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性的隐形记忆：家用缝纫机的性别化设计史， 1850-1950

 “（人的）身份被投射到人造物之上。……在每一技术的整个生命轨迹中，性别都必然发挥着影响力。”——科伯恩（Cockburn) 与奥姆罗德（Ormrod)，《制造中的性别与技术》，1993 年，第156 页。

在缝纫机这一物品文本上，性别始终发挥着双重性的干涉力；从新兴的技术发明到现代生活方式文化的普及，从产品内在复杂的机械化特质到产品外观显在的女性化装饰，缝纫机的设计史与性别范畴的结合是不可避免的方法论途径。男性发明家与工程师主导了缝纫机的设计、制造与生产，然而家用缝纫机的主流用户群体几乎完全由女性所构成。作为人造物品的缝纫机，成为女性实施其“性别操演”[1] 的聚合物，通过缝纫的行为，展现母亲对孩子的关爱、妻子对于丈夫的女性魅力、家庭主妇之于家庭生活的勤劳，以及对于其所在的社交群体，缝纫技艺的娴熟给女性带来社交认可等。
缝纫机是20 世纪最常见的家用产品之一，然而其历史在经典设计史文本中几乎隐形，很难找到相关资料。个中缘由比较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是因为缝纫机的主要用户群体是长期被隐没在历史边缘的女性。正如前文所言，缝纫机设计史与女性性别身份的关系紧密、很难剥离，大概是受到“女性”这一边缘身份的牵连，缝纫机作为20 世纪重要的设计产物，却几乎绝迹于设计史写作。家用缝纫机的历史大致可以追溯到19 世纪中期，然而其历史踪迹的溯源也只局限在技术发明、工业革命成果或美国制造系统等文本中作为专利信息的描述[2][3] ，那些原本与缝纫机这一人造物黏滞在一起的文化意涵却被剥离了。本文旨在为缝纫机提供一个更有趣、多层次的设计史视角，将设计之物还原到原本丰富的语境中进行诠释，一面是设计史的技术角度，一面是社会文化史的性别维度。
19 世纪中期是美国家用缝纫机产业集中发力的关键时期，四大品牌——惠勒与威尔逊（Wheeler & Wilson，1850年） 、胜家（Singer，1851 年）、格罗弗与贝克（Grover &Baker，1851 年），以及威尔科克斯与吉布斯（Willcox &Gibbs，1857 年）的崛起，标志着家用缝纫机产品的逐渐成熟，旗下产品之后迅速扩展到欧洲大陆等全球市场。19 世纪中期至20 世纪早期的半个世纪，各大品牌家用缝纫机的设计竞争主要集中在技术专利方面，包括机型结构、线迹形成以及缝料递送机构等。20 世纪60 年代起，西方缝纫机研究开始成为技术史的新兴方向之一。本文的写作主要参考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文献类型，分别是：首先是与技术发明相关的大量二手文献，包括专利记录、商业推广以及外贸营销策略等[4][5][6][7][8][9]；其次，作为一种先进的工业设备，缝纫机也成为诸多技术经济史学家以及传记作家的主题，特别是有关某一品牌的专题研究，尤其以“胜家”的专题研究最为广泛[10][11][12] ；最后，从工业用途到家庭用途的普及过程中，当时的各大缝纫机制造商都曾推出过各种广告海报、用户手册、宣传册、促销海报、产品名录等视觉文本[13][14][15][16]。在这些视觉文本中，女性是最为普遍的性别身份。尽管如此，立足于设计的角度、遵循缝纫机的技术发展脉络、以物质文化与视觉文化作为视角，发掘缝纫机设计的性别维度和文化厚度的设计史研究仍然十分欠缺。
性别与设计史在本文以双重主轴的关系存在：首先，在设计史话语中，本文将勾勒出物质文化脉络下缝纫机的历史轨迹，尤其关注其风格层面的美学创新，比如造型、功能、尺寸、材料以及纹样装饰等；这一层面的设计策略，很明显是为了取悦对机械毫无好感的女性消费者。其次，在性别范畴内，本文将探讨女性用户立足于家用缝纫机所消费的文化身份以及现代性体验。在工业性崇拜的时代，缝纫机好似家用设备领域的摇滚明星，被誉为是“令人惊艳与惊讶的精湛技艺”[17]，缝纫机甚至被作为是最值得炫耀的工业成就在1851 年成果斐然的水晶宫博览会上留下美名。然而，无论作为当时科学与技术集大成的缝纫机有多么的先进与复杂，它仍然属于“设计之物”的人造物范畴，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为什么除了1986 年英国设计史学者阿德里安·福缇（Adrian Forty）的《欲望之物：1750 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之外[18]，缝纫机在设计史的文本中几乎没有留下值得注意的痕迹呢？哪些人参与了缝纫机的设计，不仅是指其结构与机构等工程要素，更多是指形式、色彩、构造、装饰等风格要素？为什么四大缝纫机品牌的产品风格如此的相似，除了专家，普通消费者不借助品牌标志几乎无法辨识？家庭缝纫活动与这种新型设备之间的关系如何？原本是工厂专用的、大型的复杂工业设备到底经过了哪些改造，才逐渐使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用户，在情感上接受了它并学会了基本操作方法？对这些疑问的探究与解答将构成本文从设计史技术视角的论述文本。
从性别视角感知缝纫机设计的故事也是本文的另一条线索。与其他人造物映射出的显在单一的性别身份不同，缝纫机集合了男女两种性别气质：它由男性工程师发明、设计、制造、生产以及销售，同时其主要消费者与使用者皆为女性；它的金属质地以及复杂结构带有典型的阳刚之气，而其曲线造型及其表面附带的装饰纹理又毫不掩饰地透露出女性气息。男性设计师是如何考虑将女性化元素运用到缝纫机的外观设计的？作为一种省力的家用设备，缝纫机对于女性而言更微妙的意义又是什么？

