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敦煌曹元忠统治时期雕版印刷研究

 引言
唐王朝封张议潮为河西、河湟十一州节度使后，便有了归义军政权。之后沙州张氏宗族内乱，张承奉叛唐自立“西汉金山国”。在公元914 年即五代的后梁时期，金山国被回鹘打败后灭亡，沙州长史曹议金取得了节度使地位，统领瓜、沙二州。自此，敦煌的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便开始。曹氏统治下的敦煌政治稳定，经济有所发展，维持了130 多年。曹元忠（公元 ？—967 年）是曹议金之子，为五代后晋时期的第四任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归义军节度使，其在任三十余年间，设立军镇、还授土地；保障丝路畅通、促进文化交往。同时，他也延续了历代敦煌地区的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态度。[1]
曹元忠大力开凿石窟造佛像（敦煌莫高窟12 窟壁画有供养人曹元忠像），传抄经书（编号为1919,0101,0.77 的敦煌遗书中有记述“大宋乾德四年岁次丙寅五月九日，托西大王曹元忠……大王窟内抄写大佛名经文一十七寺之中每寺各施一部。”），并且通过雕版来大量印制佛画、佛经，由此看来，他对敦煌佛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中说：“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2] 五代的印刷工程之大是较为显著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冯道主持刻印的儒家经典《九经》，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主管的大规模儒家经典的刻印；另一次便是曹元忠主持的刻印佛像、佛经的印刷工程，但彼时的佛像、佛经在宋初便尘封于敦煌莫高窟第17 窟。直到800 多年后的1900 年敦煌藏经洞被王圆箓发现后，这些雕版印刷藏品才大白于天下。纵观整个藏经洞中的唐代印刷品量少且多有残缺，五代时期的印刷品量多且保存完好。其中曹元忠的风格印刷品显然是五代时期雕版印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的深入研究，对于把握五代时期敦煌雕版印刷的发展演变及其非物质文化精髓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表1. 敦煌遗书纪年雕版印刷一览表

一、曹元忠时期的雕版印刷简述
为便于进行纵向的比较分析，笔者对自唐代至宋代的藏经洞雕版印刷藏品进行了统计研究（雕版印刷文献来源：http://idp.bl.uk/)，如表1 所示：由以上图表可见，敦煌遗书中标明年代的印刷品数量很有限，其中有一些可以确定为五代时期的印刷品，主要是由曹元忠主持的雕版印刷。其印刷品包括大晋开运四年（公元947 年）《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天福十五年（公元950 年）《金刚经》三种。
敦煌的雕版印刷品主要来自英国的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和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在藏经洞搜集的敦煌遗书。据统计，《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大英博物馆收藏1 件、大英图书馆收藏1 件、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4 件；《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大英博物馆收藏3 件、大英图书馆收藏1 件、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8 件、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1 件；《金刚经》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2 件。

二、曹元忠统治时期雕版印刷风格的形成
追本溯源，上图下文的佛像形式实际上于隋代已有之。敦煌遗书中的敬画二百佛于隋大业三年四月（公元607 年）绘制，呈正方形，上方为立佛像，其左右分立两供养人，墨线勾勒敷填色彩，下方涂蓝灰底色，墨栏，并题字九行。佛像下方题文字：“大业三年四月，大庄严寺沙门智果敬为敦煌守御南无……佛，令狐押衙敬画二百佛普劝众生，供养受持。”行文说明当时绘制了二百幅上图下文的佛像。近年，随着文物收藏热，隋大业三年佛像不断公布于世，分别有1983 年11 月30 日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所出版的《中国书画目录》第363号《南无最胜佛像》；大英博物馆藏编号为1933,1014,0.5 的《南无智力佛》；2006 年10 月29 日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6 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南无师子意佛》；2011 年6 月3 日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1 年春季拍卖会／古籍文献及名家墨迹专场／杂项BA6778 号拍品《南无大庄严佛》。（图1）
最早关于佛像印刷的文字记载，始于唐末冯贽《云仙散录》中记载的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之后，“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3] 玄奘所印普贤像未留存于世。
存世最早的上图下文的雕版印刷佛像见于曹元忠统治时期主持的印刷工程。曹元忠选择最通行的佛教内容进行雕版印刷，并且已经形成了自有的风格，其印刷的《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采用上图下文的形式，经折装的《金刚经》的装帧方式也有着与众不同之处。

