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法”说起

设计史怎样写？以我之见，先要了解性质。若想了解性质，先要分析名词。根据组词关系，艺术设计史和艺术史、绘画史、雕塑史、工艺美术史一样，中心词语都是“史”，前置的“艺术设计”之类则是修饰词语。这样，单从语言学的角度便足以判定，艺术设计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既然归属历史，研究自然应当遵守历史学的方法。
按照历史学的方法，治学要从资料做起，只有资料齐备，讨论才有资格。我是做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想由此说说它与脱胎于它的中国艺术设计史的情况。中国工艺美术史、艺术设计史的资料包含三个部分——实物遗存、历史文献和研究资讯。以下按照议论的繁简，先谈研究资讯，再说实物遗存和历史文献。

1. 1984 年，学院第一位工艺美术历史与理论方向硕士研究生尚刚在进行毕业答辩

治学必须关注时贤的著作和论文。对此，工艺史家、设计史家确曾努力，不过，常常阅读著作较多，关注论文较少，这引出了对学术前沿总有隔膜。合格的著作、论文虽然都是研究成果，但两者毕竟不同。著作常常侧重于整体阐述、综合讨论，而出版周期较长 ；论文往往论证新观点、刊布新发现，而面世时间较短。因此，学术前沿往往由论文体现，期刊和研讨会文集是学人必须紧密追踪的读物。而阅读的范围，至少还要包含相邻的考古学、文物学，决不能封闭在学科之内，“目不斜视”。
对论文的冷漠引出了诸多的遗憾，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已不必说，还有议题的落伍，乃至荒唐。典型是所谓宋代五大名窑，今日的许多工艺史、设计史著述仍然对它津津乐道。其实，“五大名窑”的提法是近世的发明，与宋人了不相干。何况在定、汝、官、哥、钧五个窑场中，后两个已为考古学家、文物学家广泛质疑。不论考古资料，还是历史文献，都有哥窑时代为元及明初的相同指向。对于造型古雅、窑变美妙的钧瓷，许多学者相信，它们该是明早期的制品。这些早属旧闻，不过，在学科内，居然尚未成为普遍的新知。
实物遗存包含出土物和传世品两种。前者大抵为考古学家的收获，后者则为古代留存的海内外公私收藏。由于来历可靠，且大多年代明确，经科学发掘的出土物最重要，是建设信史的主要实物基础。由于国人珍爱传统，特擅仿效，宋徽宗以来，仿古成为潮流，时代越后，手段还越高明。这样，对于鱼龙混杂的传世品，史家应当慎重。当然，对较晚的时代，比如明清，考古学致力较少，所以，讨论的时代越晚，对传世品的倚重也越大。

