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专用字体设计研究的几个向度

 概述
“教科书专用字体”是指专门应用在学校教科书尤其是少儿习字教学中的字体，一款优秀的“教科书专用字体”不仅能够极大地提升少儿教育的整体水平与质量，成为教育发展的有力保障，也是民族书写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得以延续的重要载体。教科书专用字体研究最初始于2006 年方正字库与中央美院设计学院合作项目，继而由湖南师大美术学院团队跟进深化。
课题旨在填补国内在此领域的学术空白，以严谨、系统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并综合考量我国教育市场的实际需求，为教科书专用字体的开发设计提供指导，重点探讨教科书专用字体的功能与形式。教科书专用字体在功能上首先需符合儿童手脑配合能力的发展规律，在儿童汉字认知（识字、写字）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辅助引导作用，使其能够帮助少儿更轻松有效地识、写汉字。同时，在实际运用中还应一定程度上发挥传承中华传统书写文脉的作用。此外，高校与字体商的组合方式也开启了我国字体设计的新模式，对于克服以往字体设计工作过于个人化、经验化的弊端，无疑是一次大有裨益的尝试。本文以《中国教科书专用字体研究与设计》的课题研究为基础，选择研究过程中所思考的部分问题与大家探讨。

1. 1904 年《汉字原理》中刊载的东京活版教科书字体

一、概念与问题
在我国，“教科书专用字体”无论在教育界还是设计界都是一个新概念，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读：1. 教育功能；2. 专用特点；3. 中国身份。这三个层面也是研发工作开展的三个主要方向。“教育功能”是教科书专用字体的根本所在，即其辅助教师教学、引导学生认知的功能，其中核心为“提升学生的习字效果”。“专用特点”即要求教科书专用字体的设计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是面向学龄少儿群体、应用在汉字认知教学中的字体，这也是它区别于一般字体的地方。此外，教科书专用字体也应具有鲜明的民族身份。中国虽然有着悠久的文字艺术传统，但教科书专用字体的重要性却并没有在当代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设计与研究更是几近空白。相反，在此领域，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树立深厚优良的研发传统，形成了完善的功能与美学体系。同属汉字文化圈的邻国日本和韩国也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日本为例，日本的教科书字体在文部省的直接参与下经过短短一个世纪的演进发展，即建立起完善的设计体系，十分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借鉴邻国经验的同时，更应该在设计研发过程中拉开距离，找到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 图1、2)
目前，我国各类教科书中普遍采用楷体作为习字教学字体。这些楷体字虽然出自不同的字体公司，冠以不同的名字，但均由上世纪30 年代上海华文铸字制模厂请善写柳体的陈履坦与刻工周焕斌创制的楷体演变而来，故而在形态上几无区别，十分雷同。[1]（图3）作为“汉字字库中的四大基本字体”，这款楷体固然是我国字体设计史上不可多得的典范之作，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大众传播媒介，但它的普适性也引发我们的思考：为什么要在教科书领域使用这款字体？这款具有强烈书法意味的字体是否适合汉字的习字教学？什么样的字体才适合用于教科书，它应该有哪些不同之处？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廓清少儿汉字教学中两个关键性的概念：“习字教学”与“书法教学”。
“习字教学”是少儿汉字教学的重中之重，贯穿几个学龄段，由认字和写字两个部分组成，其根本任务在于培养孩子认字和写字的能力。“认字”是指能正确读音和理解字的含义进而使用字，“写字”是指能书写正确的汉字字形，要求笔顺准确、笔画明确、结构稳定，强调字的识别度与规整性。“书法教学”则关注如何写好字，是通过摹写经典书法作品来提高书写技术与审美的行为，强调的是宽泛意义上的素质培养、文化传承与历史体认。“习字教学”与“书法教学”是汉字教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它的两个阶段，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提高，基本指向与根本目的是不同的。然而通过广泛的调研，我们发现在现实教学环节中，“习字教学”的作用往往被模糊，体现在实践中就是混淆了“习字教学”与“书法教学”两个不同的概念，将两者相等同，或者在教学内容设置及教学效果评价标准上过分强调书法的意义，把“书法书写”的高要求过早地加在低学龄儿童身上。这无异于让孩子没学会走就让他跑，既不实际也不科学。因此，廓清“习字教学”与“书法教学”的边界才能确定教科书专用字体的设计趋向，确保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综上所述，教科书专用字体应该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符合少年儿童特殊的认知规律，根据科学规律进行专门设计；二、符合少儿心理、生理特征，紧密结合相关教育政策，既满足教育的目的，又适合少儿的特点；三、符合汉字的科学性，字体设计应该以汉字的相关理论作为指导，提高汉字字体的科学性；四、要保证字形的规范，保证笔形、字形严格符合国家语委的标准；五、应以促进少年儿童素质的全面发展和身心健康为目的，深入挖掘字体的文化内涵，并作为设计的内核予以利用。