1. 隋大业三年佛像

2.《大圣毗沙门天王像》， 编号为1919,0101,0.245

3.《毗沙门天与乾闼婆》，编号为1919,0101,0.38

4.《王上卿天王》， 编号为Pelliot chinois4518(27)

5.《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编号为1919,0101,0.243

6.《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编号为Pelliot chinois4515

7.《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编号为1919,0101,0.244

8.《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编号为EO1218D

9.《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编号为Or.8210/P.9
1. 曹元忠统治时期佛像的雕版印刷风格
（1）《大圣毗沙门天王像》
现藏大英博物馆编号为1919,0101,0.245 的《大圣毗沙门天王像》为印刷单页，尺寸为51cm×32cm。（图2）
毗沙门天王的造型自唐至五代也经历了一番演变。盛唐时期的毗沙门天王往往是张口怒喝，神情刚强威猛，如莫高窟第45、46、384 窟的造像。到了吐蕃时期，毗沙门天王的造型则变为紧闭双唇，宁神戒备，不怒自威的。虽然同样都身着甲胄，但已经由发髻转为戴头盔，如莫高窟第194 窟。但到了张氏归义军时期，则出现了有着极为狰狞面目的毗沙门天王造型，使人心生畏惧之情，该造型也开始戴宝冠，如莫高窟第18窟的造像。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毗沙门天王造像在莫高窟第261 窟可见，其面部特点是怒视前方，神态慎重。造像未戴宝冠，戴的是头盔。
《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印刷品为上图下文形式，上部刊毗沙门天王及其侍从和女供养人图像。毗沙门天王形象突出，正面而立，高大威猛。面部表情严肃，目光炯炯，气度神威。天王头顶悬有宝盖，头戴华丽的宝冠，长发披肩，火焰纹项光圈环绕，有长带从肩两侧向下自然飘动，周身着华丽纹饰的甲胄，胸前有两个人面形护心镜。左手托着精致的宝塔，右手手持长枪，长枪上的旗帜迎风招展，腰配宝刀，身下有药叉手托其双足。天王右侧列侍一典型唐代风格供养女，手托一果盘；天王左侧伴着肩披豹皮在胸前系结的乾闼婆，其右手抓着猫鼬的脖子（猫鼬原象征着毗沙门天在印度作为财富支配者的俱鞞罗），左手托着火焰宝珠，在编号为1919,0101,0.38 毗沙门天与乾闼婆绢本设色绘画中（图3）可见到有与此相同的乾闼婆形象。另一罗刹赤裸上身下穿虎皮裙，手托一童子，他们着装带有典型的西域特色。
《大圣毗沙门天王像》中天王像雕刻风格与编号为Pelliot chinois4518(27) 王上卿天王（图4）绘画造像风格极为相似。由此看出，雕版者充分吸取绘画艺术的特点。整个画面右上角长方形线框内刻“大圣毗沙门天王”七字。画面下方文字为曹元忠的发愿文，有文字十四行，每行四至九字不等，以界行均分。文字如下：“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主领天下一切杂类鬼神。若能发意求愿，悉得称心，虔敬之徒，尽获福祐。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板。惟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纪。”
毗沙门天王(Vaisramana)，为佛教中的护法天神——四天王之一。毗沙门，梵语为多闻之意，故又称其为北方多闻天王，其在《大集经》、《金光明经》与《法华经》中都有相关记载。唐宋之际，我国的毗沙门信仰盛极一时，流行多部相关典籍。这些经文宣称，毗沙门天王具有极大神威，既是护军神，又是护法神，如毗沙门解救安西围城故事等就影响很大。由此可知，同中原一样，毗沙门天王在敦煌地区也有着广泛的信奉。敦煌藏经洞中保存有多种与此有关的资料，敦煌遗书中绘制的大圣毗沙门天王像还有Pelliot tibétain 1122、Pelliot tibétain2222、Pelliot tibétain 2223、Pelliot tibétain 2224、MG 17670和EO 1190等。
可见，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在敦煌地区盛极一时。不过，关于毗沙门天王的印刷品仅在曹元忠时期有所发现。

