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用”到“赏” —中国古代漆工艺

        清人髹漆技艺实在高超,如果不计成本,他们几乎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造型,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质感和效果。但是,清人太醉心于技术的完美,对器物基本实用性的要求反倒退居其次,造型做作、装饰繁琐的通病在清代漆器上逐渐显露。那些纯为赏玩的漆制瓜果(图 26)、盆栽,可以不顾功能, 但大多数漆器仍是日用品,妄求变化,只能走上炫耀技巧的极端。如雍正彩绘描金花果纹长方盒(图 27),以漆摹拟绸缎包袱光亮、柔软的质感,虽逼真,却无包装提携的用途。又如乾隆百子图剔红盒(图 28),漆层过厚,近乎圆雕,虽可盛食贮物, 但易藏污纳垢,不便清洁。清中期的海幄添筹图桌(图 29), 桌面以山水画的构图和技法展现,以大漆实现细腻的晕染效果, 的确精妙,绘画性装饰本身也无可厚非,但对装饰与器形、用途的结合考虑并不周全,直接挪用,起码显示出创造力的贫乏。

26. 脱胎漆桃盘, 清晚期, 通高 66.7c m, 口径 53cm,上海博物馆

27. 彩绘描金花果纹包袱长方形漆盒, 雍正, 高 12c m, 长 20.5c m, 宽 10.5c m, 故宫博物院

28. 剔红百子图漆盒, 乾隆, 高 8c m, 口径 14.2cm,故宫博物院

29. 彩漆描金海幄添筹图漆桌, 清 中 期, 高 35.5c m, 长 110c m, 宽 79cm,故宫博物院

        明清的民间漆器也十分兴旺,许多地方都有漆器名品,如北京的雕漆、金漆镶嵌,苏州的雕漆、退光,扬州的雕漆、螺钿、百宝嵌、彩绘,福州的脱胎,广州的金漆、宁波的描金等。漆器名品不仅出产在大城市,小城镇也往往有之,如山西平遥的螺钿、剔犀,山东潍县的嵌银丝等等,偏远的贵州也有皮胎描金漆器。民间还高手辈出,扬州的江千里(号秋水)、周翥、卢葵生,福州的沈绍安是影响较大的几位。体现文人士子情趣的民间制作格外引人注目,它们虽精致考究,却往往以清隽典雅的面貌出现,成为抵制官府奇技淫巧的中坚。百宝嵌虽以金银珠玉、珊瑚象牙、水晶玛瑙等珍贵材料镶嵌,图案却往往自然和谐、优雅美妙(图 30),常常施于文具上。明清漆器虽偏爱纹彩,文人士子用具仍崇尚优雅隽永,砚盒、臂搁等案头文玩还常以素髹。

30.“卢葵生制”百宝嵌 雄鸡图漆砚盒,清,高 11c m, 长 22.6c m, 宽 15cm,故宫博物院  

结语
        从“用”到“赏”可以大致勾勒漆工艺在古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实际上,这也包含了它们的当代境遇。在古代,无论侧重实用还是欣赏,漆艺都没有断然的界线,所有的实用品都能欣赏,多数欣赏品又可使用,只是,欣赏品的材质往往更高贵,制作常常更考究。新中国建国后,漆器与景泰蓝、牙雕、玉器等被并列为特种工艺,清后期那股炫耀技巧、迷恋繁缛的风气依然作祟,由于脱离时代,大漆的美好,已经从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中逐渐隐退。所幸的是,漆艺又以新的方式延续,即漆画。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大漆无疑丰富了绘画的语言表达,但作为纯欣赏的平面艺术,漆画所表现的内容与其他画种几乎没有区别,不同的只是借助的材料和技法。漆器实用与美观并重的种种优势,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丰富内涵,远非漆画可以取代。
        在中国,漆器是比瓷器还要古老的发明。但相较于同样拥有悠久工艺传统的东邻,我们已拿不出与日本、韩国相应的现代漆器作品。如今,人家兼顾了漆画和漆器,中国却以漆画为主,辅以漆器,这或许已与我们七千年的漆工艺传统愈行愈远。

注释:
[1] 前辈时贤精研漆器者不少,《中国美术全集• 工艺美术编 · 漆器卷》序言(王世襄《中国古代漆工艺 》) 以及《 中国漆器全集》各卷综述 ( 陈振裕《先秦漆器概述》、《秦代漆器综论》, 傅举有《中国漆器的巅峰时代——汉代漆工艺美术综论》,陈晶《三国至元代漆器概述 》、朱
家溍《明代漆器概述》、 《清代漆器概述》)是其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是本文写作的主要依据。 清华大学尚刚教授以中国工艺美术断代史为研究方向,尤工唐、元两朝,髹漆是古代工艺美术的重要内容,本文对漆器发展史的缕述主要参考他的著作《元代工艺美术史》、《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新编中国工艺美术史 》。 因条 件所限,本文行文未遵 循通例将前辈时贤的成 果一一注出,但对他们出色的工作,却要表达诚挚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2] 王巍:《 关于西周漆器的几个问题 》,《 考古》,1987.8,第 738 页。
[3] 俞伟超、 李家浩: 《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从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工官作坊的历史变化 》, 《 考 古 》,1975.6, 第 377-348 页。

[4] 孙 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 》, 文物出版社,北京,1991,第 64-65 页。
[5] 故宫博物院藏1件桂花纹剔红盒,朱家溍先生据铭文推测可能是宋代产品(《 元明雕漆概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2,第 3 页。)。 据日本学者西冈康宏统 计,流传海外的宋末元 初剔红也有 8 件(《宋代的雕漆》,《上海文博》, 2005.6,第 56-61 页)。由于缺少确凿的证据, 这些作品是否出自宋人之手,仍难定论。

[6] 元代剔红、螺钿的生产和使用, 详见尚刚: 《元代工艺美术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 阳, 1999,第 244-248 页。
[7] 唐代金漆考证,详见 尚刚:《新编隋唐五代工 艺美术史》,人民美术出 版社,北京,2005,第 227 页。

[8] 杨 勇:《 乾隆朝苏州织成做宫廷御用漆器的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4,第 10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