2. 1935 年日本《小学国语课本》字样

3. 取自上世纪不同年代各类媒体杂志中的字样与现在的楷体字体特征基本一致，说明现有的楷体在上世纪40 年代已经定型并被广泛使用。

二、模式与内容
在我国的字体设计实践中，一款字体的设计主要依赖设计师的个人经验、审美及技术，重感性、轻理性，甚少有系统理论的介入。这种传统手工艺式的设计模式严重阻碍了相关技术的推广、传承与进化，极大地限制了字体设计的发展。这也是导致我国作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却在字体设计领域落后于欧美日等国的主要症结之一。在设计已经被定义为解决问题的工具的当代语境中，与理论相剥离的字体设计实践已经问题凸显。
作为现代视觉传达设计中的两大基础元素之一，字体的工具化特征与意义被进一步明确，由原有的内容载体和形式语言逐渐向功能层面推进，成为解决复杂设计问题的一剂良药，传统的个人化、经验化的创作方法难以满足现代设计的需求。鉴于此，我们以“教科书专用字体”的研发为契机，以理论研究为基础，设计实践为中心。理论为设计的开展提供支撑与指导，设计为理论的构建提供实践与检验的平台。尝试在设计过程中建设一套“理论—设计—理论”的字体设计研究模式。
在缺少同类案例作为参照的情况下，课题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范畴的划定——太大有泛泛而谈、难及根本之嫌，太窄又恐难以周全、过于单一。字体设计是一个跨界的行为，涉及行为学、心理学、美学、文字学等不同学科知识，有着极为宽博的理论构成。它与通常认知的平面设计、产品设计、书法艺术既有交集又有不同。就教科书专用字体的具体个案而言，除了以上专业层面的因素，我们还需将使用群体、教育政策、文化历史以及社会影响等现实因素纳入研究视野。经过筛选论证，我们将研究所涉内容归纳整理为五大板块：一、从历史的层面探讨楷书书法字体、印版楷书体以及20 世纪报刊楷书体的美学成因和发展规律；二、汉字与西文教科书字体研究，以日本为极富借鉴意义的独立个案，对其教科书专用字体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现状进行细致研究与分析；三、从现实的层面对我国现有的教科书市场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这主要包括对现有各字体厂商所开发的电脑楷书体以及对大陆与香港地区不同年级所采用的教科书用字进行搜集与比较分析；四、鉴于教科书专用字体的特殊使用群体，课题研究还重点对少儿视觉生理、视觉心理、运动生理等部分做了理论分析与研究；五、字体设计字样的比较调研，通过调研获得反馈信息对设计进行修正；六、教科书字体设计应用，包含拼音字母、数字等搭配的字体以及应用的相关研究；七、相关政策研究，结合教育部、国家语委等部门的标准制定切实可行的设计规范。