一、家庭化之路：缝纫机设计的历史演变
早期缝纫机设计，更确切地说，家用缝纫机的设计，大体上走的是一条由一极到另一极的二元转化：从工厂型到家庭型、从硬质的工业化气质到柔性的家庭生活审美、从大型化到小型化、从开放结构到隐藏式一体外观、从工具设备特征到家居家具风格、从复杂机构到简易操作步骤、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生活等。简言之，家用缝纫机设计的现代化，是从男性气质到女性气质的转变。缝纫机设计的最初阶段表达的是男性立场，从发明、技术、专利、制造等维度的考虑。转变到女性视角之后，缝纫机的设计史维度变得更加多元丰富，包括消费、使用、创新、装饰以及服务等概念。
1854 年，惠勒和威尔逊引进的第一台家用缝纫机，被认为是当时的一个技术奇迹，它极大地改变了纺织行业生产力低下的状况。之后的20 年时间，也即从19 世纪50 年代到19世纪70 年代，缝纫机设计的发展几乎没有实质性突破，一直停滞在专利技术的各种竞争当中。各个品牌制造商都对自家产品的技术秘而不宣，共同的思路是希冀以先进的技术和复杂的结构在市场中树立领先地位，而不是以美学品质或设计风格取胜。早在19 世纪50 年代中期，缝纫机设计还处于无意识状态，当时的发展诉求还聚集在市场营销层面，以专利技术作为自身发展以及阻挡对手超越的主要手段。以技术优势尽可能早地拓展海外市场，成为当时各大制造商的普遍焦虑。如此，“设计”还未得到被启蒙的契机。也因此，缝纫机相关的所有设计细节，包括造型、色彩、结构、材料以及装饰等审美要素，基本上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被追溯得到的文献源头，很难找到集中的文字记载。
1. 超越专利：为家庭用户的再设计
作为工业革命产物的第一台缝纫机，通常被确认为为了提高当时服装行业的生产率，由英国人托马斯·圣特（Thomas Saint）在1790 年发明。然而，德国发明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魏森塔尔（Karl Friedrich Weisenthal）则是真正留名于缝纫机历史的第一人。因为早在1755 年7 月24 日，他就为自己手工制造的缝纫机申请了专利保护。[19] 如前所述，19 世纪中期的缝纫机行业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四个美国制造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内耗，1856 年至1877 年，四大制造商甚至合力建立了一套专利共享系统，旨在引导现代家用缝纫机行业的基本结构及其机构改进。[20][21]
19 世纪中叶之前，四大品牌生产的缝纫机功能远称不上完美：只能走直线针脚、只能缝纫有限种类的质料，以及由于链式线迹机构的限制、缝纫速度始终无法提高等技术瓶颈。[22][23][24][25] 缝针的运动机构成为缝纫机功能优化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提高缝针的硬度与强度，以适应加工多种质料；其次是改变运针方式，提高缝纫效率。最早被记录在专利文档中的惠勒与威尔逊缝纫机模型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图1），成为现代缝纫机改良的先锋：该模型最显眼的特点在于采用了模仿纺车机制的边轮作为动力轴，以及运用了适当粗短的双针机构降低了在新型缝纫中使用薄针操作的复杂性。线迹优化专利、针头、滚轮压脚、夹线器、跳线器等结构部件在此后五年之中得到了长足的技术改良与设计优化。

