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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带渐宽终不悔

  • Update:2013-11-21
  • 赵农,西安美术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2013年第10期
内容摘要
本文追忆了作者从事美术和设计史论研究的经历,认为古今中外美术的知识领域,是艺术设计史论研究的基础保证,但又不能局限于传统的美术学定义,不宜用“工艺‘美术’”来理解“艺术设计”。文章结合《中国艺术设计史》的写作经验,倡议建立独立的中国艺术设计史论学科,并认为艺术设计史研究肩负着推动生活进步的使命。

 一


“我生于古都西安,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有兴趣。四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工艺美院史论系读书,注重对中国唐代社会文明的研究,希望从中寻找中华民族的底气和根基。现在,我即告别学校踏上人生的新征途,感慨万千。”(《长歌行——我们毕业了》)
有一天我整理旧作,翻开了 1987 年夏天毕业时发表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校报上的旧稿,回忆 30 年的时光,真是“感慨万千”。
这 30 年是中国历史进程从农业社会到工商社会的转型时期,也是从人治社会到民主社会的过渡时期。而我们也从青年进入中年,从一个普通学生成为普通教师,或者其他职业的劳动者。只是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积极做着自己的专业工作。
从 1988 年开始,到 1998 年,用了十年时间,我在西安美术学院教美术史论的课程,这期间写作了《略论范宽》、《略论赵佶》、《塞尚与林风眠》等美术史论文章,也对西安当代的许多画家进行了研究评论,以及持续性地在历史学、哲学、美学、文物等方面的深入研究。这些经验和努力,尤其是长期的美术理论教学,使我宏观地认识了艺术发展的规律,也打通了古今中外美术的知识领域,成为艺术设计史论研究的基础保证。
最初由于生活压力和社会阅历,我试图走中国书画研究的道路,但是很快地发现个人的行为如果不与社会的步伐一致时,就会仅仅是一位文化的观望者。有几年的时间里,我每周会去西安外国语学院汉学院教外国留学生中国书画,曾经将中国的音乐、戏曲、诗歌等知识杂糅进去,效果很好,但是,我还是放弃了。因为这种工作是简介性的,缺乏开拓力度,而且几年下来有一种消磨感。
中国书画是在一种回顾式的审美观念下所表现出的文化技术形态,如果不能转化成现代的精神立场,就会丧失基本的生存发展条件。
多年前还为一家出版社编撰词典,翻来覆去地把宋画的资料抄了两遍,事情虽未做成,但是渐渐地熟悉了宋代画家的故事。因此,美术史研究是教学的需要,也是我多年形成的一种学术兴趣。有时会常常将美术史和设计史交叉进行。我的美术史观点之一是不要烦琐,烦琐会导致庸俗。应该抓住文化的主线,许多已经被历史抛弃过的东西不要过于怜惜,以致皓首穷经而不得要领。
我的艺术史论研究受制于工作环境的影响,往往不是一种单纯的惯性深入,而是撒网式的连缀,学科的跨度有时很大,既要通古,也要知今,最终获得知识的融合。历史就是当代史,研究者总是希望从历史的尘影中找出现实的映象,以期寻找出思想的出路。
过去由于百年耻辱的近代史背景,加之意识形态限制了许多知识的传播,也使现代的中华民族性格,在塑造中出现了许多心理障碍。在西方美术史方面,由于翻译技术以及意识形态的原因,对许多作品和艺术家的理解产生了偏误,从而导致了对西方文化的误读。这些知识的偏误,使我们在表述现代文化观念时,所持有的文化立场常常出现被动状态,同时在与欧美文化的交流中,出现了一种异样的姿态。
以往美术史研究多是审美意义上的主观表述,缺少对作品图像中器物、服饰、环境、材料、造型等方面的细致分析,文献阅读仅仅局限在几本画论的风格追述,缺少对制度史、器具史、笔记野史等方面的文献进行深入的研读。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学术规范,规范不严谨,知识不准确,让别人瞧不起,技不如人,最好的办法是勤学苦练,知耻后勇,不得埋怨别人。
知识的拓展需要一个人的不懈努力,思想的聚集、形成与完善却需要反思个人心灵成长的历史。由于生活的局限性,时代的精神制约 , 往往导致研究者对材料认识的局限性,也导致了认识水平的差异,这种被制约的思想差异,也导致了对艺术历史的认识看法的不同,以及描述人事的能力,也会出现公允或者偏见。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有 “才、学、识” 的提法,因此对研究艺术的历史,需要达到常人无法达到的境界,在沉潜中,坚持个人在知识海洋中的游泳方向,以达到认识的彼岸。方法论只是工具,如果研究者没有本身超越时空的卓越能力,方法论就会陷入泥潭,也会陷入学术投机的心理之中。
人类文明的求同存异,也是从政治对峙到经济共荣的过程,文化建设既要有公共性的需求,也要有区域性的利益。于是我试图加强“物化背景中的美术学研究”,就有着新的意义。
从 1998 年教育部学科调整,形成了“美术学”和“艺术设计学”的分流,这是一次面向当代经济市场的教育方向的调整。而美术学与艺术设计学的分类,使艺术设计不再是原先美术概念下的工艺美术,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回归,标志着艺术设计的独立价值,从一个边缘学科到中心综合的文化形态的建立,推动着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进步。