4. 成人的认知特点：先局部再整体，少儿的认知特点：先整体后局部,在观察事物时，成人先注意局部特征，少儿则先注意整体特征。

5. 汉字的几种基本外形

6.“暑”字的外形

7. 左图图形对于学龄段儿童而言过于简单，右图过于复杂，都不容易吸引儿童的注意力，中图的复杂程度适中，适合儿童的认知水平。

三、形式到功能
文字离不开字体，字体是文字的表现形式，在阅读过程中起到“传情”与“达意”的作用，对阅读者情绪与行为都发挥着重要影响。其中“传情”是指字体的艺术功能，是为准确传达内容营造氛围，对阅读者而言这是主观精神层面的艺术感受，是抽象的；“达意”是指字体对文字含义的承载和传达，是客观层面的功能表现，是具体的。一般而言，文字含义的传达主要由字形来承担。然而，字形识别度的高低与字体直接相关，例如草书比楷体识别度低，同一个字使用不同的体在含义的传达上也会随之产生差异。因此，字体对于文字而言，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和美化，对文字含义的传达也有着重要功能。鉴于此，在教科书专用字体设计的环节，我们力求突破以往字体设计以“形式”为中心的惯常模式，着意强化“功能性”，实现从形式到功能的重心转换。
作为专门针对习字教学而设计的字体，教科书专用字体研究突出了以少儿为中心的原则。少儿在认知行为、生理发育等方面与成人有着明显的差异。譬如从视觉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说，成人认识事物通常是先理解后记忆，先从局部着眼，再到整体；但少儿却恰恰相反，是先记忆后理解，先整体后局部，有着“不求甚解”的特点。[2]（图4）反映到文字上来看，文字由基本笔画在二维空间中组成，其外形是少儿认知过程启动的关键点，构成识字的“第一印象”。汉字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研究表明，汉字认知是整体的认知，其外形轮廓为认知提供了主要信息。[3] 我们通常将汉字外形简单归纳为方块，但是，从字体设计角度来看，汉字外形实则更为复杂，除了方形，还有菱形、三角形、梯形等，方形本身还可细分为正方、长方和扁方。具体到每个字又有不同，我们把笔画末端各个点连接起来，即构成了丰富各异的文字外形。（图5、6）
那么，什么样的外形才符合教科书专用字体呢？按照少儿视觉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少儿的认知活动是一项复杂的大脑活动，有感觉、知觉、记忆、思维和需要等心理活动的参与。由于身心发展水平的限制，少儿很难将注意力长时间集中于一件事，而是常常不由自主地从一个事物转移到另一事物上。尤其是在阅读时，少儿注意力分散的可能性更大, 只有当阅读内容与孩子的知识经验之间存在着中等程度的差异时，才最容易引起和保持孩子的注意力。[4]（图7）因此，在字体设计中，过分强化或者保守的字形外部特征都是不合理的：前者必然会加大字形复杂程度，从而导致认知难度增加，不利于注意力的产生；而后者则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相较于现行楷体的复杂外形，教科书字体应该以更加简单平缓的外形来适合少儿的独特认知心理。外形的变化并非简单通过调整笔画的长短来完成，还需要配合内部笔画结构的相应变化，即是说，唯有通过内外组成部件和笔画的双向运动才能实现字形的整体均衡。就教科书专用字体而言，结构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中宫由紧向松的转变，这个变化对提高字体的功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心理学试验证明，汉字空间通透性越高，即笔画离散程度越大，汉字越容易被检测和识别。[5] 空间通透性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宫所指有关，中宫放松的字识别难度低，有助于提高少儿的习字效率。针对少儿这一特殊群体设定特殊的准则，这种准则首先指向的不是形式美感，而是被设计对象的功能。而完成这种重心的改变，课题主要借助科学理论来指导设计，使设计的功能诉求获得实现，这正是教科书专用字体研究与现有字体在设计方法与原理上最明晰的分野。