1. 最早记录在专利档案的缝纫机模型，惠勒与威尔逊（Wheeler &Wilson），1850 年11月12 日

专利战之后，个人化家用缝纫机设计改革先锋由三大主要制造商，惠勒与威尔逊、威尔科克斯与吉布斯以及胜家所组成。始于19 世纪后半叶的设计变革从“柔化策略”开始 ，减弱工业化外观的原始特点，更具体的方式包括减小产品尺寸、减轻重量、简化结构，以及添加表面的装饰图案等。惠勒与威尔逊缝纫机的原创贡献在于，首次针对家庭消费者，大幅度缩减了原有产品的尺寸，长宽高只有300 毫米×275 毫米×165 毫米，为庞大粗陋的缝纫机走入家庭生活确立了准确的进化方向。威尔科克斯与吉布斯缝纫机则通过将双线程链式机构简化为单线程，从而将成本与价格削减到原来的一半，为缝纫机产品的家庭化普及起到了显在的促进作用。[26] 尽管W ＆ W 以及W＆ G 的产品在尺寸与成本的改良上领先于胜家，但客观来看，19 世纪后半叶家用缝纫机的原型却是由胜家品牌的“新家庭”（New Family）系列产品所创建并逐渐确定下来。（图2）
胜家的“新家庭”产品系列最初于1865 年推出，“新家庭”这个名字本身已经明确地表达了胜家进入家用缝纫机市场的野心与策略。两年后， 凭借“新家庭”系列产品在市场上的卓越表现，胜家品牌逐渐超越其他同行，成为缝纫机行业的领头企业。通过对胜家缝纫机历史的简单梳理不难发现，“新家庭”产品的风格早在胜家在1851 年申请专利22 号模型中即可窥见一斑。（图3）胜家缝纫机的设计重点始终以可调节针杆高度的原创凸轮机构为中心，技术独创性是胜家系列产品的核心优势。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学方面的设计优化还不是产品市场策略的重点，但从22 号专利模型那里，仍然可以看到19 世纪朴素美学特质。全黑的机身与底座，配以金黄色优雅细腻的植物纹样。合适的尺寸和简单的结构部件，谨慎而单纯。尤其是四个底座的支架桌腿以几何形状勾勒，呈现出中产阶级维多利亚家庭风格的现代品位。如此规整紧凑的造型也十分适合方形包装以方便物流运输。有趣的是，第一代胜家家用缝纫机隐约表现出了更加适合家庭室内装饰舒适氛围的家具风格。直到20 世纪中期，家具式缝纫机仍然是统领缝纫机设计潮流的主要类型。
不仅继承了22 号模型精致优雅的设计美学，“新家庭”的功能也提升了一大步，比如“来回式梭子以及更快的锁针机制”[27]，以及更重要的自动化功能，“自动上针梭子以及针步调节器”[28]。从1865 年到1882 年，“新家庭”产品被销售到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总销量高达四百万台。即使在 20 世纪，“新家庭”系列的升级版本，包括“ 一号”（No.1Drop Feed）、“四号”（No.4）以及“中号”（Medium）等产品，仍然在全球家用缝纫机市场占主导地位。从22 号模型到“新家庭”系列产品，很容易发现男性技术人员，包括发明家、工程师、机械制造师以及设计师等明确意图，除却工程技术的优化之外，最大的改变来自于消费者定位的细分。比如图4 中这款1885 年的“新家庭”缝纫机，这是一批专门针对女性消费者设计的缝纫机。底座是一个木箱结构，很大程度上柔化了缝纫机主体所携带的厚重机械感。同时，强烈张扬的花萼相连图案配以大胆的金黄色泽，几乎布满整个主轴、车身与前脸板。金属底板采用了曲线轮廓和金色花纹来呼应整体奢华的装饰风格。