1. 与田自秉、吴淑生先生合影


2. 与尚爱松先生合影

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是没有直接经验可以借鉴,因为数千年传统文明的绵绵延续,突然导致了近百年中断的无序结果,革故鼎新、振兴民族文化是当代的一个紧迫的任务。设计的繁荣昌盛,是中华民族勇于接纳外来文化的一种表现,中国古代文化中保存着许多有积极意义的设计思想,但是在一个旧结构中已无法更生,只有吸收和学习其他国家的优秀经验才能避免悲剧的再度发生。


我在西安美术学院工作了 10 年后,积累了艺术史的诸多知识,开始了《设计概论》(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0 年版)的写作,此书出版后,获得 2002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获得 2001 年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随后的修订版连续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在此期间,由于连续修订,我深感责任重大,许多的不眠之夜,阅读与写作交替进行。我在研究中发现,设计和艺术是可以通过平衡而共同促进的,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生活的最高境界是艺术。这不仅在古典社会的工艺美术的理想中能够实现,在现代社会结构中一样能够实现。当然有单纯的设计家,也有单纯的艺术家,现代文明的标志是各尽所能,不必强求一律,这也是对人性的文化尊重。
艺术设计是一种工业化文明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的现代文化象征。艺术设计学科是以工业化为背景的生产劳作方式。在中国当代,又缘于个人的工作方式的选择自由,逐渐形成了群体与个人的多重结构,也为更多的人们带来了生活的机缘,以及发展的希望。这种由于职业而带来的社会文化的变化,说明了设计文化的无限创造性,以至于推动着社会生产力进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文明形态。
在 21 世纪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华民族以自身的觉醒,从一个政治形态的社会,逐渐转向经济建设的时代,良性的社会机制提供人们广泛深入的文化拓展方向。当代中国设计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广阔的社会前景,随着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想和经济生活的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当代设计事业在不断吸受、变化、组合中,完善和建立自己新的规范。每一个从事艺术设计文化的人,其思维不会再是一种模式的积累,多种文明的并行不悖,构成了新的复合形式,因而对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确立,才能奠定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对人文主义的根本认同,是建立在尊重人、尊重道德、尊重法制等现代社会的基础上的自觉行为,以人为本,决不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为人民服务”。因此,一种现代意义的学科,只有建立在和平、民主、自由、科学的人文精神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中国当代艺术设计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引进、接纳、融合,虽然有着时差和背景的错位,但是,对于提升中国人的文明意识,尤其是改变生活的质量具有明显意义。随着经济开发中的商业广告、房地产业、汽车电器、服饰文化、城市交通、规划管理等各行各业的繁荣昌盛,大量的艺术设计人士已经介入其中,并引导着社会文化的时尚潮流。这种欣欣向荣的社会风景,是中国历史进步的象征。