2. 尚刚 ：《元代工艺美术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1999 年

3. 尚刚 ：《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2005 年

4. 尚刚 ：《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7 年

5. 尚刚 ：《天工开物：古代工艺美术》，三联书店，北京，2007 年

6. 尚刚 ：《古物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12年

实物是研究的核心。若想了解实物，在观摩展览之外，基本就靠阅读图录、考古文物资料了。可惜，学科内的若干专家不肯下努力观摩、系统阅读的功夫，不了解出土物的重要。于是，在其著述中，引证失准、年代错置，甚至真赝不辨的情形层见叠出。由于近年政府奖评审专家的遴选主要看重职衔，轻慢学术，以致这样的情形竟然屡次出现在获奖著作中，害人不浅。老话说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引申到我们的学科，情况自然是如果努力观摩，如果系统阅读，就会熟悉作品，一旦熟悉作品，自然会建立起对造型、装饰、时代风格的基本认识，这种错误至少会大大减免。
从出身看，工艺美术史家、艺术设计史家往往有创作、设计的背景，对作品有天然的亲近、自来的关怀，这令资料的缺憾还较少出现于实物，更多反映在文献。因此，以下也将对文献议论稍多。
对于历史文献，先该有个限定。它主要指与所述议题同时或时代较近的古人记载。之所以要加限定，全因为这样的记载较少以讹传讹的毛病。不能把晚近文言议论也视作历史文献，因为它们可能较多三人成虎的弊端。比如讨论唐宋与其以前的时代，就不该把明清乃至民国古董家的议论当做可信的史料，但学科之内，这类情形所在多有。
尽管实物是研究的核心，但文献不可或缺。看重文献起码有三个道理。首先，现存实物远非古代的全部，因此，即令用最可靠的实物构建，也不能把工艺美术史、艺术设计史简化为现存实物的历史。其次，实物无言，不能自我解说，其历史地位、时代意义不能单凭实物知晓。而文献既是补充实物欠缺的唯一知识来源，又是解说实物价值的唯一历史依据。最后，中国史籍浩如烟海，较多地依据它们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特质。讨论中国古代问题，一旦脱离丰富的历史文献，研究不会深入，议论难免主观，内容一定干瘪。
应当顺带一说的是，当今的若干学人仍然罹患崇洋的痼疾。对欧美学者的研究，当然应该尊重。但是还该认清，文化的隔膜、语言的障碍，令西方专家对中国历史文献、古代问题的理解通常不及我们。在中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等的努力下，当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整体研究水准已经大大高出欧美，唯洋是尊的学人应该警醒了。
不必讳言，对于文献研究，工艺史家、设计史家既有的成果实在有限，以致其著述时时被相邻学科嗤笑。或许可以用学科历史不长，积累需要时日开脱。然而，如今肯下文献功夫的学人毕竟屈指可数，若仅仅依赖少数史家“皓首穷经”，局面永远难以扭转。
文献的功用实在巨大，一旦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时代背景可以明了、风貌成因可以理解、制作格局可以掌握，还能准确洞悉作品幽微。略举几例，以为说明：
无论工艺史、设计史，讨论唐代，都离不开设计精妙、制作考究的香囊（图 7）。关于其使用者，在诠释佛家经典时，唐人已经解说 ：“按香囊者，……妃后、贵人之所用之也。”[1] 关于其用法，熏香之外，还有暖手，因为白居易诗有“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2]之句。这种器物的定名也该一说。囊形似袋，当年丝绸质的贮香囊袋为数更多。应当出于免生歧义的考虑，从唐代开始，还将这种圆形的金属焚香器具称为“香球”。如元稹曾以之作为诗题[3]，如晚明小说《金瓶梅》仍在描写李瓶儿使用“薰被的银香球”[4]。因此，称古代圆形的金属焚香器具为“香囊”、“香球”，均于史有证。不过，工艺史、设计史著述却常将它们称为“熏球”，这是当代的“发明”，性质绝似给人起外号。称谓并非细节，难免混淆不说，还透着粗莽。

7. 银香囊

无论工艺史、设计史，都看重使用，但若干古代器物的用法却被误解。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过一只银笼（图 8），它以银丝编结而成，其上装饰以金丝编出的花纹。权威的考古学家、文物学家相信，它是烘焙茶，或盛放茶饼的器具。不过，当年它至少还有更常见的用途——采摘、提携樱桃。唐代诗文可以作证。如杜甫诗称 ：“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5]；如令狐楚文云：“每闻采撷，须有提携。以其鲜红，宜此洁白。”[6]银体金饰，已经十分华美，一旦笼内再放进红樱桃，倘若红樱桃还连上褐枝绿叶，使用中的色彩效果真可谓华艳绝伦了。在“好色”的唐代，这样的作品自然具有典型的意义，而其设计的匠心今世仍可尊为楷模。此外，在法门寺地宫，不仅出土了大批宝物，还收获了石刻的《衣物帐》，这只银笼被《衣物帐》记录为“结条笼子”。[7]据此，不仅知道了金属丝编结做法的古名，还可以引申到对唐代金银细工理解 ：分明是极细的丝，唐人却称之为“条”，当年要求之高，由此可以想见。