2. 由左到右分别是1854 年第一台小型家用W&W 缝纫机、1857 年改为单线程链式机构的W&G 家用缝纫机、以及1858 年胜家家用缝纫机

3. 1851 年胜家缝纫机22 号专利模型，被认为是“新家庭”系列产品的概念原型

4. 1885 年胜家牌“ 新家庭”缝纫机，华丽的装饰风格

以胜家“新家庭”产品为代表的设计创新为结束沉闷保守的专利竞争带来了一股新风，然而以家庭用户为主的家用缝纫机产品的价格仍然远远超过了一般中等收入家庭的承受范围。也因此，19 世纪中期的缝纫机成为不折不扣地象征着财富、社会地位以及家庭品位的符号。当时一台普通的家用缝纫机售价在75 美元到100 美元左右，而1860 年美国人的均年收入为仅为115 美元。[29] 早期的缝纫机之所以昂贵，是因为其繁复的手工制造工艺、有限的产量，以及复杂的维修工序等。得益于军工企业以及美国制造系统（The American System of Manufacturing）的启发，缝纫机制造商开始借鉴成熟的武
器制造工艺与流程，大力提高产品在精度、兼容性、可靠性、易于维护，以及多功能性等方面的性能，致力于打破价格阻碍并全面拓展市场份额。作为四大缝纫机主导制造商之一的胜家，首先推出了“免息分期付款或租赁”模式的客户消费计划，“每月支付一到两美元，直到全额支付完毕”。[30]（图5）研究缝纫机历史的诸多学者基本上都认为，灵活的付款计划是胜家家用缝纫机得以统领市场的关键性制胜策略之一。简言之，降低成本、灵活付款方式，以及“女性用户友好型”缝纫机的设计改良，成为制造商大力开发家用缝纫机市场，并取得成功的三大良方。对于能够拥有一台缝纫机的家庭言，而缝纫机主要言说了三重含义：一是社会身份与经济地位象征；二是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表征；三是代表了新兴的消费习惯及其观念。

