用和民族工商业的繁荣。
      1918 年4 月,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成立时,将上述培养目标进一步明确,指出办学:“一为社会教育界提倡美育,二为中小学提供美术师资,三为社会实业界改良制造品。”[4] 在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社会形势下,工艺美术教育能够迅速而广泛地展开,其根本原因在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市场的商品倾销,使根基薄弱的民族工商业岌岌可危。为振兴实业,以挽救民族经济,与商品生产和销售直接相关的设计人才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因此,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工艺美术教育势在必行。这种出发点,在民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办学宗旨上得到了集中反映。

1. 北京京畿道国立艺专校舍 1927 年


2. 国立艺术院校舍远眺


3.《良友画报》第59 期所载“蒂赛图案社”的设计作品


4. 国立艺术院图案教室


      1928 年杭州国立艺专成立,教务长林文铮在《为西湖艺院贡献一点意见》中指出:“图案为工艺之本,吾国古来艺术亦偏重于装饰性,艺院创办图案系是很适应时代之需要的。艺术中与日常生活最有关系者,莫过于图案! 图案之范围很广,举凡生活上一切用具及房屋之装饰陈设等等皆受图案之支配,近代工艺日益发达,图案之应用亦愈广,三年前在巴黎竟有大规模的国际工艺博览会之举行。巴黎之工艺专门学校其人数不亚于美专,可见近代艺术之趋势已渐次偏重于工艺了,吾国之工艺完全操诸工匠之手,混守古法毫无生气。艺院之图案系对于这一节应当负革新之责任,我们并希望图案系将来扩充为规模宏大之图案院。”[5]“图案院”的设想正是基于社会对工业品改良日益迫切的需要而萌发的。
如果说初创阶段的培养目标还相对空泛,那么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民族危机进一步深化、民生日用的凋敝进一步暴露、改变落后状况的愿望空前高涨的时候,工艺美术教育的培养目标也就必然更加具体、明晰,实利性更强了。以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为代表的分科教育,正是在职业化教育宗旨的基础上形成的,该校在筹建过程中明确认识到:“欲求我国工业之复兴,非先从工艺职业教育入手不可,如此,则可以培养能应用现代科学与艺术,以改良固有手工艺之技术人员,使出品科学化、艺术化、现代化及工人职业化。”因而其教学宗旨就在于:“谋改进与发展本省手工业,求国计民生之需要与充裕,而训练具备艺术知识并了解工艺制作之设计人才。”[6] 该校正式成立后,将教学目标进一步细分为:一、使学生认识自然界天然美与人为物工艺美之关系,发展审美知识,养成其创造之思想与能力;二、使学生明了人类生活康乐条件与工艺品设计制作之关联,以养成其切实之思考及正确之认识;三、使学生实地操作以证明制图与制器之关系,并养成其勤苦精确之德性与习惯;四、使学生习得各种生活必需之工程及工艺品之设计及制造方法,养成从事职业及生产事业之技能,认识改进之途径;五、使学生了解工艺与国防之关系。[7] 指向性和功利性的加强,从另一方面削弱了美术教育致力于提高全民审美情趣的最高目标。在民国时期,教育资源和社会环境都相当有限的情况下,这是一种自发的趋于社会需求的选择。以直接的生产效益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为代价,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一种必然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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