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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华园到西南联大——闻一多“美育救国”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阐释

  • Update:2011-12-05
  • 祝 帅,中国艺术研究院
  • 来源: 装饰杂志2011年第10期
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闻一多(1899-1946)是20 世纪中国艺术学学术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早年在清华学习时期,闻一多有从事美术创作并为“美育救国”呐喊的经历,任教于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则已经完全转变为纯粹的学者。但一方面,他的很多学术研究在方法和取向上带有艺术的特征,其研究相对于注重美术本体演进的20 世纪中国艺术学开辟了新的研究范式,也奠定了“清华学派”在20 世纪中国艺术学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另一方面,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身体力行地参与到“美育救国”的实践中。可以说在其短暂的一生中,闻一多将对于美与爱的追求贯彻始终,一以贯之地践行了其“美育救国”的理念。
关键词:闻一多、艺术学、美育、清华学派

      众所周知,从“辛亥”到“五四”时期,作为教育总长并于1917 年开始兼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以“以美育代宗教”、“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等口号在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独领风骚。然而,在人们充分肯定蔡元培美育思想,并且把蔡元培看作是中国美育乃至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的同时,似乎没有对其他学者在“美育”方面的思想与实践予以足够的重视,而这个过程中一个关键人物就是闻一多。与在北大长校的蔡元培相比,当时还是清华学校学生的闻一多无论从阅历还是地位上,也许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是闻一多却在理论上发展了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并且以其一生进行了努力的实践,以至于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果忽视了闻一多对于蔡元培思想的呼应、发扬和修正,不去研究闻一多的贡献,就不会有一部完整的20 世纪中国美育思想史。
一、梁启超、蔡元培与闻一多美育思想的形成
      就性格而言,闻一多不愿做一个脱离时代的艺术家,他对于民主和救国一直有很高的向往。众所周知,尽管身处远离北京城的清华园,闻一多还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加入”了五四运动的潮流。可以说,在精神上他完全属于接受了“五四”洗礼的一代新文化人。尽管有很好的旧学修养,但从他所接受的整个教育历程来看,现代教育制度和思想文化无疑给了闻一多更大的影响。
      早年从家乡湖北北上求学,闻一多进入的是用“庚子赔款”创办的清华留美预科学校,直到十年清华生活结束后,继续在美国接受现代艺术教育。这个过程中,闻一多逐渐形成通过艺术改造社会的思想。对此,闻一多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烜将其明确地概括为“美育救国”:闻一多“提倡美育,是为了改造中国”,而“美育救国,是闻一多得出的结论”。[1]对于闻一多“美育救国”相关思想有所影响的学者很多,但闻一多在文章中直接谈到、并且明显影响了他具体思想形成者,首推梁启超与蔡元培。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的朋友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已与清华学校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梁启超有密切的交往,后者还是梁思成的同班同学。熊佛西、刘海粟等人的文章中也记载了梁启超与闻一多交往过程中的一些细节。[2] 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中,闻一多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经常被论者引用:“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作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底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3]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是闻一多的独创,而正是直接来自于梁启超的影响。可以推测的是,作为“五四”之后的一代人,闻一多显然也对于梁启超的社会地位和文艺思想保有一种景仰,使得他很自然地接受了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的著名说法:“二十世纪,则东西方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4]