3. 赵农 :《设计概论》,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西安,2003 年


4. 赵农 :《设计概论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7 年


5. 赵农 :《民间艺术概论》,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西安,2011 年

艺术设计的出现是人类文明从混沌走向秩序的桥梁,是物化和精神的高度融合。在每一个历史的回合演变中,设计都充当着文化的先锋。因为人类设计制作利用器皿的过程,首先在于改变了视觉的审美习惯,然后改变了思维的逻辑方向。设计活动最初可能是简单的、粗糙的,也是质朴的,日积月累以后是完整的、精细的,但往往也会趋于式微。设计是从方法论到世界观的转变。因而艺术设计家承担着从现实走向未来的神圣使命,是思想进入生活的本质,是智慧人生的创造者。因为艺术设计的本质仍是人的本质,而人类文明积淀出的文物和日常生活的器皿,恰恰是艺术设计家的手和脑的产品。
中国社会需要设计文化,因为,设计文化将为中国社会带来新的富裕和文明。人类经历了不同的社会阶段,所意识的问题也许不同,而艺术设计是在现阶段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也常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个民族如果在旧文明中成熟,必须借助于外来文化的推动,在这个过程中,缘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和环境,在吸纳吞吐的过程中形成新的循环体系,增强民族的自身力量,立足于先进的民族之林,贡献于人类文化的进步之中。由于现代信息社会的发达,闭关锁国已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撇弃封建残余毒素的方式只有改革开放。而开放意味着比较选择取舍的过程;开放意味着经济发达而产生市场规律进一步影响古老民族的生活步伐;开放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成就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条件,正是造就一种百花齐放的土壤。
近 30 年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的复兴事业,拓展了很多新的视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体制改革的某些缺失,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价值观念的某些偏差,也导致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社会现象,许多地方不再是田园牧歌式的风光,美丽的地名不能证明美丽的现实了。这种物质的富有与精神的贫困,又带来了严峻的环保问题,留给后人不仅仅是财富,还有许多的垃圾。
改革开放的空间,也带来了许多重叠的现象,文化的迫切常常是急学现用,不辨牡牝。在接受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混乱的现象,像服装界的“混搭”、艺术界的“跨界”、影视界的“穿越”,许多东西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往往使人们不知身在何处。头脑可能是秦汉,身子却是宋元,腿脚还在明清,生存挣扎在这样一个多元的世界中,头脑中的一部分是古典主义,另一部分是现代主义,可能还有一些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或者这一部分是民主,另一部分可能是专制。就在这样一个错位混乱的结集点上,却期望获得新生的成长。


与此同时,我又着手进行《中国艺术设计史》的写作,该书在 2004 年出版后,又连续出版了彩色版、黑白版等几种不同的版本,获得 2005 年陕西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获得 2004 年第十三届北方优秀图书金牛奖一等奖,获得2009 年陕西省优秀教材一等奖。
回头望去,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生成于春秋,是对当时西周封建制的破坏,但是也为后来的古代专制社会提供了知识和经验,儒家对专制是既有抵制又有附和,于是在汉武帝时代被改造成为了内法外儒的理论。因此儒生在汉武帝时期争夺话语权,儒道皆成系统,道隐儒显,然而汉末混乱,世人却对儒学的延续做出了一回否定。
东汉以后,佛学东进采取的是调和姿态,利用中原文明系统,发扬光大,削弱暴力,但也混淆佛法的力量。于是东晋以后,南北分峙,寻找着新的生存发展之路。
隋唐时期的一度鼎盛,也带来了浮华的阴影。五代混乱,也是对儒道释的不满和否定。宋代理学试图匡正人心,以振世风,却最终构成对政权的冲撞。
宋元之际的欧洲基督教东进,在与阿拉伯国家的激烈冲突中,延缓了西学东进的速度,阻碍了东方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也使中国失去了新生的机遇。成吉思汗攻打西方的结果,刺激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迫使西方文艺复兴。
元明之际是民族矛盾的冲突,忽略了人类文明的有序生发,结果成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对峙。明清又复如是。结果就是不堪回首的鸦片战争。近代史是中国人痛苦的体验,现代史是中国人混乱的缓进。