5.19 世纪60 年代胜家推出的“分期或租赁计划”广告

6. 19 世纪60 年代胜家家居型书桌缝纫机，型号66-6

7. 20 世纪30 年代胜家便携式个人电动缝纫机产品广告

2. 迎合女性消费者的新设计：家居化与便携化
除了咄咄逼人的工业化外观以及高昂的售价阻碍了缝纫机进入普通家庭，文化偏见是缝纫机深入拓展家庭市场的另一个深层次的心理妨碍。缝纫机，在其人造物历史中的文化语境，总是与技术进步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比如工厂、车间、工业、制造、机械化、标准化、批量化、高科技、发明、工程、昂贵以及复杂等。换言之，缠绕在缝纫机这一人造物周围的是一堆与家庭生活格格不入的符号。这些符号的存在也意味着，女性和家庭生活从一开始便与缝纫机这一男性话语的造物之间存在着距离。女性和缝纫机之间的关系相互排斥主要存有两个原因：首先，多数实际需要使用缝纫机的人是一些无独立收入的家庭妇女或低收入的劳动妇女；其次，几乎没有女性用户可以掌握或了解关于如何使用或维修缝纫机的相关知识以及技能。
然而，这一部分人群却是家用缝纫机的主流市场的主要目标客户群体。这是自从19 世纪50 年代家用缝纫机开始出现之后，急需打开主流市场的制造商面临的最大矛盾。面对这一现象，蒂姆·普特南（Tim Putnam）提供了非常清晰的解读：“……所谓‘家庭设备’，也即意味着家用缝纫机的设计与展示都需要经过重新定义，以便与之前的‘工作机器’所携带的文化意涵划清界限。因此，在制造商基于价格战的竞争压力下，机构优化、功能细分、提高耐用性、增加装饰等方式的设计更新开始出现。与此同时，还将缝纫机包装为充当舒适与便利等概念的当代标准。”[31] 至此，在产品设计硬件改进以及以广告来更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等双重手段下，原本横亘在缝纫机与女性以及家庭生活之间的偏见，不仅被清除得了无痕迹，还转型为新时代新女性所需要的崭新身份符号。
历史学家黛安·道格拉斯（Diane Douglas）的研究指出了公共世界工业化与家庭生活现代化是两个同时发生的并列环节。她认为：“在两者的碰撞中，机器设备（这些原属于公共世界的东西）要重新适应家庭生活的新环境。”[32] 同理，家用缝纫机的外部装饰以及柔和的造型曲线也是为了中和之前过于强烈的阳刚之气。此外，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家庭为了使缝纫机能够更好地与舒适的室内风格相协调，逐渐习得了一种新的方式来调和两者：将结构外露的缝纫机放到一个更为体面封闭的盒子里。面对用户们偶然习得并逐渐沿袭为习惯的新的使用方式，制造商又做出了哪些改变来书写一种新的缝纫机风格及其相符合的新女性形象呢？他们将缝纫机设计与家具功能相结合，既是一个书桌、茶几、案几，同时又是一个缝纫机。变形为家具的缝纫机，很好地隐匿了过于张扬的机械结构与复杂零部件，同时在大多数不被需要使用的时候还能发挥其他居家功能。（图6）除此之外，制造商还推出了一种与女性自我意识结合得更为紧密的新产品——便携式个人缝纫机。如果说前一种设计策略考虑的还是家庭用户对多功能的实际需求，那么后一种设计概念则隐含着反叛意味的身份意识——便携型的产品更适合现代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空间移动的独立与自由。
在一本1865 年胜家第一批“新家庭”的宣传手册上写着这样一段话：“几个月以来，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大众对家庭专用的缝纫机存在如下要求：尺寸更紧凑、重量更轻、形态更优雅。一台装饰着最佳艺术风格的机器才能成为客厅或闺房里漂亮的装饰品……为了满足公众的这一需求，我们推出这款‘新家庭’系列的缝纫机产品。”[33] 这段简单但极富说服力的广告表现出了胜家对全新市场需求的敏锐观察。历史已经证明，小巧、轻盈、造型优雅、装饰、家居化几乎涵盖了19 世纪60年代初以来家用缝纫机所具备的所有吸引力。胜家与其他厂商一起，都意识到了要想取悦消费者、打开家用市场，就要尽快摆脱以往产品所有的守旧的工业化气息，才能满足新的女性消费者对家庭室内装饰以及个人形象再造的新鲜激情。便携式电动缝纫机看上去十分轻盈，其部件构成在普通机型上省略了梭子与梭匣，只保留了单线链式线迹机构，主要由5 个部分组成，分别是主机、电力马达、速控盒、速控杆，以及附件盒等。当缝纫工作完成，缝纫机整体可以完整地放入带有精致把手、弯木制成的木盒子当中，不占空间亦不会影响室内装饰的视觉体验。拎在手上更像是一个手提箱，显得干练而时尚。（图7）设计精美的手提便携式缝纫机与女性常用的珠宝盒或乐器箱一样，即使是带出家门参加社交活动，也是一件很得体的时尚配件。拥有一件便携式缝纫机对于女性的现代性体验而言，是一件难得的工具，它能很准确地勾勒出女主人身份的丰富含义：独立自主、社交关系活跃、时尚现代等。
进入20 世纪30 年代，家用缝纫机产品的市场策略以用户友好型、良好功能、家居风格、便利快捷，以及无处不在的服务作为主要诉求。即使是并不精通缝纫技术和知识的女性用户，在胜家等制造商所提供的专业化服务模式之下，也能安心、独立、愉悦地使用其产品，享受现代化的便捷缝纫体验。以下是1928 年4 月3 日胜家缝纫机的一篇广告文本，非常妥帖、生动地传达出20 世纪30 年代家用缝纫机在设计与营销方面的上述特点：“这是一款新的胜家电动缝纫机产品。它的简单操作方式让‘缝纫是一项任务’的旧观念作古。只需要将它连接到最近的插座，完美地操控感使你可以以任何速度进行缝纫。同时，当缝纫完成，整个机器可以实现非常紧凑的闭合并变形为家里一件精美的家具，可以是办公桌也可以是工作台。这里有六种新胜家电动缝纫机产品，包括漂亮的内阁型缝纫机以及方便携带的紧凑个人型缝纫机。对于还未通电的家庭用户，卓越品质的胜家踏板式缝纫机，仅依靠内置的马达以及照明，也能够助您实现低成本的轻松缝纫。最重要的是，无论您选择哪一种型号的产品，一件胜家的产品都代表着持久的满意以及专家级的贴身服务。您可以在家尝试任何一种时尚的胜家产品，去做您喜欢的缝纫活，而且只会感觉轻松而没有丝毫的劳累感。