表2. 曹元忠统治时期印刷品的印刷工艺
（2）《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
现藏大英博物馆编号为1919,0101,0.243 的《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尺寸为37cm×20.3cm，为印刷单页。（图5）曹元忠时期雕印的观世音菩萨像画面构图简练，亦为上图下文，像周单线墨框。与毗沙门天王不同的是，采用图文分别印刷的方式。观音的全身形象是以白描的画法勾勒出的，细节清晰可见。观音两侧的文字为：“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曹元忠造”，下方文字如下：“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凶渠顺化，厉疾消散，刁斗藏音，随喜见闻，俱霑福祐。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纪。匠人雷延美。”观音的形象在许多佛教壁画、帛画、绢画上都有所描绘，且各种姿态皆有。曹元忠的《观音像》是延续了隋代的造型样式的，且吸取了吐蕃统治时期盛行的密教观音曼荼罗的特点。鉴于工匠技艺和雕版这一媒介的局限，《观音像》的整体构图还是很简单的，远不如其他观音经变的壁画和帛画那样的华丽繁复，但还是突出了观音的形象特点。
图中的观世音足踏莲花台，双手分别拈菩花和提宝瓶，头部有单线项光，并悬有宝盖，如同毗沙门天王像一样，观世音的背肩也垂有飘带，其形象肃穆而又慈祥。
2. 曹元忠统治时期佛经的雕版印刷风格
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Pelliot chinois 4515（图6）和Pelliot chinois4516 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都采用经折装形式。Pelliot chinois 4515 为七折页，展开尺寸为71.2cm×14cm，卷末有“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己酉岁五月十五日记（公元949 年），雕板押衙雷延美。”；Pelliot chinois 4516 为四折页，展开尺寸为41.3cm×16cm， 无标注印刷时间与
Pelliot chinois 4515 风格一致。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即《金刚经》，其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朝共有六个译本，以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流行。通过对比内容，曹元忠所刻印的《金刚经》应为鸠摩罗什所译的版本，其刻印年代标注为天福十五年己酉岁。但按天福十五年（公元950年）或己酉岁（公元949 年）推算不是一年，实际上后汉高祖即位，仍用后晋高祖年号天福，称天福十二年（公元947 年），公元948 年改为乾祐年号，按六十甲子推算己酉岁为乾祐二年（公元949 年）更为准确。现在所存的曹元忠普施受持的《金刚经》仅有“法会因由分第一”、“善现启请分第二”、“知见不生分第三十一”、“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以及在经文前后所附的部分真言。三、曹元忠时期雕版印刷的工艺分析曹元忠统治时期雕版印刷体现五代敦煌地区的雕版印刷技术水平。遗存有30 余幅印刷品，使用成熟的印刷工艺和印后工艺，表明当时已熟练地掌握印刷术。曹元忠风格印刷品注重功能与形式的关系，利用套印、拼贴组合、上色等不同的印刷工艺优势，印后衍生出多种形式的产品，目的就是为满足不同的功能要求。（表2）
1. 曹元忠时期的雕版印刷工艺
（1）图文并茂一次完成的印刷方式
《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共17 幅，最大幅面为51cm×32cm，单面印刷，为一次印刷完成。其中多幅印刷品的印刷质量不够稳定，呈现出了墨色不均匀、深浅不一、糊踏、重影的现象，可以推断应该是正式印刷之前对印刷工艺的初步尝试。雕版印刷作业出现了如此多的废品，而且印刷废品又如此集中，推测绝非是为了收藏所印，这批印刷品应该集于敦煌地区某印刷作坊中。
（2）图文分版套印与印后工艺相结合的方式
《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共13 幅， 其中编号为1919,0101,0.242与1919,0101,0.243 两幅佛像比对之后发现它们的图文间距明显不同，表明采用图文分两次套印的工艺。与《大圣毗沙门天王像》的整版一次完成印刷不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采用分版套印的方式，更多的是出于满足不同人群需要的功能考虑。套印较之于普通印刷的优势是显而易见，既可以组合图文为一体，标明印刷时间的文字，时效性较强；又可以按照需要分别印刷图像或文字，图像的时效性不明显。印后又衍生很多种组合形式，如1919,0101,0.244（图7）和Pelliot chinois 3965 分别采用多个和两个相同观世音菩萨像的拼贴组合方式，拼贴组合的最大幅面为63cm×42cm。此外，编号为EO1218D（ 图8） 和Or.8210/P.9（图9）印刷之后都绘制上了红、绿、白等色，可以增加张贴佛像的装饰效果，这在敦煌遗书的印刷品中算是最早的上色尝试。
（3）采用从卷子装向册页装过渡的形态——经折装
编号为Pelliot chinois 4515 和Pelliot chinois 4516 的两件《金刚经》都是采用单面印刷，典型经折装的形式。单边框，每页七行，每行十四字。Pelliot chinois 4515 的卷末留有未刻图文的黑色块，黑色块上可以清晰看到版材的纹理，印版木质纹理粗糙使得经书的刻印不够精细。其左右两部分墨色有深浅变化，可判断为两次印刷完成。从展开形态分析，经书是先将纸张折叠之后再裁切的。曹元忠主持刻印的经折装《金刚经》是五代时期雕版印刷经书的典型形态，从装帧形式讲，据考证唐代雕版印刷形式的经书和书籍都是以卷子装为装帧形式，敦煌遗书中的唐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金刚经》采用卷子装形式。卷子装在保存、翻阅和携带等诸多方面都不方便，曹元忠主持刻印的经折装《金刚经》将经书分成很多分册，经折叠之后的经书尺寸只有14cm×10.3cm，可见，其装帧形式的优势得以显现。经折装是从卷子装向册页装过渡的形态，为研究我国的书籍装帧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表3. 敦煌遗书中印刷品种类比例分析表（统计总计：192 件）
2. 雷延美与曹元忠雕版印刷风格
《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有“匠人雷延美”和《金刚经》有“雕板押衙雷延美”，雷延美的名字两次出现在曹元忠主持的雕版印刷品中，这是五代时期留下名字的雕版印刷匠人之一。[4]他所运用的印刷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成为研究早期中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的珍贵资料。
雷延美被视作现今所知的雕版印刷匠人，是因为其将姓名也刻在了印刷品上，故后世可考。这可以理解为作为工匠自身的荣耀，也体现了雷延美的版权意识。而且从雕版上的“匠人雷延美”到“雕板押衙雷延美”的称呼的改变，可以得知随着雕版印刷在敦煌的推广，作为印刷工匠的地位的提高。当中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技术以后，书籍生产成本便大为降低，这也为书籍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便利。
曹元忠雕版印刷风格实质上也就是雷延美雕版印刷风格，雕版采用较为粗犷的线条勾勒，偏于简练的人物造型，以及刚劲有余而严整不足的雕刻字体，是符合统治者曹元忠偏重于政治而轻审美的要求的。其显然是敦煌雕版印刷的典型风格，客观上也反映了曹元忠时期的佛教文化传播的特色，这种风格对于后世的印刷品也有着深远影响。