8. 金花银结条笼子

历史文献不仅能够解说微观问题，更有助于宏观把握。有多种唐代土贡资料留存至今，如《唐六典》、《通典》、《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依据它们，能够获得许多知识，如各地的工艺美术品类，各产区的盛衰，丝绸在当年设计造作里的主流地位等等。其实，不仅大唐，历朝历代，丝绸地位都高。如果系统阅读文献，就会发现，今存古人对丝绸的记录甚至多过其他品类的总和，这当然体现着丝绸的崇高地位。何以致此？缘由有三 ：经济的，在男耕女织的经济形态下，丝绸是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关乎国计民生 ；制度的，丝绸是尊贵的服装面料，其品种、色彩、图案乃至图案的大小都取决于服用者的身份，是等级制度的物质体现；艺术的，由于往往制为服装面料，因此最富展示性，其色彩、图案往往是装饰潮流的标志，对其他品类影响深远。
丝绸和瓷器同为中国的伟大发明，但仅从文献的数量就该了解，在古人心目里，瓷器的地位远远不能与丝绸比肩。官府作坊的多寡，最明白地显示了其产品受青睐的程度。宋元明清四朝，政府、内廷都设立了大批丝绸局院，而陶瓷作坊却屈指可数。如元代，仅被《元史•百官志》记录的丝绸作坊就不下70 所，这还仅仅是归隶中央的，不含大批的地方性官府作坊。至于陶瓷作坊，却仅有烧瓷器的浮梁磁局，此外，还有一个造建筑琉璃的大都四窑场。陶瓷当年的价值较低，且沉重脆硬，不利游牧民族携行，丝绸恰恰相反，这样，元代的情形似可理解。农耕民族过定居生活，他们的王朝应该令陶瓷地位提升，但在明代，情形不过稍好。仅被《明会典》记录的官府丝绸作坊就有 28 所，而陶瓷作坊，目前仅能确指景德镇御器厂 1 所，至于前期龙泉等窑的性质，还在讨论中。如今工艺史家、设计史家的学术关注主要投向了陶瓷，较少留意丝绸，但轻忽丝绸的状况与古代的实际太不匹配。
有些历史文献看似与工艺美术无关，但透露的消息甚至关联全局、直指根本。窝阔台时代出使蒙古的南宋使者说 ：“鞑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无一而有。……后来灭回回，始有物产，始有工匠，始有器械，盖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后灭金虏，百工之事，于是大备。”[8]认知蒙元工艺美术的文化背景、产品面貌，这是最重要的历史文献。蒙古族在其最早的官修史书里，这样记录了他们“苍狼白鹿”的祖先传说：“当初，元朝人的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产了一个人，名字唤做巴塔赤罕。”[9]何以蓝色、白色的工艺美术品风靡元朝？何以青花瓷在蒙古时代骤然辉煌？都能由此索解。
研究资讯、实物遗存、历史文献是研治工艺史、设计史的根脉，占有的多寡制约着讨论水平的高下。若想客观深入，必须竭力搜集。片断的资料无法引出完整、正确的认识，据以得出的结论无异盲人摸象，若非狭隘，便是荒谬。一切优秀成果都在重复证明着同样的道理：见解越深刻、结论越高明，凭依的资料就越充分、越全面。还是那句陈言 ：有几分资料说几分话，这是研究者的客观态度 ；有多少资料出多少活儿，这是资料的忠实回报。
全面以外，资料还有个真确的问题。学科内的不少人物偏爱转引，尤其对于历史文献，转引几乎成了通病。于是，在工艺史、设计史著述里，人们经常邂逅这样的困窘，分明征引的是同一文献，文字却每有差异，语意甚至不同。个中原因较少发生于古籍版本，基本出在转引。抄录难免有误、校对常常不精，往往转引几道，文献便面目全非。我读过一位成名人物写下的博士论文评审书，他竟用转引来的错误文献批评真确文献的语词“谬误”。身份所限，被审的博士生怎敢抗辩，真似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次集体编书，责任编辑找来，要我给被著名专家征引的一则文献断句。无怪责编不能句读！原来，引用的 20 余字竟错了 7 个，连出处也标得似是而非。在我们的学科里，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屡屡发生。
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太多的研究便利。如今，网络资料愈益丰富，特别是经扫描的电子古籍大量上网，不仅令文字的错讹大大减免，键入关键语词，还能搜索出许多可用的文献。这使若干学人兴奋不已，还宣称文献的功夫可以“废了”。其实不然，计算机检索出的资料固然可以取用，但终归只能提供支离破碎的片段知识。电子检索当然方便快捷，但对于真正的研究，功用不过是补阙拾遗。只有广泛阅读、全面占有，才能获取对古代艺术现象的深入认识、全面理解。合格的艺术史家绝不满足于客观描述古代现象，还该努力解说它们何以发生在此时，而非彼时，何以是这样，而非那样。因而，应当充分了解古人，全面认识古代社会，这样的知识主要靠充分占有文献获取，通读、精读、浏览的功夫永远不可或缺。
研治工艺史、设计史的路径自有种种，可以做断代史、门类史，可以由功能、材料、技术、造型、装饰等等角度切入，但若想取得成绩，基础都是全面地占有真确的资料。治学大忌莫过讨巧，别指望师出奇兵，剑走偏锋。仰仗方法论、依赖新观念“巧”治中国艺术史，显然不是研究的正途。至于方法论能否有效、新观念是否正确，标准只有一个 ：资料支持与否。