8.20 世纪30 年代胜家缝纫机用来宣传系统化培训、帮助、演示等专业服务的平面广告

另外，首次使用新产品之前，您也可以选择胜家工作人员入户进行有趣的专业化演示，或者致电最近的一家胜家商店索要自助示范计划的资料。”（图8）20 世纪30 年代的缝纫机制造商便显露出了全方位、全过程、全系统的设计意识，超前地表达了当代“服务设计”的本义。
20 世纪30 年代的家用缝纫机，从装饰房间的多功能家居化以及作为搭配现代女性新身份的便携式个人配饰等两个方面进行了设计革新。再加之无处不在的专家服务系统以及定期举办以缝纫为主题的社交活动等方式，基本肃清了工业化机器设备的文化尘土，并以极具吸引力的方式说服了女性消费者从家庭以及个人等两个需求层面考虑、在身份（情感）以及身体（技能）等两个方面接受缝纫机这一新兴的家用电器。

9.1961 年胜家家用缝纫机广告

10.1959 年胜家家用缝纫机广告

11.19 世纪60 年代，缝纫机被作为送给中产阶级家庭新娘的新婚礼物

二、隐形记忆：女性消费者与家庭缝纫
日常生活的人造物及其物质/ 视觉文化，讲述的是一个以我们是谁以及生活方式如何等为主题的故事。隐藏在造物背后的关于人的意义是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因为我们所有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从日常事物中发掘出了一种能够证实自身存在的形式”。[34] 当缝纫机成为讨论的主题，会容易发现这一人造物本身集合了太多显在的阳刚之气：粗糙的金属感、灰暗的颜色、外露的结构、复杂的结构，以及背后的男性意识。
然而，从缝纫机与家庭生活的情感纽带来看，女性才是缝纫机这一造物背后主要的文化使者，她们的故事，包括生活、记忆、情感、身份，都与缝纫机的息息相关。
家庭缝纫是一项需要长时间聚精会神，并耗费数小时或数日的家务活。注意力、耐心、勤劳这三项家庭主妇应有的优良品质都可以通过缝纫这一活动来验证或培养。罗兹卡·帕克
（Rozsika Parker）在其1984 年的著作《颠覆之针》[35] 中指出，缝纫与刺绣是女性气质养成的两种主要方式。尽管如此，取决于其本身的目的，缝纫行为对于女性身份而言具有或重构或解构的双重作用。“学习缝纫也会变成一种愉悦”。[36] 缝纫，既可以是被动的家务，又可以是主动的兴趣选择，或愉悦或辛劳。缝纫对于身份意义的建构作用，其主动权逐渐让渡到女性消费者自己手里。（图9）
实际上，学界对于主妇对缝纫家务感兴趣的原因进行了双重维度的解释。从20 世纪20 年代以来，尽管由于成衣产业的兴起，纺织原料对女性的吸引力大不如前[37][38][39]。然而，居住在郊区或者经济收入较低的家庭主妇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要借助缝纫机自己动手缝补或制造衣物。使用缝纫机一方面能帮助家庭节约开支，另一方面也能做些零活贴补家用。从家庭角度而言，缝纫机的功能主要局限在服务性与经济性两个方面。
刺绣技术的娴熟以及对缝纫机及其技术的掌握与否，也是对一个家庭主妇是否做好本职工作、是否发挥了优良女性传统的性别化判断。换言之，对于普通收入的家庭来说，是否掌握熟练的缝纫机操作技能是判断能否称得上“称职的妻子”、“负责的母亲”、“有能力的主妇”的必要条件之一。（图10）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家庭主妇一般会缝制衣服、桌布、窗帘、沙发套等家居常用纺织品。同时，在闲暇之余也会为自己设计并制作新潮的服装，或为家庭室内装饰设计制作各种布艺品。[40] 对于这一部分自觉主动的缝纫行为，女性能够获得愉悦的体验，既是对身体美感的迎合与时尚女性身份的彰显，同时也是表达自身品位与创造力的主要途径。另外，缝纫活计出众的女性，还会在其社交圈里获得更多的声望与信任。通过对传统女装的改制，得以表达更为自我的身体与身份图像。借助缝纫机这一设计造物，女性的现代性体验得以投射。一旦社会确认了家用缝纫机与女性性别身份的密切关系之后，各种媒体，包括电视、杂志、报纸、直销广告，以及商场促销海报等，便开始推广女性消费者选择缝纫机的社会意义。南希·费尔南德斯（Nancy Fernandez）曾用“焦虑”一词准确地描述了工业化新时代与家庭主妇之间的紧张关系。[41] 为了缓和两者之间的张力，广告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调解作用——以物来烘托出现代女性消费者的性别身份及其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作为第一台高科技、昂贵的家用电器，电动缝纫机的购买与使用定义时尚品位的新型消费者身份。（图11）性别化意识形早在1867 年就曾出现过，一本广受欢迎的家用手册《家政哲学》说到，“在不久的将来，男性化的发明技术将会为女性化的耐心和勤勉提供帮助”。[42] 带着科技之光的缝纫机，作为一种全新意义的新产品，初始便受到了市场与传媒的追捧。号称缝纫机将会使家庭主妇从无休止的重复性针线活中解脱出来的各种“承诺”迅速吸引了女性消费者的关注。
1860 年，著名的女性杂志《戈迪女性手册》（Godey's Lady's Book ）盛赞惠勒与威尔逊为“发明女皇”。1865 年，纽约时报将缝纫机描述为“19 世纪女性最好的福音”。[43] 除此之外，家用缝纫机还被贴上了“家庭天使”以及“铁针女性”等女性意味明显的隐喻标签[44]，以及被赋予“解放女性劳苦之良药”[45]、“家庭矛盾润滑油”[46]、“幸福原动力”[47] 等神奇功能。
总而言之，广告商以缝纫机为载体，构建出一幅由爱情、幸福、舒适、现代、独立等构成的完美家庭图景。[48][49]缝纫机以其专业快捷的服务质量，很好地填补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以及战后中产阶层家庭雇用佣人的习惯性需求空缺。在一本威尔科克斯与吉布斯1863 年的宣传手册里这样写道：“您的缝纫机具备某种道德与社会优势，它能够更安全地融入您已有的家庭生活。它的服务更简单、更迅速、更家用，而且无干扰。它的出现与存在不会让您觉得突兀或嘈杂，更不会干扰到家庭谈话。另外，它很安全且使用灵活，不会破坏原有的家庭氛围。它从不会弄坏某件女士的礼服，它的每日工作效率抵得上女佣一周的缝纫工作量，而且将针线的消耗量控制在最低范围。”[50] 与女佣无处不在的存在感不同，新兴的家电“佣人”缝纫机提供更安静、更高效、更专业，同时也是更为审美的服务质量。