6. 赵农:《华县皮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西安,2008年


7. 赵农:《回望手艺》,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西安,2008年


8. 赵农:《中国艺术设计史》,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西安,2004年

中华民族早期的定居生活方式是由于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促使了文化较快地成熟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在劳作和生活中不断观察自然,反复实践的努力过程,充分地发挥了人的智慧和手艺,促使了艺术设计文化的诞生。中国冷兵器时代的科技和设计文化的进步,依托于农业文化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地理环境造成了许多的优势,促进了古代文明的发展。
艺术设计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篇章,正是这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开拓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中国设计文化的丰富创造,重视生活器具的功能要求,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充分发挥器具的作用,逐渐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
例如,中国最早的筷子出现在商代的妇好墓中,但是商代的青铜筷子并不是重要的餐具。当时是钟鸣鼎食的肉食时代,有小麦,但是没有面粉,五谷是蒸、煮、烙、烧,缺少面条的概念,到了汉代,出现了石碾,碾子解决了磨面的问题,出现了面粉,面条的出现,筷子也成为中国人的重要餐具。
由于年代的久远,许多器具虽然在今天已消退了实用的功能,成为了一种古物的存在,但是依然绽放着艺术设计的光辉,给后来以永远的启示。如工具、农具、兵器、车辆等形态发达,是设计家们的智慧结晶,而服饰、建筑、文字、货币的进一步发展,在大量繁多的生活器具设计、制作、使用中,艺术设计渐渐确定了自身的价值和位置。
从《考工记》到《王桢农书》,从《营造法式》到《天工开物》,许多文化典籍文献中记载了器具、建筑、生活用品设计,反映着中华民族的进步和秩序。这种设计的社会化,亦得利于社会制度的保证和官方行政的管理运作,促进了手工业社会的发展,影响着设计技术的成就,也顺应了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潮流。
缘于中国近代史的演变,传统文化在一个世纪中的衰败、挣扎、覆灭、复兴,其中借助了西学东渐之风,进行过大规模的激烈革命行为。当动荡的时间钟摆正常运行时,中国社会需要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深刻的反省,因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文化,就如同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一个民族没有了深刻的文化反省,颠沛流离的苦旅结果只能是丧失了自身的立场和意志。
《中国艺术设计史》的研究和写作,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上的延伸,试图对中国历史中的器物的源流理意进行全面的梳理,建设独立的中国艺术设计史论学科的体例,以完成从文化边缘到文化中心的定位。鉴古知今,继往开来,使中国设计文化百折不挠,发扬光大。
艺术设计已经走进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之中。
大约 2011 年夏天的时候,上海大学召开了一次“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的写作研讨会,我欣然应邀参加。在讨论现代设计史过程中间,我提出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中国现代设计史的研究,究竟是从技术形态来描述,还是从文化角度来描述,还是从地域角度来描述。
从技术这个层面上,有考古的、历史的、文学的、美术的诸种方式;从文化的角度看,像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以及现代的信息文明;从地域来描述的话,有沿海的、内地的,甚至有首都和地方的分流。从 1840 年以来的中国艺术设计史,上海、南京、广州、北京、重庆、西安、延安等等,不同区域里所代表的不同时代背景,可能引起很多有意义的探讨。
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种折射。中华民族的耻辱与奋进,痛苦与挣扎,也是中国艺术设计史的艰难历程。且不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腐朽古老中国的大门,从鸦片战争之后的历次赔款,到 20 世纪初期民主共和建国不成,所引发的军阀混战,导致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之后国共两党的争执,以致到 1950 年之后的政治运动,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在这样的民族和个人之间,时刻伴随着悲痛感,打开这段时期中国历史的画卷,哪一件事情不是令人痛心疾首,触目惊心。此起彼伏的战乱与专制的社会形态,留给中国人真正愉快与和平的生存时空太少。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现在的 2013 年,中华民族的思想产生了急剧的转化,是从一个专制的残酷的保守的时代,向一个民主的和平的科学的社会发展。因此,从艺术设计学的角度进行新的学术探讨,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艺术设计不仅仅是生活形态的完善,更多的是社会文明形态的推进。
但是,170 多年的近现代史,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刺激与奋斗的机遇,觉醒的中华民族不屈服于其他强势民族的压迫,企图追赶欧美国家,在吞吐吸纳之中,增加了许多人类的共同智慧,也受到了许多回的欺凌与羞辱。因此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既是一部抗争史,也是一部血泪史。在这中间也有很多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包括从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到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物,从政治家的角度给中国社会设计着未来的蓝图。因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在文化制度上试图学习过苏俄,也效仿过欧美,甚至借鉴过日本,最后还有像一国两制的港澳模式,其实不应是一种技术形态的模仿,也不应是“中体西用”的调和,而是从根本上,借用一种文艺复兴的西学精神,从民主政治制度入手,形成市场经济贸易的竞争机制,从而产生自由文明的精神意志。在这样的背景中,才能发展艺术设计事业。
近 30 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是从吃不饱饭到吃不完的饭的过程,然而除了筷子还在普遍使用,所穿的西装、夹克、T 恤衫、儿童装、旅游鞋、运动鞋,使用的器具,如电视、冰箱、微波炉、手机、摩托车、汽车等等,从头到脚的衣食住行,哪一类不是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现代设计观念的提倡,也是在模仿西方的艰难过程去超越。
在古代中国,文化的冲撞只能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完成,只能在局部特征上完成,如南北朝时期、五代宋元时期等。而在工业文明进步、交通信息发达的今天,这种冲撞、交融、平衡的条件必须在东西方之间展开,中国是其中一方,虽然经历了近代史以来的被动、屈辱、抗击、对峙、交往的多次过程,终于能够屹立于东方。