8. 清末至民国的各类初小教科书内页，虽然出自不同出版社但均使用了楷体。

四、美与实用
形式美感也是教科书专用字体设计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这款字体作为少儿习字的主要工具，对培养少儿良好的审美素养及传统文化体认能力都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楷体被为正体、真书，长久以来都被视为习字的最佳字体。但是近年来，一些工作在教学一线的语文老师屡屡指出现行教科书用楷体的弊端，提倡并尝试改用黑体字来进行习字教学，颇见成效。他们认为：小学写字教学的目标设定以“基本功”和“实用性”为重点，以规范、端正、清楚为基本要求，黑体字笔画造型以及间架结构都趋于简单，因此在教学中有很明显的实用性。[6]
其实，对于楷书是否符合现代习字教学要求早已存在争议。著名书法理论家陈振濂就曾提出教科书应用隶书为佳的观点，他在《书法教育学》中谈到：“楷书为基础的观点拘得太狭窄，当然也不利于教学。隶书的结构更加规范，形态上易于把握，因此它适合儿童学书作为基础。”[7] 以上对楷体的质疑都与功能有关，要探究这些问题就必须从传统文化渊源与民族审美情趣的根本层面入手，才可能触及问题的根本，提出解决方案。
中国黑体字产生于20 世纪初，美学风格上受到隶书、宋体、西方无衬线体以及日本哥特体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又以外来影响为主，最直接的推动力来自日本。然而，仅就形式而言，中国黑体并没有如日本哥特体般呈现出隶书的意味，倒是直接还原了西方无衬线体简省干练的特点。[8] 无论是西方无衬线体还是日本哥特体都产生于工业文明的背景之下，带有强烈的机器美学色彩，受它们影响而产生的中国黑体同样承袭了这一特性，是一款与书写没有关联的字体，与中国字体一贯强调书写技艺的传统审美相割裂。因此，以黑体作为习字教学字体无疑有些急功近利。
就隶书而言，其相对平稳庄重的字形和笔画特点使得书写者十分容易上手，这一点与黑体字有点类似，但隶书风格过于古朴，缺少现代气息。另外，它过于厚重的笔画从版面应用效果来讲也不合适。而楷书从脱开隶书而自成机杼之后，至今约有1700 年的历史，楷书体之所以能长期被广泛使用，是由楷体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楷书字体端正秀丽，便于辨认与复制。
楷书笔画曲直相宜、刚柔并济；骨骼严谨规正、静中隐动,这些对立的统一，使楷书充满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自汉末成型便是历代用于习字入门的主要字体，也是印刷字体发展流变的主要源头。( 图8) 今天的大众传播印刷和电子媒介中，楷体与由它嬗变而来的宋体、仿宋体是使用最广的字体，因此，楷体可谓形神皆通古今，有着极强的普适性，这是隶书无法比拟的。因此，上述两种以其他字体替代楷体的观点虽有其合理之处，但综合来看显然是有偏颇的。伴随时代的变迁，书写工具（毛笔—硬笔）及媒介（宣纸—现代纸张）已然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因而书法楷体对于教科书专用字体的参考价值会受到限制：使用今天硬笔工具来摹写传统书法字体，对于成人尚且困难，何况对于少儿。此外，社会语境的变化也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审美取向，不可能强求今天的人仍然着迷于过去的长袍马褂。
考察楷体的历史，我们会发现，除了以毛笔为书写工具的书法楷体，还有一类以刻刀为实现工具的楷体。（图9）刻刀楷体由最初忠实再现毛笔特征逐步发展到强调刻刀的特征，最终完成了由“书写”向“刻写”的过程转换，建构出雕版字体的美学，与以毛笔为工具的书法字体共同组成汉字字体两类基本的价值观：一种为书法传统体系内的以“个人价值”为中心的审美标准，另一种是基于印刷价值体系建立的以“传播价值”为中心的审美标准。在“传播价值”的体系下，版面字数、识别度、印刷还原等实效因素已然成为字体设计的重要指针，导致字体笔画、结构甚至编排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形成独立的系统。从现代设计传播的角度来看，对于教科书专用字体设计而言，具备规整统一的理性之美的雕版字体无疑比崇尚自然、个性的书法艺术字体更具参考价值。尤其是雕版字体所具有的实用性特点是其他艺术形式的美学体系中少有的，对于今天的教科书字体设计而言无疑更具参考价值和意义。
当然，参考雕版字体并不意味排斥书法美学。事实上由于雕版字体的基础就是书法，书法的意味会以某种形式影响其创制过程。教科书字体的功能是多元的，除了满足和重点强调习字教学功能，它也要具备帮助少儿领悟文化内涵与历史传统的功能，同时也要考虑习字教学与书法教学，低年级教学与高年级教学之间的过渡问题，这些也都与书法有关。因此，完全依靠单一的字体类别来作为参考都会有局限性。在丰厚的汉字艺术成果面前，教科书专用字体的设计应该从科学、实用的角度出发，在传统书法美学与现代印刷价值间取得平衡，充分汲取百家之长，既重视传统，又面对未来。

9. 文徵明书法（右图）与两款清刻本的比较

结语
我国历来就有重视书写的文化传统，然而面对西方文化与现代技术的侵蚀，传统的书写文化正遭遇湮灭之险。重新探讨汉字字体设计的模式，从专项课题的角度反思现有的习字教学，对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工具——字体进行思考和研究，赋予字体科学的功能和美学趣味，加强少儿对汉字传统文化的情感与体认，是教科书专用字体研究的基本目的。对如何应对及解决汉字在现代化语境中所面临的尴尬境遇也是极富意义的尝试。上述内容从四个向度呈现了本研究的研究思路，这也是从理论层面的一次梳理，教科书字体研究的最终指向是设计实践活动，设计实践也将促进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注释：
[1] 罗树宝：“印刷字体史话( 十)—— 近代印刷术传入及初期铅活字字体”，《印刷杂志》，2004. 5，第77 页。
[2] 徐德江：“开发脑潜能与婴幼儿科学汉字教育”，《教育研究》，1999.10，第56 页。
[3] 万业馨：“从汉字识别谈汉字与汉字认知的综合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2， 第72-79 页。
[4] 竹林：《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指南》，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哈尔滨，2005，第204 页。
[5] 曾捷英、周新林、喻柏林：“变形汉字的结构方式和笔画数效应”，《心理学报》，2001. 3，第204-208 页。
[6] 重庆的丁吉元老师主张用黑体字取代楷体成为小学写字教育的基本用字，并编写了“硬笔三十字练字法”。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高惠敏、浙江横畈镇小学校长伍云波、特级教师窦桂梅等一批相关学者、一线语文教师都对黑体字在习字教学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践与肯定。
[7] 陈振濂：《书法教育学》，西泠印社，杭州，1992，第248 页。
[8] 李少波：“中国黑体字源流考”，《装饰》，2011.3，第38-4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