12.20 世纪50 年代，在“成衣文化”盛行的时代，宣传自己动手缝纫时尚观念的胜家缝纫机广告

13.20 世纪30 年代以来，以缝纫机为工具自制服装的社会风尚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女性参与社会交往，并拓展了体验现代性生活方式的途径

20 世纪20 年代以来，成衣行业迅速席卷了欧洲国家以及美国，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诸如刺绣、缝纫、修补等纺织手工艺仍然是家庭主妇的日常消遣。如前所述，在缝纫机逐渐成为家庭必需的省力设备之后，制衣与家用纺织品的缝纫技术被视为衡量主妇家庭职责与能力的关键技能。20 世纪早期，在波士顿有一所培训家政技能以及宣传“真女性”（True
Womanhood）观念的专门学校。[51] 这所学校不仅教授实际的各种家务技能、学习各类新型的家用电器，还向学员输“男
性作为一家之主，女性作为辅佐”的家庭分工概念。家庭主妇之所以选择为孩子、家庭以及自己手工缝纫衣物既出于物质原因也出于情感原因。工人阶层的主妇出于节省家用的原因，选择自己缝制衣服弥补时尚感的空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则是以缝纫机作为彰显现代性身份以及实践自我形象创新的审美体验。[52][53] 借助于优良设计的、简单操控的、高效便捷的电动缝纫机，在成衣商品的被动选择之外，家庭主妇多了一个更加自由、灵活、主动的方式来表现现代化的个人形象。（图12）
对差异的追求表达了20 世纪20 年代以来现代女性表达新身份的渴望。“外表彰显身份，是女性气质的符号；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而言，服装是勾勒女人味的主要图像。然而，服装也能包容想象力与感官美感。服装演绎了女性身份的差异化、独立性、自治性。它们同时也能表达女性对社会固有认知的反抗。……服装表征的符号意义也许微妙，但伪装性一流”。[54]对于新时代的女性而言，时尚化的自制服装最能有效地传达身份密码。不论是贫穷还是富裕，只要有缝纫机且掌握了基本的缝纫机技能，家庭主妇也能发挥想象力与自主权参与到“着装- 身份”的视觉游戏之中。（图13）从这一点而言，缝纫机对于女性身份便具有了颠覆意味，同时携带了设计行动主义（Design Activism）的内核。也因此，缝纫机便不再是干瘪的人造之物，而是架构饱满的文化之物。它的历史也就附带了丰富多元的性别意义。20 世纪30 年代，缝纫机本身的文化功能也在发生改变，不再是为全家人服务的生活必需品，而是娱乐与消遣的新玩具，比如利用缝纫机缩短裙身、改裤长、动手设计制作各种场合的礼服等。以着装这一最能挑战身份符号的载体，借助缝纫机的功能，让现代女性能够轻易创造出戏谑传统女性刻板印象的新形象。