艺术设计的知识也会带来更多的启发和力量,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不会缺少知识,但是缺少思想。因为思想往往被压抑,知识是不能代替思想的,思想是知识的提炼和升华。一部艺术设计史的写作应该是将知识写作转化成思想体系构建,启智发蒙,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以往艺术设计学科的现代特性,往往以西方现代设计文化为基础,缺乏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的特征。而艺术设计史论的深入研究正需要对这种现象予以拨正。
艺术设计史的本质仍然是为了推动人们生活的进步,作为设计史的研究者,虽身不能所至,但心却有所寄。有时看到一些丑陋的不和谐的现象,不由会想起陆游的诗 :“身为野老已无责,路见流民终动心。”
中国艺术设计史研究的方法远远没有完成,有待于后来者的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当中国社会真正到了繁荣强大的时候,也就是中国艺术设计光芒万丈的时候。
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基础理论不过关,就无法深入地建立学科规范。我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美术史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学习,感到艺术设计历史理论的面貌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文化理论,有着广泛的学术空间,鉴于中国当代社会的特色,艺术设计史论将伴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形成持续性的文化现象。
艺术设计史论更需要注意研究者的人文精神的关怀,同时也需要研究者的文化认知对社会生活的深度切入。艺术设计史论着眼于设计现状的演变过程,寻找器物发生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连,器物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整个社会文化的认识中,对艺术设计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在学术研究中,是没有平坦大道可以走的,攀登高峰也只有崎岖小道。我研究得越深入,理解的人就越少,走得越远,路也越窄,因此,只可寄希望走的人多起来,当然,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