1. 闻一多像


2. 在美国留学期间的闻一多


3. 闻一多与妻子高贞


4. 闻一多全家合影


5. 1945 年,闻一多(右二)与西南联 大中文系教师朱自清、罗庸、罗常 培、王力在昆明合影


      当然,梁启超对于社会运动的“鼓与呼”,显然对闻一多的人生历程起到了更大的影响。不论是举“报章、演说、学堂”为“传播文明三利器”,还是其自身高悬着“维新”、“启蒙”及“新民”主张参与中国革命进程的努力,梁启超的这一切做派都深深影响到闻一多一生的职业选择与人生规划。然而,对闻一多“美育救国”相关思想的直接影响者还是蔡元培。
      可以说,闻一多在某种程度上接续了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如刘烜所说,“特别是在美的本质和美育的功能方面受蔡元培学说影响较大”。[5] 从思想根源上看,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的美学)的很大的影响,对于“审美无功利”等等学说在中国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如果说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即其所谓“纯粹之美感”、“纯粹之美育”)是来自康德的影响而缺乏原创性的话,那么可以认为,蔡元培在美学思想上的创造性之一方面的体现,就是把源自西方语境中的“美育”理念,与中国高等教育和社会命运的实际联系在了一起。
      长校北大后,把美育列为一种教育方针并凌驾于一切学科之上的努力,使得蔡元培不得不对艺术教育(当然也包括艺术实践教育)留出一席之地,因此,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乐理研究会等各种社团性质的“研究会”在北大应运而生。在这些研究会中,蔡元培或亲自出任会长、亲自拟定章程,或延聘陈师曾、沈尹默、徐悲鸿、萧友梅等当时校内外著名艺术家、业界人士担任导师,在教育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但如此,蔡元培还亲自利用演讲、著述等方式,介绍威廉• 莫里斯等主张艺术社会化的思想家的理念,阐释其“美育”的具体实施途径,并且每每指向“都市的美化”和“社会的改良”,[6] 这显然与闻一多正在形成中的艺术主张有很大的相似性。在早年发表的《对于双十祝典的感想》等文章中,闻一多还直接引用了蔡元培关于“美育”的思想理念,来论证节期庆典本身是一个绝好的“美育”的时机与平台。[7]
      在《建设的美术》这篇首次用白话发表的文章中,作为《清华周刊》学生编辑的闻一多指出,美术分为两种,一种是“影响于物质之文明”的具体的美术(即实用美术、设计艺术),一种是“影响于思想之文明”的抽象的美术(闻氏称之为“旧文化的代表”)。这种分类很可能是受到蔡元培的影响。1918年4 月15 日,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开学式上发表演讲,在这篇不足3000 字的演讲中,他明确地提出图案与美术的关系:“惟绘画发达以后,图案仍与为平行之发展。故兹校因经费不敷之故,先设二科,所设者为绘画及图案甚合也。”[8]
      闻一多进一步发展了蔡元培的思想,在他看来,在中国艺术中,图案(“装饰美术”)更有着优先于造型艺术的地位。他说:“照美术学理上分析起来,……中国画重印象,不重写实,所以透视、光线都不讲。……但是印象的精神很足,……原形虽然消失了,但是美的精神还在。这是中国美术的特点。装饰美术(Decorative Art)最合这种性质。”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闻一多进一步思考了中国工艺美术的独特价值。他认为,中国有着很好的重视工艺美术的传统,但是近代以来,这种传统非但没有得到提倡,反而受到了摧残:“只到清朝咸、同以后,美术凋零了,工艺也凋零了……建房屋的、制家具的、造器皿的都是潦草塞责,完全失了他们从前做手艺的趣味。所制造出来的东西都是粗陋呆蠢到万分,令人看着,几乎要不相信这种工艺从前还会有那一段光明的历史。”对此,闻一多提出了“中国的美术要借工艺保存,中国的工艺要借美术发达”的呼声。[9]
      在《建设的美术》中,闻一多较早地在中国介绍了约翰• 拉斯金的思想,文中他引用了拉斯金(此处译为纳斯根)的名言:“生命无实业是罪孽,实业无美术是兽性”,此后的《出版物底封面》一文中,再次引拉斯金(此处译为罗斯金)的话:“图画可以由导师教授,但图案是天授的”。这是笔者所检索到的中文文献中最早对于拉斯金的引介。在牛津接受神学教育的拉斯金对于哥特式建筑情有独钟,他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有害的,因为这种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都已经把传统艺术在装饰、教化、实用等各个方面的功能性丧失殆尽,正是这种脱离了受众的艺术毁掉了威尼斯最值得人们崇拜的东西,从而,拉斯金以其生活艺术化的思想,引领了后来的艺术与手工艺美术运动,并莫里斯一起被人们尊崇为“现代设计之父”。而小拉斯金15 岁、并与之齐名的威廉• 莫里斯,此时也已经由蔡元培等人介绍到中国。此后,吴梦菲发表在《艺术评论》1924 年第43 期的《艺术的社会主义》一文中也提到了拉斯金,而昔尘发表在《东方杂志》1920 年第7 号的《莫理斯的艺术观及劳动观》、杨贤江发表在《学术界》1921 年第3期的《生活与艺术》、陈之佛发表在《一般》1929 年的《介绍美术工艺之实际运动者马利斯》等文章中亦提及莫里斯的思想。
      拉斯金与莫里斯,一时成为中国艺术学界的“显学”。可以说,这一系列的引介,是在中国传播实用美术用以救国思想的一个先声,也正是闻一多“美育救国”相关思想形成的一个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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