四、曹元忠时期雕版印刷的文化意义
相对于抄写文字和绘制图像，印刷可以便捷地完成相同样式的图文复制。印刷技术对于传播和复制信息起到重要作用，数据显示图像以及图文结合种类在整个敦煌遗书印刷品中占到90％以上，足见印刷在图文复制中的优势。（表3）曹元忠已经意识到印刷对于传播宗教文化的重要作用，他促使印刷技术与文化传播相结合，从而导致了信息传播方式的根本转变。
1. 独特的佛教文化传播形式
由以上图表可见，佛像与护身印的总和超过了敦煌整个印刷品的九成，反映了雕版佛像画的流行。图文结合的佛像画便于民众的理解、读诵和供养，而且其不同于较为贵重的绢画和帛画，更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5]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曹元忠的印刷品作为传播活动的文化媒介或交流符号，使宗教信仰在敦煌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在家中供奉雕版佛像的阶段。
曹元忠特意选取了公元947 年的盂兰盆节这一宗教意味浓厚的节日时期印制佛像。“《盂兰盆经》还特别强调每年的七月十五日设盂兰盆供以救赎地狱亡灵，这一天在南朝齐梁以来就演变成中国重要的节日——盂兰盆节。”这一节日后来逐渐从佛教仪式演变为民众狂欢节。[6] 故曹元忠于此时印行《观世音像》、《毗沙门天王像》等佛像，对于民众的接受与祈愿活动是有着极大推动作用的。而且曹元忠明确地在画像上的文字里写明“弟子”这样的字样，表达了其对神明的虔诚，也表达了对佛教的支持。这批奉曹元忠之命雕刻的佛经佛像，既是敦煌佛教文化向民间普及的印证，也是敦煌佛教文化传播技术进步的表征。
2. 基于政治统治的佛教推广
虽然敦煌地区的佛教信仰早已有之，但由于敦煌之前都隶属中央，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敦煌时期又较为短暂，故实际上之前的统治者都没有将佛教与其政治统治紧密结合，而由曹元忠风格印刷品可以发现，佛教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这与雕版印刷术在敦煌的推广普及、雕版匠人的出现有关系；另一方面，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系。曹元忠是在后晋开运四年即公元947 年开始雕版印刷佛经的。据《新五代史·汉本纪第十》记载，公元947 年前后是较为混乱的一年。公元946 年，契丹南下灭了后晋，威胁着刘知远在太原建立的后汉政权。公元947年，契丹被后汉击退。除此之外，还有“武节都指挥使史弘肇取代州，杀其刺史王晖”等战事。可以说，除了契丹的威胁，中原地区的战乱也是愈发激烈的。
故曹元忠所雕版的内容就不乏“城隍安泰、阖郡康宁”、“道路和平、普天安乐”的字样。而且自唐代，我国的观世音信仰就很兴盛，在五代与宋之际，我国的毗沙门信仰也盛极一时，流行多部相关典籍。故其选择保佑地区安宁的毗沙门天王与解救众生苦难的观世音菩萨作为雕版印刷的对象，足见其希望政治稳定，避免战乱波及到敦煌的愿望。
而且，曹元忠对佛教僧侣也非常尊重，在曹元忠时期的敦煌遗书中可以看到道圆(Or.8210/S.6264)、继从(Pelliot chinois 2023)、法坚(Pelliot chinois2726) 等僧人的记录。[7] 此外，在《十世纪于阗国的天寿年号及其相关问题》中提到了敦煌遗书中还保存自印度来的西天大师(Pelliot chinois 5538) 经过敦煌回国时，曹元忠写给于阗佛国统治者的信件。[8]