9. 赵农 :《中国艺术设计简史》,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2012年


10. 赵农 :《含道映物》,山东美术出版社,济南,2012年


11. 赵农 :《澄怀味像》,山东美术出版社,济南,2012年

回过头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许多人多年的传统美术训练。因为在传统的美术学定义中,工艺美术和绘画、雕塑、建筑并列为美术学科。因此,大多数人多年受工艺美术思想的影响,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是一种工艺美术的思维模式,因此在认识中有两种观念 :一是工艺美术就是艺术设计 ;二是工业设计就是艺术设计。
我的理论观点是艺术设计就是艺术设计,应该是现实的中国文化的艺术设计。中国当代艺术设计史论的建构必须是一种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立场。
工艺美术被作为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1949 年以后成为手工业管理局、轻工业部的所属范围。工艺美术教育的观念是以“实用、经济、美观”的工艺美术为目标,涵盖着工艺美术的教育任务和方向。
于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工艺美术的发展在中国封闭的社会结构中,按照计划经济的需要,来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的生活需求,实际上,五六十年代的人民生活水平与工艺美术的水平是成正比的。与世界先进设计文化的本质脱离,亦使工艺美术被动和尴尬,缺少了积极发展的动力。
但是,当人们探讨着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无法转化成为生产力的现象时,“设计”的落后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就不仅仅是设计本身的事情,关系到民族设计文化振兴发展的实际需要。于是,时代的变化迫使工艺美术教育的转型,需要转化而形成艺术设计教育的成果。激活和推动社会产业的进步,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工艺美术虽然有着自身的规律,但是由于历史的错位,只能保留自身的特征,而方兴未艾的艺术设计更能适应现实社会的生活需求。
中国当代设计事业在不断吸收变化组合中,完善和建立自己的新的规范。每一个从事设计文化的人,其思维不会再是一种模式的积累,多种文明的并行不悖,构成了新的复合形式,通俗地讲,作为当代的学术思想,实际上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反过来讲,也可以称为“亦古亦今,亦中亦西”。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当代文化形态的确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陈寅恪先生曾说 :“在史中求史识。”反过来说,一个学者必须独立思考,见前人之未见,发前人之未论,当为后来有益。因此,需要分辨学术主流,而独辟蹊径,找自己的道路。
阅读历史,心境亦如鲁迅先生体味的要“沉潜”,才能对历史人物与事物对应,才能有同情心,由之得知天下兴亡、家庭荣辱之缘由。因为,历史从本质上讲是人的历史,其中有故事,有经历,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展示方法。而在时代的发展中还会有许多隐象,即未知的事物,历史是一部大的复杂的图像。历史有大道,也有幽径;有香花,也有毒草。不一定直,但也不全曲。历史便如自然,有白昼,也有长夜。或许在白昼中奋进,或许在长夜里沉思。因此,学术中可贵的应是独立精神、坚定不移,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最终获得到通拓、旷达、缜密的学风。我想,中国艺术设计史的建构正是这样的结果。
从古到今,是将中国文化的学术滋养转化到艺术设计学的研究中,由此构成了一种坚实的文化理论基础。
回想起来,累年积学,颇多感慨。1983 年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时,因为是第一班本科生,系里的老先生们非常高兴,当时课程有尚爱松先生的中国美术史、中国文化史,叶喆民先生的中国书法史、中国陶瓷史,奚静之先生、吴达志先生的西方美术史,陶如让先生的诗词欣赏、书法欣赏等。还有一些中青年教师,那时系里的学术力量非常强大。
因为,田先生的《中国工艺美术史》作为教材,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在社会上发行,影响很大。田先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做工艺美术史论的研究。王家树先生也出版过一本《中国工艺美术史》(文化艺术出版社)。当时老先生们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也希望有一种学科的传承。
我个人认为,不能仅仅只做个人的研究,同时需要一个学术的传承,这些年在西安工作,我不断地通过研究生和本科生教学,进行学术传承的工作,并且在对社会各界的传播时不断渗透着艺术的人生理想。
一个人的乐观是外在的洋溢,而内心的悲观是心灵的挤压。于是有一天,写了几句拙诗:“云山纵横方得意,江湖人物旧识名 ;春风徐徐消退时,可曾吟得少年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