“写法”的意义显然宽泛，包括着研治，也涵盖了语言。之所以说到语言，因为学科之内，佳例屈指可数。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可以帮助，也能够阻滞思想的传达。资料再充分，逻辑再绵密，见解再深刻，语言不精彩，著述也不高明。文体不同，著作、论文的语言固然与小说、散文两样，但刻板、枯燥、干涩仍是大敌。以我在学科内的阅读经验，感受到的大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是书面化太过，以追求学术感，它令文字无味 ；二个是定语太长，以显示严谨性，它让读者气闷。当然，还有滥用术语、生造词汇，以炫耀思辨力的，这又等而下之了。
著作、论文都是写给别人看的，为了减轻他人负担，就该多做“公益”，尽力清除障碍，想方设法为读者提供便利。其实，做过“公益”，便有“私利”：如果语言简洁明了、生动活泼，观点就易于理解，见解就更能传播。对此，孔夫子早有教诲 ：“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想一想，我们记住的名言，哪个不是短句？哪个不鲜活？看一看，我们喜爱的著述，哪个生涩？哪个定语一串串？在限定的语境里，定语常常是赘疣。
白话文的普及已将近百年，可是今人驾驭语言的能力却在退化。在我们熟悉的前贤里，头一个想到的就是顾颉刚，尤其他早年的论著，是宏文，又是美文。那《〈古史辨〉自序》、那《汉代学术史略》（修订后更名《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竟把惊世的理论、精奥的学术写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尽管遭遇了“披着历史学家斑斓外衣的文学家”的讥评，但凭着表述精彩的层层考辨，顾颉刚名动天下，疑古成为学术大潮。
对于 20 世纪的中国，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毛泽东，他还是位旷世语言奇才。胡适真有胸怀，尽管在大陆曾被批臭，但这位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仍然认为 ：“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的确，毛泽东的语言犀利幽默，气势如虹。《毛选》第一卷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文中，他如此描述小资产阶级右翼 ：“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即财神赵公明）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多么生动，多么形象。“文革”之中，毛主席语录风靡中国，人人都会大段背诵。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朗朗上口，甚至以散文而有韵脚，比如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60 岁上下的人都会记得，这段话曾令多少人血脉贲张。当年，毛泽东思想能够被万众尊奉，缺了魅力无穷的语言，恐怕无法设想。1942 年，为矫治延安宣传的弊端，毛泽东作过《反对党八股》的著名讲演。他为八股文章开列出八大罪状，其中的不少竟像针对着今天的工艺史、设计史著述。
三十年来，学界关注西方，不过，主要被方法、观点、理念吸引，对著述的语言却很少留意。应当承认，西方学人的文字表述远比我们讲究，他们更关心“公益”，也因此“获利”更大。其实，不仅学术论著，哪怕欧美的政论，也往往讲究语言。比如《共产党宣言》，第一句竟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这可是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马、恩居然这样写。如此看来，无论哪类著述，语言都没有固定的程式，因而，学人著书撰文也不必臆设表述规范，刻意追逐表述的学术化。
写作如同说话，都意在交流。很少有人说话不自然、不明白、定语不尽，大家写微博、发博客也往往文从字顺，甚至生动有趣。孰料临到著书撰文，不少人又要扮成咬牙、瞪眼、攥拳、绷劲的恶模样，仿佛立志与读者为敌。让人无可奈何的是，纸质书刊的读者在日益减少，这样，留住读者已经升格为责任，文风不改，就更无道理。当然，如同绘画、雕塑、书法，写作也有才华的问题，人人“妙手著文章”纯粹是幻想。不过，自然、晓畅人人都能做到。把写下的文字读一读，以上口为标准，修订改正，就会自然、晓畅。
说过“写法”，再发些议论。虽然自知悖时，但仍如骨鲠在喉。
艺术设计史很“年轻”，在中国，研究、教学的风潮不过十多年，启动与推进都是 20 世纪末的学科目录更名。老实说，那个学科目录并不完善，如果遵照它，遭遇的尴尬首先是，本科教育称“艺术设计”，研究生教育称“设计艺术”，那么，对于同一学科的不同教育阶段，是否该以两个视角研究、讲授不同内容的艺术史？尴尬还有，艺术设计史还有个“年长”的同类——工艺美术史，尽管名称不同，讨论的内容却很难区别，同样有时代、有品类、有造型、有装饰、有功能、有材料、有技术……似乎设计史只是比照当代工业设计，添加了工具、车船等品类。