结语
曹元忠统治敦煌三十多年，也是曹氏归义军政权最盛时期。期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雕版印刷活动，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统治者自身的原因，所进行的雕版印刷也被赋予了较明显的政治意义与宗教色彩，为其统治思想的信息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关注焦点不仅是曹元忠统治时期雕版印刷与文化的彼此关系，而尤其是建立在成熟雕版印刷基础之上的印后工艺，对研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雕版印刷的历史发展，这显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极好例证。

注释：
[1] 荣新江：“敦煌历史上的曹元忠时代”，《敦煌研究》，2006.6， 第92-93 页。
[2]（ 明）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 北京，1958， 第60 页。
[3]（ 唐） 冯贽：《云仙杂记》，中华书局，北京，1985，第37 页。
4] 罗树宝：《中国古代图书印刷史》，岳麓书社，长沙，2008，第63 页，曹氏归义军政权统治。
[5] 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0，第30 页。
[6] 范军：“盂兰盆节的宗教源流”，《华侨大学学报》，2006.3， 第70-73 页。
[7] 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1991， 第959-961 页，第964 页。
[8] 张广达、荣新江：“十世纪于阗国的天寿年号及其相关问题”，余太山编：《欧亚学刊》第1辑， 中华书局， 北京，1999，第181-192页。