结语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之中，缝纫机的性别立场从一开始的显性男性话语转移到微妙的女性记忆，再转变为显在的女性身份认同。另一方面，缝纫机的设计重点也伴随着从技术到功能再到情感意义的三次转移。作为男性为主的设计师造物，在19 世纪50 年代到19 世纪末的性别立场是典型男性化的，尽管缝纫机产品本身增加了很多取悦女性消费者的元素，包括造型、色彩、纹样、风格，以及装饰等，尽管由于高昂的售价及复杂的保养程序使缝纫机带有标示社会地位的符号性，但缝纫机的意义本质还是在于“服务”二字，强调女性作为辅佐、打理家庭生活的帮手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服务性地位。20 世纪初，缝纫机逐渐摆脱昂贵、复杂的技术障碍，成为普通家庭的生活必需品。缝纫机的实用性功能成为女性消费者的主要诉求。20 世纪30 年代开始，缝纫本身的意义也发生了改变——不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成为有闲阶层与工人阶层的休闲消遣。在现代性借助各种家电设计渗透到生活各个细节的时代里，随着女性意识的强化，缝纫机也成为女性主动体验、感知、表征自我身份的工具。这时候，缝纫机的性别立场才从男性为主转移到了女性。
从文化研究的路数来看，对上一辈家族的回忆总会牵扯到女性长辈与针线活之间的故事。对于女性个体而言，缝纫记忆也是一份值得骄傲的个人经历。前一类的学术研究已有很多，然而以女性身份为立场的缝纫机历史研究却十分有限。从性别文化的视角来梳理缝纫机的历史故事，是把性别范畴作为设计史研究的线索之一，与缝纫机相关的技术、家庭生活、身份认同、现代性、消费文化、装饰、风格，以及时尚和品位等，都可以性别作为切入点来阐发意义。这样会比较容易得以在宏大的工业化语境以及设计的历史进化中，发掘出更多耐人寻味的视觉以及物质文化意涵。性别视角介入的缝纫机发展史才能称其为设计史或文化设计史，才有可能超越以专利记录为主要文献来源的缝纫机技术史。

* 本文得到由西班牙设计史协会（Foundation of Design History）组织的“第一届家用电器设计史研究基金”（1st Research Grant for The Study of Domestic Appliances）的全力支持；该基金由西班牙瓦伦西亚阿尔法罗·霍夫曼私人博物馆（Alfaro Hoffman Collection）提供，特此鸣谢。

注释：
[1] 性别操演是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其成名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中，用以论述女性性别身份是在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势力的综合影响下被逐渐固定，而不是女性与生俱来的、某种不可改变的固有本质的概念。“操演”的概念形象地表达了女性身份的动词属性，女性在社会语境的各个舞台上，以物作为工具，在实施某种行动之后，才被社会认可为女性的身份。在本文中，女性只有在学会缝纫机的使用，以及利用缝纫机为家人服务时，其女性身份及其价值才能得到认同与确认。参见Butler, Judith.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Press, 1999.
[2] Cooper, Grace. R. The Sewing Machine: Its Invention And Development.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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