如果内容大抵重合，就是名词的内涵、外延基本一致的证明，这样，变换名称便没有十足的理据。然而，目前的情形是工艺史、设计史并存，甚至以设计史取代工艺史。而如果检阅设计史著述、观摩设计史教学，有心人都会感叹 ：不过是新版或简版的工艺史。我们的学科染上了喜新厌旧的毛病，有撇清传统的惯性，因此，系科称谓、课程名称总在出新，据说，这是要“与国际接轨”。不过，如果稍有了解，就会知晓，海外既有标新立异的风气，更有尊重历史的传统。不仅海外，国内亦然，哪个自信的系科、哪个成熟的课程会轻易更名？尤其在遗产丰厚、历史辉煌的中国，“与国际接轨”绝不该偏执一端，轻易更换名称只能展示勇气，不能带来实效。
目前，为加强技能训练，艺术院校的公共文化课都被大大压缩。在我服务的清华美院，每门课程仅剩下 32 学时，而 30年前，却有 80 学时以上。且不说这种压缩能否引出高校变中技的恶果，单是压缩课时，就让教学只得苟简。设计史教员格外棘手，因为还要讲授新增的工具、车船之类，可惜，起码在中国古代，它们并不比丝绸、陶瓷等等更具有艺术的品格、更切近文化的本质。而丝绸、陶瓷还凝聚着古人更多的设计才华，因此，它们才成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光辉典范。
设计史家相信，应当格外看重对功能、材料、技术的解说。初衷固然美好，但不要忘记，合格的工艺史家早就投入了足够的关怀。同时，还应看清，这些内容毕竟牵连着太多的科技知识，甚至主要在科技史的领域内，而学科分工却愈益精细、专门知识在愈益增多，因此，在可以预计的未来，对功能、材料、技术更深入的解说，单凭设计史家绝对无法胜任。充分吸纳科技史成果，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才是研究、教学的本分。
课时所限，有增添，必有缩减，于是，设计史替代工艺史，教学连带研究，不做对名词真义的解说，丢弃对现象成因的讨论，简化对艺术演进的探索，轻忽对风格特质的剖析，割舍对文化传统的阐释，居然演为潮流。设计史竟沦为按时代排列的各类赏析，这个现状真令人痛惜。由此也引出了迷局，带来了困窘 ：似乎艺术院校并不肩负探讨学术、弘扬传统的责任，似乎设计史特殊，并不全在艺术史的范围之内。而道理再简单不过，一旦艺术院校、艺术史教学轻慢艺术、漠视传统、逃避学术，存在便无意义。
古代的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并无分野，比起工艺美术，今日理解的艺术设计依托的生产方式虽然改变，外延可能扩大，内涵却无差异，而服务生活、引领审美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所以，除非改变讨论的主体，根本就找不出以设计史替代工艺史的理由。与其增添新鲜内容，不如深化基本课题 ；与其忙于整妆易容，不如抓紧强身健体。轻易更名近乎不负责任，如同你我，不会因为长胖了、变老了，也与时俱进，更名换姓。
工艺史也好，设计史也罢，教学、研究，“主心骨”都不可或缺。不必紧随学科目录，忙于更名。要知道，新版的学科目录还险些取消陶瓷。一旦少了陶瓷，无论工艺史，还是设计史，同样损失惨重，同样史将不史。如果执意紧随学科目录，那么，最新版本又有变化，艺术升格为门类，对应以前艺术设计的，如今成了设计，那么艺术设计史又该更名设计史了？如此变幻迷离，一定也不是艺术设计史家乐见的。

注释 ：
[1] 慧琳 ：《一切经音义》卷七《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五百四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6 年，第 260 页。
[2]《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彭定球等：《全唐诗》卷四六二，中华书局，北京，1960 年，第 5253 页。
[3]《香球》，《全唐诗》卷四一〇，第 4552 页。
[4]《金瓶梅》第二十九回《吴神仙贵贱相人潘金莲兰汤午战》，星海文化出版有限公司，香港，1987 年，第 222 页。
[5]《往在》，《全唐诗》卷二二二，第 2357 页。[6]《进金花银樱桃笼等状》，董诰等 :《全唐文》卷五四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2437页。
[7]《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文物之美•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文物出版社，北京，1994 年，第 96 页。
[8] 彭大雅、徐霆 ：《黑鞑事略》，上海书店影印《王国维遗书》第13册，1983 年，第 18 页 b 面。
[9]《蒙古秘史•总译》卷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额尔登泰、 乌云达赉校勘本，呼和浩特，1980 年，第 91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